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亞歷山大廣場

搬運工弗蘭茨·畢勃科普夫出於嫉妒將情人伊達打成重傷不治身亡，因此被判刑4年。 4年後，弗蘭茨走出特格爾監獄，乘41路車進了柏林掀。面對喧囂、繁亂的大都市，久居囚室的他頭暈目眩、心衰力竭，對自己能否開始新的生活感到絕望。好心的猶太人幫助了他，給他以啓迪。繼之，他以強迫與伊達的姐姐發生性關係的方式，輕易地忘掉了過去，找回了自信，恢復了心理平衡。於是，他下決心；從此後，“規規矩矩”做人。在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的一個地方，他於起了賣報的差事。既賣描寫同性戀者的書刊，也賣納粹的報紙，並不介入共產黨人，法西斯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政治糾紛。新結識約女友麗娜介紹他與自己的叔叔呂德斯一起走門串户賣鞋帶。一次，弗蘭茨忍不住向呂德斯炫耀自己偶遇一性飢渴的年輕寡婦而輕易賺得20元錢的美事。失業多年、窮困潦倒的呂德斯辜負了弗蘭茨的信任，竟跑去敲詐那位年輕寡婦的錢財。這件事對弗蘭茨打擊不小，他放棄了工作，整日喝得酩酊大醉，渾渾噩噩度日。後來，鄰居格爾納夫婦因窩贓而被逮捕，這事使他有所醒悟，重新回到人羣中來。但他並沒有吸取過去的教訓產對周圍世界仍缺乏清醒的認識。

在亞歷山大廣場的一個小酒館裏，弗蘭茨認識了以普姆斯為頭子的一個盜竊團伙，並與其中一個叫賴因霍爾德的成了朋友。賴因霍爾德喜歡玩女人，但對每個女人不過一個月便厭煩了。於是他請求弗蘭茨幫助，要他每月接下被他玩厭了的女人並及時處理掉。在與第二個女人相處時，弗蘭茨便有了悔意，因為他愛那個叫茜莉的姑娘，並且認為這樣對待女人不合適。於是他想“教育”賴因霍爾德。他安慰那個被賴因霍爾德玩厭了的姑娘，向賴新結識的女人講明瞭情況並使她離去，還當着熟人麥克的面，對賴因霍爾德旁敲側擊，炫耀自己的“教育”成果。賴因霍爾德對此懷恨在心。一天夜裏，在一次盜竊活動之後，賴因霍爾德突然將被騙來的弗蘭茨從飛馳的車上推了下去，後面的追車從他身上壓過。弗蘭茨的朋友，靠拉皮條為生的赫伯特和女友愛娃把他送到醫院，截掉了一隻胳膊。弗蘭茨經過這第二次打擊，並沒有變得更明智，他對這次“事故”緘口不言。

傷愈後，他又回到亞歷山大廣場上的小酒館，放棄了“規規矩矩”做人的打算，重新幹起窩贓等犯罪勾當，認為這不是賴因霍爾德和自己的錯，而是命運使然。經愛娃介紹，他認識廠年輕的妓女米西並得到了她真摯的愛。弗蘭茨主動加入了普姆斯的團伙，要以米西的愛向賴因霍爾德顯示自己的優越。他甚至將賴因霍爾德帶回家中，藏到牀上，以便讓他親眼見識一下米西是如何熱戀他的。賴因霍爾德妒意大發，欲將米西佔為已有。後來，當他發現米西與他周旋的目的只是為弄清弗蘭茨“斷臂事故”的真相併要據此懲罰他時，竟將米西扼死在郊外樹林中。他還巧使奸計，使弗蘭茨也因謀殺嫌疑而遭通緝。米西的死，對弗蘭茨是最沉重的打擊。他如痴如狂、神志不清。警察逮捕了他，將他送進了布赫精神病院。在那裏，他拒絕飲食，只求一死。昏迷中，他經歷了一系列超現實的場面：死亡以警示者的身份頻頻出場，向他再現了所走過的歷程，歷數弊病所在，使他漸漸醒悟。最後，賴因霍爾德被判刑十年，弗蘭茨無罪釋放，以一個工廠守門人的身份，開始了新的生活。 ^[2] 

小説的主人公畢勃科普夫是個墮落為罪犯的城市生活的失敗者。他的內心深處雖然懷有求真求善的美好願望，卻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粗人。無知，傲慢，受制於慾望和本能，精神支柱和政治意識的缺乏，種種個性的缺陷，使他在陰森茂密的城市叢林中迷失。他遭人欺騙，他誤入歧途，被人陷害致殘，愛人也被惡魔殺害。畢勃科普夫在命運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下，精神崩潰。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他開始對過去的生活感到後悔。

在小説的結尾，成為“新人”的畢勃科普夫做了一家工廠的門衞，並時刻準備以理性迎接新生活的挑戰。這樣，通過凸顯人與世界的緊張關係和一個個體的成長曆程，德布林重複了一個古老而傳統的話題：變革世界應該從修養個人的心靈開始。“他在這座城市裏穿梭。只要心是健康的，這裏的很多東西都能夠讓人變得健康起來”。 ^[3] 

