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靜華

1955年畢業於北京市幼兒師範學校

1955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六一幼兒院任教師。

1986年至1988年在北京市六一幼兒院任副園長

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市六一幼兒院任園長

1979年被評為北京市模範教師。

1983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

1990年被評為北京市模範園長。

1991年被評為北京市特級教師。

或許放是這份童心這份稚趣反而“成全”了我，使我能夠專心致志地投身於所據愛的幼教事業，併成為一名特級教師。

——林靜華

退休後，我常常回憶走過的歷程，想從中悟出些人生真諦，留給後人。但又往往不知該怎樣評價自己。因為我雖已年過花甲，熟悉我的朋友們仍認為我不那麼成熟，待人處事總顯得有幾分幼稚。

我想，這大概是長期和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受他們童心稚趣陶冶的緣故吧！

在和老同學的接觸中，我仍是那麼頑皮，喜歡開玩笑、出洋相，聯歡會上，拉着我老實巴交的丈夫為同學們演了一個喜劇小品，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淚。在一個專家薈萃的聚會上，我居然帶着一臉嚴肅的專家們玩了一個3歲幼兒喜歡的音樂遊戲《小手哪去了》，讓他們彷彿回到了久遠的童年。

我的過於坦率，不會拐彎，在某些場合也引起非議。但我不大在意，因為，對我來説要改也難。不過，我的自我感覺還不錯，常以“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一人難稱百人心”來自我寬慰。

想一下我們幼教界的朋友們，好像也多少都有幾分幼稚，與小學老師、中學老師相處在一起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就顯得更活躍更坦率更孩子氣。

或許就是這份“童心”、這份“稚趣”，反而“成全”了我，使我能夠專心致志地投身於所酷愛的事業，併成為一名特級教師

童心稚趣伴我一生，這是我的幸福，也是一種超脱。

一、路的選擇

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人生之路的選擇與所學專業的選擇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因為，絕大多數人一生中只學了一種專業，也只幹了一種專業，即所謂學一行幹一行，幹好一行。有人説我們這代人生活得太單調，也有人説我們這樣很難完全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我不認為這些説法毫無道理，但我要説，我們這代人所以選擇這樣的路，有我們成長的特定的社會背景，也有找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在起作用。對此，我無怨無悔。

那麼，我是怎麼選擇了幼教工作作為我的終身事業的呢？這要從我上初中時説起。

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棗1949年9月，我考入北京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三年學習生涯中，經歷的重大事件和參加的活動確實不少：慶祝南京解放、開國大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我們這些熱血少年，又是遊行，又是寫慰問信、做慰問品，還到街上參加宣傳活動。寒假，我和我們小隊的同學到一位軍屬家，幫助大媽擦玻璃、掃院子。元宵節那天，我們還湊錢為大媽買了一斤元宵，大媽拉着我們的手，感動得落了淚。

政治課上，梅克老師為我們講了帥孟奇帥大姐的故事，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聽到的共產黨員的感人事蹟，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我不僅記住了女共產黨員帥大姐，也記住了梅克老師講述時的語調、神態，她同樣使我肅然起敬。

這三年，我接觸了很多蘇聯文藝樣式：音樂、文學、電影、舞蹈……最令我難忘的是蘇聯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積極樂觀、令人敬佩的人物形象，像保爾·柯察金、卓婭和舒拉、古麗婭、馬特洛索夫等等。那時，我們這代人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寫在日記本上，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憶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説：‘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初三那年，我讀了兩本教育小説，一本是《少年們》，一本是《一個女教師的筆記》，這兩本書都塑造了女教師的可親形象，使我這個多夢時節的少女突然萌發了比原來的理想棗做一名音樂家或文學家更強烈的理想，要做一名人民教師。不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事，我也許不會那麼早地走進教師隊伍。

