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漁鼓

具有悠久歷史的桂林，隨着秦始皇開鑿靈渠溝通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以來，中原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民間文化，桂林漁鼓就是其中的代表。宋代曾在桂林任通判的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平南樂》中記載了當地人能歌愛樂的情景：“廣西諸郡人多能合樂，城郊村落，祭祀婚嫁、喪葬，無一不用樂，雖耕田亦必口樂相之，蓋日聞鼓笛聲也。”這裏描寫的彷彿就是桂林人唱桂林漁鼓的情景。 ^[2] 

源於古代的敍事講唱道情的桂林漁鼓以伴奏樂器“漁鼓”而得名 ，是鼓曲類道情分類曲種，是廣西代表性曲藝形式之一。但漁鼓在桂林真正走進千家萬户也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桂林漁鼓的敍事講唱道情表演形式受湖南漁鼓影響頗深。明末清初、民國期間都有湖南的漁鼓藝人在桂林傳唱漁鼓，並落户桂林，開了桂林漁鼓的先河。此後，桂林的市井坊間鄉村瑤寨都有漁鼓的鼓聲盪漾。據説在清末民初，一些堂館請民間藝人開本唱書，一個故事連唱幾天，聽眾不但未減，反而越來越多，有的人聽後回家自制漁鼓，在家中自打自唱，自娛自樂。 ^[2] 

20世紀30年代，在桂林市場、碼頭這些熱鬧的地方都會看見漁鼓藝人手拍漁鼓演唱，當時的曲調比較單一，但內容很吸引人，一個曲本唱上數月，聽眾也會百聽不厭，聽久了那簡單的曲調都能哼上幾句。在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負有盛名的桂林盲藝人王仁和向已落户桂林的原湖南祁陽的漁鼓藝人和桂林興安的漁鼓老藝人學習漁鼓，在掌握了桂林漁鼓的基本曲式唱腔的基礎又上發揮自身的藝術素養把這門藝術的潛質充分的進行挖掘，形成了桂林漁鼓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説唱藝術風格。他經過多年探索在繼承漁鼓音樂的基礎上廣為吸收當地民間藝術的元素又創造了南北路板式變化體，北路表現明朗、歡快、高亢、激昂的情緒，旋律多在1 6 5 3間迴轉，南路則表現憂鬱、低沉、思索、悲憤之情，旋律多在3 2 6 5間迴旋。1953年初，王仁和創作和演唱了桂林漁鼓現代曲目《王老頭子學文化》，後來他又創作演唱了榮獲廣州軍區文藝匯演五項大獎《水上抓匪》等曲目，使桂林漁鼓名動四方。逐漸流傳到桂北、桂中、桂東各地，展現出特有的丰姿。 ^[2]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在桂北地區，桂林漁鼓深受老百姓歡迎，年輕人結婚、老人過壽或者老人過世辦喪等場合，都會請漁鼓藝人來唱漁鼓。桂北的許多村落都有廟會，在傳統廟會上，也會請漁鼓藝人來表演。20世紀80年代，還有人在全州縣東山瑤族鄉錦榮村吊水井屯，收集到李邱田於清光緒三十三年保存的漁鼓唱詞木刻本《三姑記》。 ^[3] 

桂林漁鼓的演唱形式有兩種：一是“打單筒”，即一人左手抱漁鼓，右手擊鼓自打自唱；二是帶伴奏、伴唱形式，有二人組、三人組、五至七八人甚至十餘人不等的組合。二人組是演唱兼奏主胡，另一人司鼓。三人組的演唱者兼奏主胡，另有司鼓及配胡。 ^[4] 

桂林漁鼓以説唱為主，表演為輔。最早是一個演員左手抱漁鼓，並用左手指夾竹板擊竹筒，右手用三個手指擊鼓，坐着邊打漁鼓邊唱，無伴奏。後來發展到二、四、六、八個演員。演員一般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講述（唱）故事，通過生動的情節，形象的語言，刻劃人物，表現主題，感染和教育羣眾。有時，為了增強演唱的藝術效果，演員在敍述故事情節的過程中，可以臨時充當某一角色，模仿某一人物的語言、情態和動作，以某一人物的身份插白和演唱。這樣，就形成了敍述、代言相結合和“一人多角”的特點。 ^[5] 

一篇桂林漁鼓，分開頭、正文和煞尾三個部分。 ^[5] 

開頭，一般都是四句詩或者民歌。開頭一般都能概括全篇，單刀直人，直接點題，同時還要能喚起聽眾韻注意。正文，緊接在開場詩之後，它要開展矛盾和衝突，敍述故事情節，刻劃人物，表現主題。因此，正文往往直接落墨在故事主人公的身上。正文部份一般都線索清楚，繁簡得體，中心突出，層次分明，波瀾起伏。在故事情節展開之後，矛盾和衝突解決之後，結構急轉直下，桂林漁鼓便進入煞尾部分。煞尾常有“這正是”“這真是”之類的詞語作標誌，接着，用四句詩或者民歌結束。煞尾要對所演的故事下斷語，要求前後呼應，乾淨利索，飽滿有力，給聽眾一種回味無窮的藝術感染。 ^[5] 

