桐鄉書院

據《桐城縣誌》和《桐鄉書院志》載，桐鄉書院建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里人文聚奎、戴鈞衡、程恩綬為教化桑梓，謀設書院，呈知縣陳元中複核建修。捐得大錢9000串零9820文，購置田產十數處，建房舍五重，設“朝陽樓”、“漱芳精舍”、“講堂”、“內堂”、“後堂”、“課堂”、“倉房”、“帳房”等，闢“曠懷園”，廣植異樹奇葩。 ^[1]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鄉書院開課後，羣賢聚首，學子鹹集。清桐城派學者方東樹有詩讚之：“膠庠(炎欠)起漢桐鄉，淳樸山川自一方。峻宇遙峯通一氣，秋陽螟色暖周堂。今來偶共壺觴聚，後會難憑筋力強。信識斯人多俊傑，不因興沒待文王。”

桐鄉書院宗旨為振文風，廣教化，“館同集雅，風雲開科第之基”。桐鄉書院創辦未及3年，成績卓著，縣試，府試，首卷均為該書院弟子所得，頗負盛名。

咸豐三年(1853年)書院遭兵災。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買程姓屋宇，改建為書院，課士一如既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為“公立桐鄉高等小學堂”。

民國元年後，改名為“桐城縣立第三高等小學”。現為孔鎮學校。

桐鄉書院分朝陽樓、瀨芳精舍、講堂、內堂、後堂、課堂、倉房、帳房等部分，另闢有“曠懷園”，廣植異樹奇葩。書院大門兩邊，有浮雕石鼓及石獅，門上嵌戴均衡書“桐鄉書院”石匾額。

桐鄉書院因年代久遠，主要建築今僅存“朝陽樓”一座，東西朝向，高8米，長12米，寬7米，系磚木結構，兩坡頂，上下各三開間，樓層木枋，飾花卉木雕，東西走廊設木欄杆，典雅大方，為課士抒懷之所。

《桐鄉書院記》碑，在孔城鎮中街產。

碑橫條形，長1.6米，寬0.45米，厚0.08米，青潤石質。直書38行，全文為423字。楷書陰刻，工整嚴謹，字跡清晰，碑文完整，為道光乙未(1835)翰林院編修、通政大夫羅惇衍撰文，記述書院教化育才的功績，稱讚鄉賢達興學的風尚。

該碑對研究“桐鄉書院”及桐城學風均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桐鄉書院現為桐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曩歲丁未，予督學安徽桐城，訓導馬國賓以新刊《桐鄉書院課藝》進閲。其文雅正有法，觀其序例，知訓導所以教士者，務根柢而崇正學，欣然譽之。既復以《桐鄉書院志》進請為之記，諾之，而未暇以為，庚戌春，門下士戴生鈞衡來都，復以為請。生即創建桐鄉書院人也。公餘閲志。

桐鄉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煙火數萬家；而其人乃能好義興學，崇禮道，培風化。任其事者，矢以實心；不數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觀，如是鄉校之有益於人才，非明驗哉!今天下府州廳縣，蓋莫不有書院矣，課士者，但以時文、帖體、詩賦，而以經史課者百不二三見焉。課經史者，又第蒐羅箋註，否藏人物，求能與諸生講明聖賢之道，考鏡治亂之本，實踐返已之修，以務成明體達用之學，則千不二三聞焉。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傳諸先生，流風未遠，今又得賢訓導為主師，宜乎其教士與!士之所以學者，與世俗異也。吾又觀志載：戴生擇山長，祀鄉賢，課經，藏書四議。知生務正學，自勉以勉鄉人者，與訓導意合。予猶恐知此義者，獨訓導與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遊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從而慕悦之也，乃為言以張之，書授戴生歸，語訓導，堅持此意，以導斯鄉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順德羅惇衍記。

戴鈞衡（1814?1855），字存莊，號蓉洲。安徽桐城人。幼年聰穎嗜學，稍長，泛讀百家，撰文賦詩，頗顯才氣。“予年二十，學古文，愛鄉先生耕南劉氏作，揣摩私效。”（《味經山館文鈔?自序》）年二十三，結交許吾田，攻考證學，務為匯古數典之文。其時，自編的《蓉州初稿》，刻印傳贈，以致毛生甫生，梅曾亮，姚瑩等人，驚為異才。年二十七，從遊邑人方植之先生，“始知所作皆非”。（《味經山館文鈔?自序》）於是以鄉先輩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為宗，“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