舊人畢勃科普夫在政治傾向性上具有親右拒左的特點，很有可能成為以納粹為代表的右翼勢力的追隨者。對畢勃科普夫這個人物，德布林原則上持批評的態度，雖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爭。畢勃科普夫在大都市柏林的遭遇是可惡的。他是資本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犧牲品。然而，德布林並不滿足於一般性的社會批判，他更為關注的卻是犧牲品對自己“艱難”而又“真實”的存在歷所採取的態度。

畢勃科普夫對自己非人的生存狀態持一種被動接受的態度，他要“寧靜”和“秩序”，不要革命和改變，他的愚昧無知，他的對命運的篤信，他的麻木不仁，都可以視為政治意識喪失的表現。

沒有政治覺悟的生活態度是可怕的、危險的。德布林在小説的序言裏就開宗明義，發出警告，“他的生活計劃一無是處”，不僅“怯懦”，而且“十足的軟弱”。在第二章的內容提要裏，作者又再度指出：畢勃科普夫的人生故事是‘令人警醒的”。但是，德布林並不只停留於警告的階段，而是積極地行動，對這個沒有頭腦的所謂“好人”來了一次“強制療法”，並最終將他“矯正過來”。他讓畢勃科普夫走上一條通向毀滅的道路。讓他同死神相遇，在死神的懲罰中為自己從前的渾渾噩噩“懺悔”，讓他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有罪，我不是人，我是畜生。”讓他把自己投入大火，“化為灰燼”、“在這個傍晚時分，弗蘭克·畢勃科普夫死了……”舊人畢勃科普夫消失了。

經歷了脱胎換骨的改造之後，新人畢勃科普夫就如俗火的鳳凰、獲得了理性和認識。“人們可以指望他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從作者這充滿信心的話語裏，讀者完全有理由相信，新人的生活目標理應與舊人迥然不同，具體在政治傾向性上，就該是由從前的親右反左變為現在的親左反右了。 ^[4] 

德布林在講敍這個“弗蘭茨·畢勃科普夫的故事”時，一反傳統的以描寫主人公命運為主的敍述方式，將一台喧囂的大都市交響樂轟轟烈烈地奉獻到讀者面前。這裏面容納了萬花筒般的大都市中千般音響，萬條信息，這裏面主客觀世界界限模糊，現實與荒誕相互交叉，真真假假，似醒似夢。傳統文學所面對的那個統一的世界被打成無數個碎片，新的現實就在每塊碎片中折射出自己的一部分。

德布林推崇文獻材料，因為在他看來，那些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最真實、最自然，任何進一步的加工都無異於畫蛇添足。於是，大量的事實報道便湧進了他的小説中：從國會發言、市政報告、國際政治，體育新聞、天氣預報到電影廣告、商品招牌、飯店菜單，直至1928年的生育．死亡統計、電話號碼、股票價格，大百科全書中的詞條、警察局的值班報告等等，洋洋大觀，無所不包。這一切，組成了兩次大戰之間柏林城的客觀形象，並通過主人公們的自由聯想，與其內心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另外，小説中還穿插許多與主要故事情節平行的獨立片斷，如《聖經》中以掃的故事、約伯的故事、柏林屠宰場中的場景、猶太人講述的查諾維文的故事等。這些片斷都各自獨立存在，同時卻又對主要情節的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有着濃厚的象徵意味。例如，當弗蘭茨因為呂德斯背信棄義的行為破壞了他對周圍世界的看法而逃離人羣並沉於酗酒時，兩次出現了屠宰場的片斷。作者用牲畜因渾噩無知而温順地聽任宰割的場面，向固執地背向現實的弗蘭茨發出警告，點明瞭“人必要有理智，否則便要淪為牲畜”的主題。作者對這些象徵性材料的運用，令人聯想到音樂作品中對主題的處理。他讓它們不斷地在情節發展的重要階段反覆出現，造成令讀者沉思、警醒的效果。而最後將全書推向高潮的荒誕場面的引入，更加深化了這一效果。 ^[2] 

現代派認為，現代人的“自我”是多側面的，而由他所感知並表現出來的世界更是層次豐富、繁雜而多變。這在立體派的繪畫作品中表現極為明顯，深受其影響的德布林在敍述方法上便也採取了那種被稱作“複眼式”的敍述角度。用蒙太奇的手法將大量事實材料分離切割、穿插組合，便構成了其中的一個角度。通過對這些重新組合後的材料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複述，既表明其作為客觀現實之一部分的獨立性，又揭示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 ^[2] 