1952年的春天，我無意中聽到了電台播放的一個節目棗介紹北京師範學校。這個節目很有感談力。記得第一部分是配樂朗誦，一位女性，用娓娓動聽的聲音介紹了這所學校美麗的校園、豐富的學習生活……第二部分是幾位同學朗誦詩，表現了教師工作的偉大與崇高，彷彿使人看到若干年後，學生們長大成才，活躍在祖國各條戰線上……這難道不是教師生命的延續與擴展嗎？我沉浸在對教師工作美麗的邀想中，並使原已萌發的理想更具體化了。對，考師範學校，做一名人民教師。恰在這時，北京師範學校在幾所中學招收保送生。我們學校是其中的一所。於是，我幾乎沒有什麼猶豫便在班主任那裏報了名。但是，我不知道北京師範學校還有普師班與幼師班，當班主任問我是報普師班還是幼師班時，我問班主任步春生先生普師班與幼師班有什麼區別？步先生説：“普師班是培養小學老師的，幼師班是培養幼兒園老師的。”因為那時我心中的偶像是小學老師和中學老師，我立即説：“我報普師班。”沒想到，步先生説：“我認為你上幼師班更合適，你愛唱愛跳又很活潑。”我説：“那好吧，我報幼師班。”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和哥哥。母親只説了一句説：“只要你自己願意，我沒意見。”而哥哥林連昆卻對我説：“你上師範當老師我沒意見，只是你現在還太小，這麼早就確定了自己一生的職業，你會不會後悔？”我沒有回答，只是心裏隱隱地升起一種莫名的惆悵和困惑，我想，我是不是太草率了？這年的9月，我就是帶着幾分嚮往、幾分新奇、幾分惶惑的複雜心情告別了母校，踏進了北京師範學校的大門。

在這所中等專業學校中，我係統地接受了作為一名幼兒教師所必需的文化、專業教育，也越來越堅定地確認了我所選擇的人生之路棗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之路。漸漸地，我意識到，我將擔負的是多麼重要的工作。一種自豪、一種責任使我和同學們一起自覺而努力地學習着。

學校十分重視專業思想教育，組織我們參觀幼兒園，還請來優秀幼兒老師為我們做報告。記得有一次，學校裏請來了新華社幼兒園的賀家惠老師，向我們介紹了她如何與家庭和社會上對幼教工作的偏見作鬥爭以及堅持做好幼教工作的事蹟。我們很感動，也從此知道了社會上原來還有那麼多的人看不起幼兒園老師，把她看成是高級保姆。

那時，參觀幼兒園，是我們最感興趣的教育活動。當我們看到一所所幼兒園裏清潔美麗的園舍、老師們慈愛的笑容，以及活潑可愛的孩子們，我們就會覺得做一名幼兒園老師真是太幸福了。特別是想到我們所要培養的孩子們的未來，想到他們將是祖國各條戰線的英才與棟樑時，我簡直陶醉了。為此，我和同學們一起編演了小話劇《教養員的幸福》劇裏，由袁其坷同學扮演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養員：當她獲得毛澤東勳章時，長大成人的孩子們從祖國的四面八方趕來祝賀，向她彙報自己的成就。其中，有出版了數本小説的文學家（由吳爾相同學扮演），有著名舞蹈家（龐紫君同學扮演），有飛行員（高鬱芬同學扮演），有拖拉機手（陳藴民同學扮演），還有發明了能延長人類壽命的著名醫生以及人民教師。排練時，我們請來已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分在人民藝術劇院工作的我的哥哥林連昆和嫂子柯音做指導。事後，哥哥對我説：“你們這個不是話劇，只能是個化裝談理想。”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心想，不管叫什麼，反正是表達了我們的情感與願望。後來，這個劇還在區文藝匯演中演出了呢！演出雖然算不上多麼成功，卻也讓我們大大自豪了一番。

直到三年級下園實習的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幼兒教師的工作除了有神聖光榮的一面之外，還有着複雜與困難的另一面。