道光二十九年（1849），赴南京參加鄉試，中舉。次年及咸豐二年（1852），先後兩次入都，參加會試不第。其間結識了曾國藩、邵懿辰、魯一同、楊彝珍、吳敏樹等名流，並得到他們的指教和賞識，深得作文要領，成為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之一。太平軍攻克桐城後，避居臨淮，抑鬱得疾，嘔血而卒，時年四十有三。曾國藩念其故舊，“送戴存莊之侄銀五十兩，為存莊葬事之用。”《曾國藩全集日記》並親題墓碑，文曰“大清舉人戴君存莊之墓。”

戴鈞衡雖然年僅四十多歲就去世，但留下的作品很能體現出他的創作思想，顯示其文學價值。他關愛民生，倡捐助學，募賑災民，體現出桐城派作家體察民情，瞭解民意，為民分憂，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鈞衡自幼讀書，不甘為無用之學。每以人心世道為憂，寂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縣利弊，有所見聞，輒作文以言得失。父師恐遭時忌，輒命取稿焚之。及入都，私懷欲言者，更非一事。既念事無難易，得人則成。國無安危，得人則治。”（《味經山館文鈔》卷三《上羅椒生先生書》）諍諍之言，令人感動。他關心教育，頗有心得，除在桐鄉書院廣為施教外，也向羅椒生進言己見。他告誡友人：“每至一省預飭各教官詳察諸生平日學行，賢者，加考語，不肖者，條劣跡以聞，臨試時訪聞屬實，分別獎勵、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與考語劣跡不實者，即行參罷擾貢。拔貢一以採訪品學為先，不以時文小楷為尚。”（《同上》）只有做到因材選用，才能讓那些“登仕版者，無不先留心於經世之學矣！”

（《同上》）才能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

戴鈞衡飽讀桐城派大家方苞、劉大?、姚鼐等人作品，且長時間師事方東樹，繼承並弘揚桐城派文學創作思想，受到時人的讚賞和後人的肯定。曾國藩評價他説：“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後進，義無所讓也。”（《歐陽生文集序》）近人劉聲木評價他：“師事方東樹最久，受古文法，鋭志文學，精力絕人，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詩文經學，卓然可表見於世，猶自謂其文理不能徵諸實，神不能運於空，氣不能渾於內，味不能餘於外，自以生方苞、劉大?、姚鼐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清史列傳》本傳謂其：“所為文，以才氣勝。其始尚才華，繼好倫理及事之有關實用者。後遭喪亂，益喜為感時論事，表彰忠義節烈之文。”張舜徽先生則稱：“鈞衡之才之學，不逮方、姚，又遠甚。其文辭亦氣弱不能自振。雖欲從方東樹之後，以衞道自任，亦何足以肩斯文之重，徒衍為空論而已。”（《清人文集別錄?味經山館文鈔》），由於他在世的時間短，創作經歷和生活閲歷不夠豐富，散文創作上的貢獻肯定無法與方、姚大家比肩，但他留下了許多作品，且很有史料、文學價值，他在桐城派發展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著有《味經山館文鈔》四卷、《味經山館文續鈔》三卷、《味經山館詩鈔》六卷、《味經山館計續鈔》四卷、《公車日記》二卷、《尺牘》二卷、《書法補商》一七卷、《書傳纂疑》六卷等。

此外，戴鈞衡為保存桐城派大家作品，光大桐城派在文壇上的影響，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戴名世被殺，清廷文網嚴密的情況下，蒐集戴名世散佚作品，彙編成《潛虛先生文集》，為後人研究戴名世及桐城派提供了珍貴的傳世資料。他還會同蘇?元重訂《望溪文集》，與桐城派重要作家方宗誠共同選編《桐城文錄》，與邑友文漢光選編《古桐鄉詩選》。通過他的努力，使許多珍貴的先賢作品得以存世流傳，後來刊刻成集。這些既體現了他對桐城派先輩作家創立的文論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也反映了他對鄉賢文獻作品的保存傳世所作的努力和貢獻。

