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溪寺

桐溪寺(5張)

桐溪寺始建於公元791年（貞元7年） 。據《五燈會元》 卷五記載， 屬禪宗青原系下二世。振郎禪師五十來歲進了古長沙城，法眼最終鎖定伏龍山。山後桐林茂密、山前流水潺潺、山青水秀、鳥鳴谷應、環境清幽而雅緻，是不可多得的修行寶地。振郎禪師身先士卒，率眾搬基石、伐木材、一磚―瓦磊築起桐溪寺的前身興國寺，堪稱唐代名剎。

因唐武宗會昌法難，寺毀。然而，祖師們對桐溪寺的感情依然牢固不破，恢復桐溪寺重振宗風的願力有增無減。一直到宋代，機緣才得以成熟，寺得以復建，重現當年瑞光，更名為伏龍庵。

明末，寺又毀於戰火。時至清代，天巖應適這位大德禪師，為光大禪門接引之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慈悲濟世，使沉寂的十方信眾又信心大增，募緣頗豐。應適禪師親自領眾收拾廢墟，重建寺院，重塑佛像金身，且正式將寺名更名叫桐溪寺。終於使本寺名副其實與伏龍山神妙的人文地理景觀相輝映。清同治十三年,曾國藩遷葬於寺後,並建大型石墓。文正公的到來,為桐溪寺的文化底藴帶來了莫大助緣。

文革期間，寺又毀。2005年，現任桐溪寺住持釋容禪法師，偶然間讀到一本長沙市佛教志，記載了桐溪寺的歷史淵源。當容禪法師尋路而去時，發現寺院已經早已不復存在，只留下寺門前的兩棵百年羅漢松和一棵白果樹。容禪法師在羅漢松下發願：今生一定要完成修復桐溪寺的歷史使命。2005年，從租用當地農民民宅開始，在越來越多信眾的幫扶下，桐溪寺的復建工作得以開展起來。恰逢湘江新區大王山旅遊度假區大發展的歷史機遇，桐溪寺的復建也迎來了新的春天，寺廟新大殿和其它建築已經在原址上破土動工。

桐溪寺正在迎來千年歷史上的第三次復建，新建後的桐溪寺延續唐代建築風格，沿中軸線左右對稱,建築間用遊廊連接。建築結構形式均為木結構體系，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藏經閣、鐘樓、鼓樓、配殿、遊廊、客堂等。

重建之後的桐溪寺將成為湘軍文化園的一部分。湘軍文化園由湘軍文化廣場、桐溪寺、曾國藩墓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總佔地面積約150畝。廣場以抽象藝術表現手法，展現一代湘軍“大將籌邊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的鐵血戰功和收復新疆的風發意氣。桐溪寺，作為與湘軍創建者曾國藩有着深遠淵源的古寺，也將隨着這一段塵封歷史的重啓，而復香火鼎盛。

2015年清明，桐溪寺住持釋容禪法師和湖南桐溪基金會(籌)攜十方信眾，與雙峯縣政府、曾國藩故居管委會、曾國藩研究會、曾氏宗族代表等，來到桐溪寺後山的曾國藩墓前祭拜。

在桐溪別院，社會各界學者專家的會談交流中，大家一致認為雙峯荷葉塘是曾國藩戎馬一生的起點，桐溪寺是曾國藩人生的終點，通過起始兩點聯動、共同推進曾國藩文化傳播是一件極大的好事。

振朗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和尚道：“問取露柱。”振朗禪師道：“振朗不會。” 石頭和尚道：“我更不會。”

振朗禪師沉吟了一會兒，突然省悟。祖師西來傳法的目的，就是要人明白自己的心性，此心性無形無相，不可言説。動念即乖，開口即錯。會與不會，全沒交涉。與不會沒交涉，似乎可以理解，為什麼與會也沒交涉？振朗未見石頭前，正是死於此地；石頭和尚一句“我更不會”卻將他救過來了，亦在此地。

振朗禪師悟道後,即回長沙興建了興國寺(桐溪寺的前身)住山接眾。

石頭希遷禪師 （700～790），唐代禪宗大師。先投禪宗六祖惠能門下，受度為沙彌。後依於六祖門下青原行思。禪宗五家，其中曹洞、雲門和法眼三家，在傳承上都淵源於希遷。曹洞禪後傳入日本，迄今傳習不衰。法眼的再傳也曾繁衍於高麗。對於國內外的禪學界，希遷的禪學思想的影響深遠。

曾國藩早年行事手段單一、風格強硬、一往無前。在經歷了回湘守孝“大悔大悟”的兩年之後，他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他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最終他成為“內聖外王”的一代儒宗。

在這“大悔大悟”的兩年中，曾國藩結識了桐溪寺當時的住持寶月老和尚，經常一同暢談佛法人生，得到了佛法的開釋。正是這份殊勝因緣，曾國藩看中了桐溪寺後山這塊福地，最終葬於寺後。文正公的到來，也為桐溪寺的文化底藴帶來了莫大助緣。

回顧桐溪寺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禪宗祖師們的艱苦創業史，也是一部禪宗祖師們的勵精圖治史，更是一部菩薩修六度萬行的修行史。而今時，桐溪寺也正迎來新一輪的復建和發展，為了記錄這一段重要的歷史，由湖南立方國基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發起的《桐溪寺》紀錄片拍攝工作正在進行中。項目將歷時三年，記錄桐溪寺的復建過程，以及此時期所在的大王山旅遊度假區的發展和變化。

據清光緒《善化縣誌》記載：與桐溪寺鄰近的譚家衝，建有護國塔院，“寺田三百六十畝，田山塘壩無間”。民國期間，桐溪專屬“長沙八大叢林”之一，山門上書“興國寺”三字，其門聯雲：

興國家風古；伏龍祖道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由於土地制度的改革，寺院經濟不存，僧徒星散，寺宇逐漸廢而不存，今僅留下兩株羅漢松和兩株白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