我被分配到一所日托幼兒園的大班實習，班上有兩位教養員，她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但工作效果完全兩樣。其中一位態度雖然比較嚴肅，可説話很和氣，對孩子從不大聲斥責，孩子們對她既親近又聽話。她組織孩子上作業也好，遊戲也好，都進行得很順利。而另一位老師説笑、斥責孩子時都很隨便，還不時用不許回家嚇唬孩子。她在組織孩子活動時就很吃力，孩子們也不很聽她的話。實習時，如果跟着那位説話和氣的老師，我們就很輕鬆，孩子們也都很配合，而與那位愛嚇唬孩子的老師在一起時，情況便大不相同了，總得使出全身解數才能使孩子們認真地參加活動。那時，我不明白這到底為什麼，只是感到原來孩子們也會耍兩面派，比我想象的要複雜多了。雖然，我也想到這或許與老師的方法和態度有關，但又想如果孩子們聽話一點，那位老師也不至於大聲斥責了嘛！直到後來，經過多年工作的實踐和不斷學習與探索，我才領會到，沒有“不稱職”的孩子，只有不稱職的老師！老師是否稱職，除了看她是否有一定的職業道德和對孩子的一片愛心，還要看她是否具備一定的教育技能。而孩子如同一面鏡子，孩子的好與壞將反映出教師素質和教師工作質量的高低。

在北師學習生活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又面臨着人生的又一次選擇，畢業分配上的選擇。

1955年，北京市幼兒園正處於發展階段，一些新的幼兒園相繼建成，需要大量的教師。我們這屆畢業生，除極少數由學校推薦保送北師大繼續深造外，多數同學都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各類幼兒園，而且主要分配到了市立幼兒園。

學校領導和老師，動員我們服從統一分配。其實，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以服從分配為榮，挑挑撿撿為恥。大家默默地等待着最後的宣佈。

分配方案是在一個牌上宣佈的。我們同屆的兩個班大約有90位同學集中在閲覽室裏，校長何君頎又作了一次動員後正式宣佈了我們每個人的去向。

我終於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找和李雪英、康德瑛、高惠芳、劉濱一起被分配到六一幼兒院工作。

宣佈後同學們一下子活躍起來。沒有分到一起的同學彼此道着別，分到一起的同學則互相招呼着，有的還互相擁抱、握手，因為，這意味着將一起走向同一個單位，共同開始新的生活，一年、兩年，也許很久很久……

對六一幼兒院我們一無所知，只知道那是一所規模很大的寄宿制幼兒園，坐落在離城裏很遠的海淀區。印象中它很偏僻。但我仍然很高興，因為有4位同學和我同分在那裏，還有12位同學將隨我們一起到六一幼兒院實習。

我就這樣愉快地做出了人生的又一次選擇。人生之路的這兩次選擇，對我而言確確實實關係重大，因為我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幼教事業，沒有離開過六一幼兒院。不過，幾十年的經歷已使我深深地懂得，就人生的全部內容來説，這兩次選擇還遠不能包括一切。在以後的歲月中，我不知又面；頂過多少次的選擇，有成功與失敗，有酸甜和苦辣……可以説，人生之路的選擇始終伴隨着我，也考驗着我。

二、我的“大學”——六一幼兒院

我沒有上過大學。每當我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時，在“學歷”這一欄中，我始終填寫的是“中專”。1988年，在北京市普教系統第一次大面積的評職稱時，我被區裏推薦，市裏批准，破格評為中學高級教師，享受了相當於副教授的待遇。這對一位幼兒園老師來説，無疑是一種殊榮。我獲如此殊榮，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主要還是得益於我讀了這樣一所特殊的“大學”棗北京六一幼兒院。

在六一幼兒院，我整整工作生活了37年零9個月，正好是我目前年齡的63%。為此，不少人説我為六一奉獻了全部青春與年華，這的確是事實。但是，我要告訴人們的是，在這37年零9個月中，我正是從這個有着特殊經歷的羣體中，學到了任何學校及書本上很難學到的許許多多極為寶貴的知識、品格和精神。這不僅可以看作是我學業的繼續，也是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教育觀必不可少的繼續教育的過程。在這37年中，我完成了由一名幼師畢業生向合格教師、優秀教師的轉化，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棗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六一的最後7年裏，我還接受了領導和同志們的重託，先後出任主管教育教學工作的副院長和承擔全面領導工作的院長。我還陸續獲得了模範教師、特級教師、模範園長、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光榮稱號。這一切的一切都離不開在六一這所特殊的大學裏所接受的各種教育，離不開這個羣體給予我的愛護、理解、支持和幫助。此刻，當我回顧起37年的經歷時，一件件往事便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邁過了第一關