清道光年間，桐城的東鄉、南鄉、西鄉相繼建立書院。道光二十年（1840），孔城當地諸生文聚奎、戴鈞衡、程恩綬等人積極奔走，倡儀籌建書院。因孔城漢屬桐鄉而稱書院為桐鄉書院。籌建之初，推舉廩生十數人任董事，籌得資金大錢9000串零9820文，構建房屋5幢，購買田產十數處。有識之事，對創辦桐鄉書院傾力支持，解囊相助，當時北鄉人吳祜臣就是典型代表，“里人議建桐鄉書院，君之尊甫捐錢三十萬，君以為歉，固請加十萬焉。”（《味經山館文鈔》卷四）道光二十一年秋，正式招生開課。書院的辦學宗旨為振文風、廣教化，“館同集雅，風雲開科第之基。”書院的日常事務由數名董事負責管理。書院的教學內容主要為四書五經、詩詞律賦和人倫綱常。

書院制度嚴密，程序井然，賞罰分明，措施有力。用大課、小課、散題課等辦法檢測教學效果，評定學生成績，分出高、低、優劣等次。書院規定每年大課兩次（春秋各一次），春課定於農曆2月15日，秋課定於農曆9月15日。一般情況是在開課前半個月，由書院董事稟請縣令親臨察視，或提請縣令開課前二日發題紙封固加印，屆時當堂拆封。考試內容有明確規定，即四書文一篇，試貼詩一首，律賦一首，經解一首。童生、生監文場各別。參加考試的每人給茶點兩道。交卷時，每名生童發席資七折銀一錢。董事在書院門外張貼成績揭曉日期，生童可以按時到書院查閲課卷，知曉等次。試卷由專人評閲，閲完後，由縣令或有名望的鄉賢甄定甲、乙。對那些成績優異者，獎勵16000文錢，超等生監和童生成績前10名者所作詩文，由書院彙編刊刻。

書院內考試除大課之外，還設小課和散題課。小課次數多寡不定，其試卷請縣學老師，或鄉中賢達評定等次，對優異者的獎賞依照大課標準減半。散題課除農曆正月、臘月及有春秋大課三個月外，每月舉行一次。由於地廣道遠，交通不便，生童難以月月集中應試，書院即採取靈活辦法，設點分散考試，每月初一命題，分送各路聚所（通常20裏設一聚所作為臨時考點，一般多設在清靜的禪林中），每月25日集中收閲。成績位居前列者，獎給紙筆，屢居前列者，在大課時另提面試，確是真才，從重獎賞。每逢鄉試之年，停小課，增設決科一名。決科開考前一日，生監各自到書院報名，第二天清晨進院應試。試題預先請縣令擬定，採用“彌封”、“坐號”、“浮票”等措施嚴加管理，試日當堂開拆，以防舞弊現象出現。考試內容與大小課同。考試完畢，試卷密封送請縣令甄別甲、乙，或請鄉中賢達來書院評定等次。成績前10名者發給獎金：第一名獎紋銀1兩；二、三名獎紋銀8錢；四、五名獎紋銀6錢；六至十名各獎紋銀4錢。書院開課結束，諸生自行散去。願意住院肄業者，須自備膏火。若生員在課考中3次超等，童生3次進前10名的，每月補貼膏火紋銀5錢，以資獎勵。書院還規定，生監參加鄉試，補助試資，每人每科最多資助30000文。3年一次鄉試，其間書院大課5次，凡未能完全參加書院大課的，按缺課次數扣減。所有資助款額，由董事親赴金陵發給參加考試的生監。如遇恩科之年，補助試資多寡，視書院當年經費收入情況而定。