漁鼓伴奏的主要樂器是漁鼓，漁鼓是由直徑約11釐米、長約66.5釐米的楠竹製成，鼓面可蒙上蛇皮、蛙皮或豬板油皮，另配以簡板、二胡、中胡、月琴、中阮、三絃、笛子、碟子、酒杯等。 ^[4] 

在現存收集到的桂林漁鼓中長篇曲本中，作品的題材多取自古代傳奇故事，如《水滸傳》《隋唐傳》《天寶圖》《藍絲帶》《玉帶記》《薛仁貴徵東》《武松打虎》《彭玉林私訪廣東》《萬花樓》《五虎鬧東京》《賣水記》等作品。有的頌揚了古代官員為官清正、為民除惡的神采，有的表達了勞動人民崇尚忠貞的愛情觀，有的則歌頌了敢於與官府作鬥爭的草根英雄。即興演唱的曲目更多的是反映勞作、生活的作品，如《十二月比古》《十二月花》等。 ^[4]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電視、電影以及新媒體和流行文化逐漸受年輕人熱捧，桂林漁鼓這樣的傳統曲藝受到一定的衝擊，急需保護和傳承。 ^[3] 

為了保護傳承桂林漁鼓，20世紀80年代初期，桂林市羣眾藝術館、桂林的民間文藝家就着手蒐集、整理、研究桂林的地方傳統藝術，出版了《桂林漁鼓傳統曲目、優秀作品集》。書中精選桂林漁鼓傳統經典曲目長篇3部，中篇4部，原創優秀作品12部，基本涵蓋和代表了桂林漁鼓藝術的最高水平。 ^[2] 

2015年，桂林市羣眾藝術館桂林漁鼓山歌傳承基地成立，彭承紅和她的老年藝術團部分成員受邀來到基地，成立了天天唱桂林漁鼓藝術團。從那時候起，每週二到週六的晚上8點到10點，不論颳風下雨、春夏秋冬，彭承紅和她的團隊成員，這些已生華髮的戲曲愛好者都堅持在桂湖邊演出桂林漁鼓。至2019年，已經表演了1000多場，成為了桂湖邊的一道流動文化景觀。 ^[3]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桂林市羣眾藝術館獲得“桂林漁鼓”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6]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桂林漁鼓項目保護單位桂林市羣眾藝術館評估合格。 ^[9] 

李蔚琛，1941年10月生於桂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桂林漁鼓代表性傳承人。1960年，成為桂林市歌舞劇團唯一的抒情女高音。她酷愛民族音樂，擅長演唱民歌，曾得著名歌唱家郭蘭英的親自點撥，使她的藝術才能更為長進。1961年，調文場戲曲訓練班，曾系統地學習過桂北曲藝各曲種知識。她的《王仁和與桂林漁鼓》等數篇論文在全國及區級有關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和獲獎。她是桂林市曲藝家協會會員、廣西曲協會員。 ^[4] 

何紅玉，女，廣西荔浦縣人，拜盲藝人王仁和為師，學唱文場、漁鼓、大鼓。此外，還從事編導、研究工作。1958年師從王仁和，演唱漁鼓曲目《紅色白衣戰士》在廣西羣眾文藝會演獲優秀節目獎。 ^[4] 

彭承紅，，女，1965年開始學習桂林漁鼓，熟悉各路漁鼓唱腔。而後又師從何紅玉、李蔚琛老師深化學習。2013年12月被桂林市文化局列為桂林漁鼓代表傳承人。 ^[4] 

2010年，桂林漁鼓被列入《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7] 

2014年，桂林漁鼓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8] 

桂林漁鼓從形成至今，積澱了非常豐厚的文化內涵，有着不可低估的價值。桂林漁鼓是桂林傳統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多地域文化融合的“活化石”，從其中折射出古代社會生活的人生百態，對研究廣西的生活史、曲藝史等很有借鑑意義。 ^[2] 

桂林漁鼓是廣西代表性民間曲藝形式之一，它吸取了湖北道情、祁陽漁鼓、全州漁鼓的音樂元素，又獨具自身風格，曲目的內容有厚重的文化底藴，豐富了廣西曲藝歷史、民間藝術史、音樂史。同時，桂林漁鼓作為珠江流域、長江流域民間曲藝的結晶，記錄和印證着中原文化、楚文化與駱越文化之間的相互傳播、撞擊和交融的歷史。在桂林流傳着一句俗話：打漁鼓，唱道情。把桂林漁鼓對其他民間音樂的吸收、借鑑特色作了生動的表達。桂林漁鼓在發展過程中，除融入、吸收了本地民歌以及説唱、戲曲音樂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源頭與楚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傳承譜系則反映出這門民間藝術的流變結果。描繪出桂林人兼收幷蓄的文化特質。另外，桂林漁鼓的曲詞生動形象，有着較高的文學價值，具有深厚的社會、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2] 

1956年夏天，出生於桂林荔浦的藝術教育家滿謙子創作的桂林漁鼓《農業社真正強》在“全國第一屆音樂周”會演中奪得創作一等獎。 ^[4] 

2017年，桂林漁鼓傳承基地攜曲目《雷鋒送錢》參加全國第三屆“和平杯”曲藝票友邀請賽，榮獲“雙十佳票友節目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