50、60年代，六一幼兒院工作時間的安排，對剛剛工作的小青年來説，算得上是第一個考驗。那時，院裏規定，每兩週放一次假，分大禮拜和小禮拜。小禮拜孩子不接走，班上教養員在星期天可以上下午倒班。這樣，一位老師週六上午上班後可以回家休息，週日下午再來上班，另一位老師是週六下午、週日上午上班，週日下午至週一上午回家休息。而所謂大禮拜，則是週六下午四點半將孩子用專車送到平安裏，等家長把孩子都接走後再回家休息。週日下午四點半，無論你週一上什麼班，都要跟車回院，因為晚上有部務會，由部主任佈置工作。平日工作，除上午班或下午班外，上下午有兩小時備課。而晚上八點半至十點，是全院性會議、學習、活動時間，幾乎每天都安排了活動。如週一全院大會，週二政治學習，週四黨團活動，週五業務研究等等。

這樣安排當然是為了工作，此外，也因為六一歷史上的原因，許多老同志把家就安在了院內。對於我們這些剛剛工作，又家住在城裏的年輕人來説，平時住在集體宿舍裏還好一點，最不習慣的是幾乎不能休息一個完整的星期天。記得第一次大禮拜回家，到了星期天下午意識到要回院的時候，心裏真不是滋味，一邊吃着母親做的我最愛吃的湯麪，一邊還是忍不住地哭了。母親心疼地説：“唉，萬事起頭難，慢慢習慣了就好了。”現在，每當想起這一幕，我還是很感謝我的母親，她沒有遷就我，因而使我能夠戰勝自我，按時回院。

和我一班的秦秀珍老師，知道我的心情後，安慰我説：“現在這樣安排已經比我們剛來的時候好多了。”她是50年代初分到六一的，她説：“我們剛來的時候，六一根本不放假，只有在每星期三下午可以出去買買東西、玩一玩。我是非等着規定時間的最後一分鐘才走進院門的。”

這件事已經過去幾十年了，而且六一幼兒院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員的變更，在工作時間的安排上已做了不小的調整。但是，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我仍舊認為，一個青年人在從學校走向社會時，總會遇到這樣那樣不如意、不習慣的事情，有的是因客觀上存在一定的問題造成的，有的是因自己還不能很快地適應社會的需要造成的。但無論如何，當敬業精神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能否戰勝自我，對於自己今後的一生來説是非常重要的。

在六一幼兒院，敬業精神蔚然成風，上至院長、主任，下至每一位教師、職工，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不辭辛苦地工作着。“一切為了革命，一切為了孩子”這句戰爭年代的口號，始終是六一人敬業精神的最高體現，而不計較時間，不怕吃苦又是對六一人最起碼的要求。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我終於對院裏的一些規定由不習慣到習慣，由不情願到心甘情願了。在以後的日子裏，我不但可以做到自覺遵守院方安排的工作時間和各項制度，而且，即使在大禮拜、節假日因工作需要留下我值班也無任何怨言。1958年前，六一幼兒院實際上是一所幹部子弟幼兒園，家長多是領導幹部。他們工作忙，出差多，有的還常年在國外工作。因此，大禮拜也常有孩子沒人接，我們就留下值班，照顧那些沒有接走的孩子。遇到班上出現傳染病，我們也要留下來對孩子進行隔離護理。

有一年除夕的下午，我為兩個出水痘的孩子值班。他們可憐兮兮地看着我，嘴裏還不停地説着：“我媽媽怎麼還不來接我呀。”我安慰着他們，可我知道，他們的媽媽不會來了，因為醫生已經通知了家長，告訴他們孩子正在出水痘，最好不要來接。我就給兩個孩子講故事、唱歌，儘可能讓他們高興一點兒。此時的我，好像已經邁過了第一關。我已經不在乎能否按時休息，按時回家，即使為了工作加班加點，我也早已習以為常。但是，當我自己也有了孩子，成為一個母親時，我才發現，在工作和自己的孩子之間，有時我將面臨的是多麼痛苦的考驗，需要付出的又是怎樣的情感上的犧牲！