桐鄉書院創辦不到三年，生徒廣泛，成績卓著，盛名遠播。至道光三十年，戴鈞衡等人為彰顯書院事功，在京城請通政大夫羅衍撰寫《桐鄉書院記》，文曰：曩歲丁未，予督學安徽桐城，訓導馬國賓以新刊《桐鄉書院課藝》進。閲其文，雅正有法，觀其序例，知訓導所以教士者，務根祗而崇正學，欣然譽之。既復以《桐鄉書院志》進，請為之記，諾之而未暇以為。庚戍春，門下士戴生鈞衡來都，復以為請。生即創建桐鄉書院人也。公餘閲志，知桐鄉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煙火數萬家，而其人乃能好義興學，崇禮道，培風化。任其事者，矢以實心，不數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觀，如是鄉校之有益於人才，非明驗哉！今天下府、州、廳、縣，蓋莫不有書院矣，課士者，但以時文帖體詩賦，而以經史課者，百不二、三見焉。課經史者，又第蒐羅箋註，否臧人物，求能與諸生講明聖賢之道，考鏡治亂之本，實踐返己之修，以務成明體達用之學，則千不二、三聞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傳諸先生流風未遠，今又得賢訓導為之師，宜乎其教士。與士之所以學者，與世俗異也。吾又觀志載，戴生《擇山長》、《祀鄉賢》、《課經》、《藏書》四議，知生務正學自勉以勉鄉人者，與訓導意合。予猶恐知此義者，獨訓導與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遊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從而慕悦之也。乃為言以張之。書授戴生，歸語訓導，堅持此意，以導斯鄉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順德羅衍記

從碑記文中可以看出，羅衍對桐城的文化教育十分了解，同時，對桐鄉書院也寄予厚望。此後若干年，桐鄉書院為縣北及周邊地區培養了許多人才，在當時盛名遠播。咸豐三年（1853），遭兵燹，書院被破壞。同治六年（1867），里人買程姓屋宇，改作書院，課士如先前一樣。隨着新學的興起，在科舉制度廢除的次年，即光緒三十二年（1906）桐鄉書院被改建為公立桐鄉高等小學堂。桐鄉書院有數十年的辦學歷程，培養了一大批鄉里才俊，在桐城教育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如今，尚存桐鄉書院朝陽樓匾額及《桐鄉書院記》碑刻。桐鄉書院朝陽樓已被公佈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桐鄉書院創辦後，為了確保辦學質量，明確辦學思路，戴鈞衡撰寫了《桐鄉書院四議》，從擇山長、祀鄉賢、課經學、藏書籍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充分闡述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宗旨。

戴鈞衡認為書院中選擇稱職的人士任山長至關重要。山長對於書院教育來説乃是重中之重，選擇什麼樣的人任山長選擇山長的標準是什麼？他在文中都作了詳細論述。他肯定書院工作必由山長負責，由來已久，“山長之名，始於宋，及元時，與學正、教諭並列，為官選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味經山館文鈔》卷二《論議》）。近世雖然有所改變，但仍由官府或大吏推薦，其弊端是“往往終歲弗得見。”

這與眾人擇師和書院管理的要求相悖。因為百姓“為子弟延師，必將使朝夕與居，親承講畫，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資效法，而顧令遠隔數百里不相聞問，以是為教。”（《同上》）定在一個書院之中，必須有山長來統攬全局工作。他説：“竊謂山長必不可無”，山長人選“尤不可忽”（《同上》）因為人們為童子選擇老師，都要“審其學行可宗與否”，何況書院之重，“士類之繁，將合數百十人奉為榘範，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眾而懾世，則人豈樂從之遊？”（《同上》）因此，他在桐鄉書院新議章程中明確規定：“山長由董事及諸生議，請經明行修，老成碩德之士”擔任，山長由共議產生，體現民意，這樣才能“有裨於世。”

戴鈞衡在創辦桐鄉書院之初，對書院中崇祀禮儀活動進行了認真思慮，對拜祀場地、內容和對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説：“古者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餘各學，亦四時有釋奠先師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將使來學者，景仰先型，欽慕夙徽，以砥礪觀摩而成德，而亦使有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於其間。”（《同上》）那時全國各地郡州縣，都建有書院，且都開展崇祀之典。大的祭祀活動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小的祭祀活動，大多以祭祀當地先賢。因此戴鈞衡認為孔子大聖，朝廷已經在學宮中祀之，各地書院可以免之。可以“就其地奉大賢以為之主，其餘以次從列。”山長在春秋時節擇日，率諸生行祭。