內心獨白是一個敍述角度。內心獨自的手法就是將人的意識與下意識之間流動的思想與感情活動直接付諸語言文字的一種創作手法。同是精神病醫生的德布林，對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説自然有着濃厚的興趣，並竹對此進行過不少研究，探討過將其應用於文學創作的可能性。《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中大量運用的內心獨自可分為聯想型與非聯想型兩種、前者是通過主人公對外部世界的感官印象而引發出的內心活動。如弗蘭茨被普姆斯一夥騙去參加盜竊並擔任崗哨一段：弗蘭茨一邊思考着自己被騙並捲進了犯罪活動這件事，屍邊不自覺地被某個視覺或觸覺的印象帶回到對過去監獄生活的聯想當中。“這些人可不是水果販子，他們是盜賊。那黑樹鑲邊的長長林蔭道，那大鐵門、關門後所有的犯人都要就寢……” “弗蘭茨站在那兒，哆嗦着，摸了摸被撞疼的胳膊。犯人們不允許隱瞞病情，但也不能編謊，要受罰的。”小説中類似的片斷隨處皆是，在這裏，下意識的活動自由靈活，不受任務限制，有利於表現人的內在真實。至於那種不需任何外在事物引發而突然出現在主人公意識活動中的內心獨白，小説中就少一些。如：當初出監獄的弗蘭茨止與一，妓女調情時，腦海中卻突然閃出幾個監獄中早晨起牀時的情景：“當，嗚鍾信號，起牀，5點半，6點鐘開監門，當，當，趕緊再把外衣刷兩下，以備那老傢伙來檢查，今天他沒有來。我就要出獄了。”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突發性的內心獨白，強烈地表達出4年監禁生活在弗蘭茨心靈上所留下的印痕之深。 ^[2] 

另外一個敍述角度：即是敍事者的角度。小説中的敍事者始終處於居高臨下、統視全篇的地位，他以街頭説唱藝人那種置身局外、指指點點的姿態，向人們敍説着弗蘭茨，畢勃科普夫的故事。在全書開篇，每個章回的開頭以及每個小節的題目上，他都將下面要發生的事提前告訴讀者，並經常在書中直接與讀者對話，以削弱故事情節本身的緊張性，達到讓讀者不是沉湎於故事情節，而是要對其意義進行思考的“間離效果”。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內容繁雜，容量龐大，但卻雜而不亂、有章可尋。各側面、各層次既自成一體，又相互聯繫，形成了一張雖結構復漿卻錯落有致的網，而“弗蘭茨·畢勃科普夫的故事”則像一根時隱時現的主線，貫穿其中。全書九大章，可根據弗蘭茨遭受的三次打擊及其最後的轉變分為四大組。其中每一組的前一章，可組成一條線索，因為它們都含有弗蘭茨遭受力擊後所做出的反應，而每一組的後一章又因都描寫了幾次打擊及其成因而相互聯繫。這種結構上的整齊、對稱，使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於現代派的撲朔迷離之中，又透出幾分古典的推致。 ^[2] 

作品情節鬆散，沒有跌宕起伏和扣人心絃；這裏的人物沒有鮮明的性格，只剩下模糊的輪廓；這裏找不到確定的、有約束力的信條，有的只是無數看似雜亂無章、實則依據一定邏輯和關聯進行排列和組合的文本碎片。因為這裏的一切都是飄忽不定的，沒有最終成型的，而且時刻處於形成和運動的狀態之中，所以讀者被要求直接參與這個儘管充滿詩意、卻甚是複雜的過程，這才能形成一個十分個性化的認識。

於是，讀者將會遭遇和主人公畢勃科普夫類似的經歷，在洶湧澎湃的城市生活中，在行色匆匆的人流和車流中，在文本的迷宮中暈頭轉向，同時遭受形形色色的聲響、色彩和畫面製造的視聽轟炸。但以此為代價，讀者最終得到的是獨立的判斷能力，而不至於在被作者打動的同時喪失理性。 ^[3] 

在語言上，《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一反現代派作品古奧生澀、佶屈聱牙的“傳統”，大量運用柏林地方方言，俗語，俚語、黑社會行話等，使作品生動活潑、引人入勝、雅俗共賞。 ^[2]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是德國文學史中第一部重要的大都市長篇小説，是現代小説史中的一個里程碑。 ^[5] 

該書1929年發表，旋即引起巨大轟動，不僅成為當年的暢銷書，而且受到圈內圈外人士異口同聲的大力推崇。更有評論家熱情撰文，要求提議德布林為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小説先後被改編為廣播劇、電影和電視連續劇，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而家喻户曉。

與此同時，小説還相繼被譯為英、法、俄、意等多國文字，躋身於世界文學之林，同喬伊斯和多斯·帕索斯等人的偉大創作實踐並駕齊驅。在德國，它既是大學德文系的必修課程，又是權威性的教學大綱推薦給高中生的經典讀物。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的版本推出。小説的袖珍本已至少再版了33次之多。 ^[3]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1878—1957），德國小説家。生於斯丁德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在柏林和弗萊堡學過醫學和心理學，是表現主義雜誌《風暴》的創辦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撰寫大量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文章。1933年起，流亡瑞士、法國、葡萄牙、美國。1945年創辦文學雜誌《金門》，後去美國，任美國茲科學文學院副院長。1953年回到巴黎。1956年回國治病，第二年，在埃門丁根去世。德布林開創了德國表現主義流派，為德國小説藝術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主要作品有《王倫三跳》、歷史小説《華倫斯坦》、及《山、海、巨人》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