記得有一次我進城開會後順便回家看看，才知道兒子摔傷了。他是在學校被惡作劇的同學從雙槓上推下來的，大腿根處撕裂了很長的一個口子，縫了11針。看着剛上小學的兒子難過的樣子，又聽説第二天老師準備帶他再照個片子，作為母親的我真想留下來。可一想到第二天，我還得帶幼兒園裏演節目的孩子去錄像，為了工作我必須走。我愛人寬慰我説：“你走你的，我明天陪他去醫院。”就這樣，第二天一早，我回院了。坐在103路無軌電車上，我心裏一酸，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此時此刻，我才切實體會到老前輩程宜平同志在與延安第二保育院一起行軍，為了保護重要檔案，眼看着自己的兩個孩子掉進汾河，仍含淚繼續前進時的心情，該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①而他的精神境界又該是何等的崇高！在六一幼兒院，寧願把自己生病的孩子鎖在家裏，卻一心撲在工作上，發現震情，把自己的孩子往牀下一塞，立刻跑到班上去保護孩子的母親，也不止一位兩位！這種崇高的敬業精神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我終生應當學習的。

（二）繼承革命傳統，勇攀事業高峯

翻開六一幼兒院的歷史，你會發現無論是在行軍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個實際問題，還是在建院初期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主要都集中在孩子的安全與健康問題上。為了認真對待和解決對孩子可能產生的直接威脅，院裏提出了安全第一、健康第一的口號，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實保證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早在行軍途中，院裏就提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號，教育全體工作人員，必要時要以自己的生命保護孩子。正是以對革命高度負責的精神來對待孩子的生命安全，才創造了在十分危險的艱苦行軍中，全體幼兒無一傷亡，無一病故的奇蹟。這當中前輩們付出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

更令人折服的是，六一幼兒院的前輩們對幼兒的教育也傾注了全部的心血。當年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山西、河北停留時，部隊出身的張熾昌院長為解決幼兒的教育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發動幹部、保育員、工人為孩子們創編教材，製作玩具，開展各種包括遊戲活動在內的教育活動，總結了在教育中必須遵循的“十大觀點”。應該説，這也是一種奇蹟。因為，他們那時沒有任何現成的幼教理論可以作為依據，只是憑着自己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以培養未來新中國建設者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為目標去塑造幼兒。他們採取的方式方法更是不拘一格，很有創造性。例如，他們總結的“十大觀點”中其中有一條是，不能用鬼神迷信等一套東西去嚇唬孩子，遇事一定要給孩子講清道理。又如，為了讓孩子懂得石灰的特性，不去玩它，避免出危險，他們就組織孩子們觀察石灰煮熟雞蛋的過程。孩子們經過目睹，印象十分深刻，再也不去玩石灰了。他們還組織幼兒畫兒童報，把小朋友中的好事和趣事畫出來，再講給大家聽。此外，他們還在遊戲中組織幼兒玩“保育院遊戲”、“行軍遊戲”等等……

有人曾説，那時沒有獎金，也沒有“評級評類”、“檢查觀摩”，他們這樣幹到底為了什麼呢？是的，這也正是我經常認真思考的問題，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的價值是什麼？我曾接觸過一些延安時期的老同志，他們説：開始我們不安心在保育院工作，心想要知道來延安是看孩子，還不如在家帶弟弟妹妹呢！可張院長告訴我們，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為了讓他們在前方可以更多地消滅敵人，我們在後方，就要帶好他們的孩子，讓他們放心。再説，打完仗了就要建設，這些孩子長大了要去建設新中國、保衞新中國，把他們教育好了，才能使他們成為優秀的接班人。

