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

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作品《靜靜的頓河》中的主人公。

葛利高裏·麥列霍夫是一個十分複雜而又很有個性的人物，他在動盪的歷史年代走着一條獨特、坎坷的人生道路。 葛利高裏原是個熱情、英俊、勇敢、勤勞的哥薩克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應徵入伍，在沙皇軍隊裏，他看不慣軍官的飛揚跋扈，看不慣兵痞的姦淫擄掠。他在作戰中第一次砍死奧地利士兵的時候，內心十分痛苦，他對人們在戰爭中互相殘殺，感到憤恨。革命士兵賈蘭沙向他尖鋭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的荒謬和專制政體的腐敗，更使他“對沙皇、祖國和他的哥薩克軍人天職的全部概念”一下子“化為飛灰”。然而，從前線回到家鄉養傷以後，葛利高裏作為韃靼村“第一個得到十字勳章的人”，處處受到人們的諂媚和尊敬，這些落後的哥薩克意識“漸漸地把賈蘭沙在他心裏種下的真理的種子給毀滅掉了”。於是，他又以“一個出色的哥薩克的身分重新回到前線”。這以後，“葛利高裏牢牢地保持着哥薩克的光榮，一得到機會就表現出忘我的精神，瘋狂的冒險”。他連連立功受獎，由一個普通士兵晉升為少尉排長。

十月革命的時候，政治上幼稚的葛利高裏沒有積極站在蘇維埃政權一邊，而是接受資產階級自治派的影響，擁護哥薩克脱離俄國而獨立，成了一個“在草原上的大風雪裏迷了路”的人。不久，葛利高裏結識了頓河地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波得捷爾珂夫，經過短短的動搖之後，從前的真理又在他心裏佔了上風。葛利高裏參加紅軍，擔任連長，英勇地同白匪作戰。不過，葛利高裏不是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只是蘇維埃政權短暫的同路人，他對殘酷的階級鬥爭缺乏正確認識，在看到波得捷爾珂夫槍殺白軍俘虜之後，他那曾經嚮往過布爾什維克的心冷掉了，“在頓河建立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最高潮裏離開了自己的隊伍”，幻想“逃避開這整個的、沸騰着仇恨的和難以理解的世界”。

1918年春天，反革命叛亂席捲頓河流域，葛利高裏在父親和哥哥的影響下，加入叛軍隊伍，從此踏上反革命犯罪道路。在同紅軍作戰過程中，葛利高裏雙手沾滿革命者的鮮血，他“漸漸地也憎恨起布爾什維克來了”，他把布爾什維克看成“他的生活上的敵人”。但葛利高裏在感情上仍然和白匪軍格格不入，在察裏津戰役失敗以後，他又“自動地離開了團隊”，回到家鄉。

紅軍佔領韃靼村的時候，葛利高裏公開咒罵蘇維埃政權“除了使哥薩克破產以外，什麼都得不到。這是莊稼佬的政權，莊稼佬才需要它”。蘇維埃政權要把他當作“危險的敵人”逮捕法辦，葛利高裏不得不倉惶潛逃。這時頓河流域又爆發第二次叛亂，葛利高裏“感覺到一種非常強烈的愉快，感覺到無比強大的力量和決心……從現在起，他的道路很清楚了，就像月亮照耀着的一條大道”。他克服以往的徘徊動搖，自覺投身到反革命狂潮中去。特別是他的哥哥彼得羅被紅軍殺死以後，葛利高裏懷着瘋狂仇恨和野蠻報復心理，殘酷殺害大批紅軍戰士。他由一個叛軍連長逐步晉升為師長，在反革命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無力自拔。他酗酒、放蕩，內心極端苦悶，幾乎到了神經錯亂的地步，他的整個精神狀態面臨着崩潰。

葛利高裏雖然是反革命的重要骨幹，但在白軍軍官眼裏，他不過是“一隻白老鴰”，“一個粗野的哥薩克”，處處受到歧視和排擠，這使他心裏很委屈。當白軍乘船向克里米亞潰逃的時候，葛利高裏像喪家犬一樣被拋棄。於是他懷着“把過去的罪過都贖過來”的心情，參加紅軍騎兵隊。他在同白軍作戰中同樣表現得很英勇，因而立功受獎，晉升為副團長。由於嚴重的“歷史問題”，葛利高裏在紅軍隊伍中也得不到信任，到了國內戰爭後期就被“徹底復員”了。 葛利高裏回到家鄉，他的妹夫、韃靼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珂曬沃依明確宣佈要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強令他到革命法庭和肅反委員會登記自首。為了逃避革命政權的懲罰，葛利高里加入了佛明匪幫。然而，國內戰爭已接近尾聲，佛明匪幫的覆滅已為時不遠，葛利高裏看清形勢，和佛明匪幫不辭而別，帶着情人阿克西妮亞遠走他鄉。半路上遇到蘇維埃徵糧隊的襲擊，阿克西妮亞被打死，葛利高裏像幽靈一樣在森林村野遊蕩，最後，懷着痛苦絕望的心情回到家鄉。

葛利高裏的徘徊動搖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個人的主觀原因。葛利高裏出身於中農家庭，就其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來説，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其政治特點是左右搖擺。葛利高裏作為一個哥薩克軍官，他的左右搖擺則以更加特殊的形式表現出來。中農的私有觀念和哥薩克軍官的特權思想，在他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之間橫着一條深溝，使他把蘇維埃政權看成異己的政權；而勞動者的樸素感情和平等意識又使他同白匪軍格格不入。他本能地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企圖尋找一條超越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道路；落後愚昧的哥薩克傳統生活習慣和中農的小生產方式造成他目光短淺，政治幼稚，使他在激烈的階級搏鬥中分不清是非善惡，他懷着哥薩克軍人的僱傭思想時而為蘇維埃政權服務，時而為反動勢力效勞。他以資產階級庸人觀點看待你死我活的階級搏鬥，把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看成毫無意義的仇殺，既無法理解革命政權對反動勢力的無情鎮壓，也厭惡反動勢力對革命戰士的野蠻摧殘，他天真地認為革命和反革命可以“和平共處”；哥薩克軍官的狂妄自信、粗野任性和冒險精神使他在動盪的年代不甘寂寞，頑固拒絕接受生活的真理，直到碰得頭破血流才肯罷休。葛利高裏的藝術形象真實地概括了哥薩克中農的本質特徵，同時又具有獨特的個性，它在特定的歷史年代和社會環境中有着深刻的典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