他歷數桐城的先賢，認為可列入書院祀之者，一一枚舉。“吾鄉唐宋以前，儒者罕見。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國朝，講正學，敦實行者，凡數十輩，其尤著者數人，曰何省齋先生（何唐，正德十六年進士），桐鄉知學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同上》）因為他們在當時影響極大，像方明善先生，講學四方，賴以成學者眾多。方望溪先生學行篤實純粹，惜抱先生生當乾隆，“海內考證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義，先生獨卓識不為所惑，折衷論斷，一歸和平，數先生者，名在當時，功垂奕?，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同上》）祀鄉賢的目的，戴鈞衡闡述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正世俗”，廣教化，育民智。

戴鈞衡一生對經學有其獨到見解和認識。他認為“治經者，格物窮理之大端也。”所以説“道術、政事、文藝皆必由治經而入。”（《同上》）為了強調治經對人修身養性的作用，他舉了非常生動的例子，“陸行者，資乎車。水行者，資乎舟。然而水陸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處，苟茫無定向。第飄搖轉徙於天地之間，而靡所歸止，則舟、車徒為苦人之具。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經之舟車也。治經而不求得聖人之心，亦何異飄搖、轉徙於天地哉！雖然舟車不具，無以行也，治經者，舍訓詁、章句、名物、典章，亦無由以入。”（《同上》）他認為治經學見效慢，而為了應付科舉考試，治經學的人就越來越少。他説“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久而久之，“師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學。”（《同上》）戴鈞衡認為經學重師承，“稽之漢代，《詩》、《書》、《易》、《禮》、《春秋》，各有專家，或屢世為之，其學始顯。”當今之時，“習科舉者輕之不求”。

為了在書院扭轉不治經學、輕視經學的現象，他提出了自己的措施，“今與諸生約，人各專治一經，以歲時會課書院山長髮問，每經舉數事，各就其所能言以對，對一事者，獎若干。數事倍之。通全經者，歲給膏火常全。通二經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他相信，通過這一舉措，“十年之內，天才優者，必能舉數經，中才必能通一、二。”（《同上》）古人以為“通一經而終身用之有餘，”書院中諸生通過課治經學，每人掌握一經，實現“學與行合，”功莫大也。

戴鈞衡認為辦好書院，豐富藏書十分重要，對那些貧寒之士來説尤為迫切。他説如今書籍浩若煙海，學者如果“欲以一人一家盡得古今之典冊，勢與力必有不能。即令得之，亦必不能盡讀，即令盡讀，而泛而無統。久之，遂汩沒其性靈，而於道義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同上》）這就象“農夫之殖五穀也，將以為食而養生；紅女之務蠶絲也，將以為衣而暖體。今五穀、蠶絲之不務，而惟蔬菜刺繡之是急焉，豈所以養生暖體之道哉！”（《同上》）他對當時有錢者吝嗇而不購書，無錢者想讀書，苦於無力購買的現象頗有微辭。他認為大都學者，學習中要購的必備之書有數十種，購買齊全要花數百金之多，“有力者，吝而弗求，無力者求而弗得。以故鄉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貧不能聚書，而世家之有書者，子弟多蓄而不觀，而又弗肯以公於寒士。”（《同上》）這些都是造成天下讀書人稀少的主要原因。

他對乾隆初年頒詔書給各郡縣學宮，讓貧寒之士，無力購書者，就近到學宮觀錄的做法大加讚賞，“竊欲取此舉奉行之於書院之中”，這裏明確表示要在桐鄉書院實行此善舉。他還歷數歷朝歷代書院之所以揚名久遠，並聲名不絕，主要原因應歸功於藏書眾多，而招致廣泛影響，“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他對近世創辦書院，不謀藏書於其中的做法，大加批評，以期有識之士在創辦書院中，重視藏書的作用，解決貧寒之士求書、讀書的困難。

戴鈞衡提出一整套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宗旨，並在桐鄉書院教學過程中推而廣之，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許多桐城學者或桐城派作家在各地書院講學中，或多或少受其影響，為其他書院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這也從另一外一個側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熱心教育，關注民瘼，為清代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建言獻策，值得深思和研究，也應引起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關注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