這就是那些老同志們最樸素、最真實的想法，同時也是他們克服不懂專業和文化水平低的困難，邊幹邊學的動力。他們所做的一切，不僅使保育院130多名孩子平安地來到北京，見到了自己的父母，又順利地進入小學學習，更為孩子們的成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少“老孩子”，後來成為各行各業的專家、領導。同時，老同志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育財富，對六一的後來人，乃至於對整個幼教界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自己就是在這種影響下，才有了今天的成績的。六一幼兒院的奠基人張熾昌院長，帶領六一幼兒院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培養了一支優秀的骨幹隊伍。他以自己的模範言行為大家樹立了楷模。姚淑平院長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貢獻給了幼教事業，貢獻給了六一幼兒院，是我們十分崇敬的榜樣。兩位老院長不僅影響着我的人生追求，對我的“重塑自我”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一直學習他們不求虛名，只求真諦的學者風範，也學習他們為了事業鍥而不捨的精神。

我始終記得張院長曾經對我們説過的話：“一個幼兒園老師，如果他會講一百個故事，會説一百個兒歌，會唱一百首歌子，在工作中他就自由多了，就隨時可以根據需要，運用他掌握的教材適時地去教育孩子。”他説話慢慢的，但很認真，聽我們講話時也表現出饒有興致的樣子。記得有一次我對他説：“我覺得過去總結院史偏重於寫行軍中的艱苦、危險，工作人員怎樣勇敢、不怕犧牲，這確實很重要，但是對在教育上的好傳統寫得不夠，其實有些方面至今對我們也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張院長聽了後點了點頭，對我説：“你以後常來呀，我有時間，咱們多談談。”遺憾的是，我知道他身體不好，不忍過多地打攪他，又因為工作忙，竟再也沒有去向他請教過。後來，張院長去世了，噩耗傳來，我和六一的同志們都非常悲痛、非常惋惜。我一直認為，張院長不但是一位好院長，好領導，而且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幼教專家，一位受人尊重的幼教界的老前輩。他為六一所做的貢獻，在六一的歷史上將永遠是一座不可磨滅的豐碑。

姚院長是六一幼兒院光榮歷史的參與者，也是使六一光榮歷史得以繼承、延續的主要領導者。她自走進六一的大門就再也沒有離開過。1986年她雖然退居二線，但作為六一的名譽院長，仍然關心着六一的一切，尤其關心着六一的教育工作。在幼教界，姚院長有着很高的威信，這不僅因為她曾是這所有着特殊歷史的幼兒院的院長和她本人不尋常的經歷，更因為她對幼教事業的那份忠誠與執着。她時刻關注着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又非常虛心好學。而且她從不人云亦云，更木去搞什麼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她希望在探索幼教規律上能獲得真知，取得實效。在與她的接觸中我感到，她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研究保教結合與全面發展教育，以及幼兒一日生活常規的培養問題。姚院長的研究作風細緻、紮實、深入、持久。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她總結老解放區幼兒一日生活安排的經驗，學習燃料工業部幼兒園幼兒常規培養的經驗，與有關領導一起組織有經驗的老師，着手研究了我院的幼兒一日生活常現問題，這一研究竟長達幾十年！她一直認為，幼兒園裏各種常規的制定，不僅有利於幼兒的身心發展，而且也有利於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自身的素質提高。

對此，我是深有體會的。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雖然院裏制定了保教幼兒的生活制度，但沒有細緻的常規培養要求，因此各班老師工作上有較大的隨意性。經驗豐富的老教師能根據自己平時積累的經驗，對幼兒提出切實可行的要求，同時，就幼兒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能有辦法隨機加以解決，但對青年教師來説問題就比較大了，特別是像我這一類型的教師，由於性格活潑，富於想象，喜歡求新求異，自然隨意性也大。這可能是我的一個優點，但在面對幼兒的生活管理工作時就往往成為缺點。因為，要養成幼兒一定的生活習慣，必須對幼兒有明確的要求，而且要耐心、細緻、持之以恆地去加以培養。絕不能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今天嚴格，明天放鬆……

在這方面，我就走過不少彎路。

記得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在對孩子的態度上，常會受自己情緒的影響，情緒好就對孩子的態度好，情緒不好，就對孩子的態度差一些，説話也沒有一定之規，往往今天説一樣，明天又一樣。時間一長。孩子們不但無所適從，而且對我也就不夠尊重、信賴了。一次，有兩個男孩不聽我的話，午睡時大吵大鬧，我怎麼説他們都不聽。我又氣又急，就把他們拉到洗臉室大聲訓斥他們。他們當時是不敢鬧了，但以後仍然不聽我的話，而且還與我產生了對立情緒。經過院領導和同志們耐心的幫助，我認識到我的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規律的，也反映了我在日常工作中缺少對孩子耐心細緻的常規培養，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極為深刻，也使我特別理解了姚院長不惜花畢生精力研究幼兒一日常規培養的意義所在。

事實上，自姚院長當院長以後，六一幼兒院的幼兒生活常規培養已逐漸規範和完善起來，並已成為一大特色，曾錄成錄像帶在同行中交流，本市各區和全國各地兄弟園所老師們也經常前來參觀考察。

我就是在這樣兩位老院長的影響下，在六一工作了37年。對這37年的職業生涯，我始終無怨無悔，而且充滿了使命感和自豪感。

70年代中期，一批一批青年人相繼來到六一工作，他們大多沒有受過系統的幼教專業培訓。面對這羣生龍活虎的年輕人，老教師的責任感、使命感驅使我關心他們，希望他們儘早適應六一的環境和工作。

我發揮自己的專長，主動組織他們學彈鋼琴。我想學習鋼琴對他們來説，既是一種專業技能的需要，也是一種興趣愛好的培養，無論是做保育員還是有機會繼續深造承擔教養員的工作，都是有好處的，而且這也能使她們的業餘生活更充實更豐富些。我利用晚上時間，先教他們彈“拜厄”和一些歌曲伴奏。她們學得很認真，也很感興趣。我要求她們一不能佔用上班的時間，二不能影響班上小朋友在音樂教室活動，她們克服了很多困難，練習得很刻苦。後來她們分期分批到海淀區舉辦的教養員培訓班學習，因為有了這點鋼琴基礎，學習起來就更為順利，琴課成績都很好。以後，他們大多承擔了教養員工作。

為了提高她們的舞蹈水平，我請來北京市少年宮的楊書明老師教他們。楊老師還用管絃樂曲《託兒所的早晨》編了一個表演舞。這個舞蹈在海淀區幼兒園教師文藝匯演中，很受歡迎。

當時，我只是一位普通教師，對我這種沒有任何報酬的無私奉獻，青年教師們都很感動。為此，一位教師還買了小禮物送給我，被我婉言謝絕了。我説：“你們好好工作，做出成績就是給我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自覺地熱情對待全院的同志。我願意他們愛上六一，願意在六一工作，讓六一這支隊伍不斷壯大。雖然我知道我的這點作用不過杯水車薪，但卻體現了我對六一的主人翁責任感和使命感。

也許正是由於我的這一表現，加上愛給領導提意見和建議，有人送給我一個雅號－“林高參”。這也使六一的領導幹部對我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有賞識的，也有不滿意的。羣眾當中也對此有 不同的評價。

1988年傅文瑞院長即將離任。六一醖釀新院長人選時，在對我的任用問題上，兩種不同的意見相持不下。這讓海淀區有關領導十分為難。經過再三斟酌，1988年9月17日，在全院大會上，區有關領導還是宣佈了他們沒有太大把握的決定，由我來擔任六一幼兒院的院長工作。

兩年後，1990年的教師節，我獲得了又一項殊榮，被評為北京市模範園長。我在榮譽的到來沒有什麼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心裏卻很清楚，這是全體幹部、全院教職工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六一幼兒院這所“大學”在幾十年裏給予我的教育培養，使我終於拿到了一份“畢業證書”。

在我任職的不足四年中，六一幼兒院通過了市政府、市教育局首次對幼兒園的分級分類驗收，並組織了建院45週年的慶祝活動。為了調動全體教職工的積極性，提高日常工作質量，作為院長的我，提出了院風建設的兩句話，八個字：“一切為了孩子，一切為了四化”；“團結、理解、勤奮、創新”。並且使院風建設與日常工作質量儘可能通過量化標準，融進班集體工作評價中去。在此期間，我想方設法，與全體領導幹部一起，創造出一個團結和諧的工作環境，使大家工作得更愉快，更有效。我還把每次全院大會作為與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情感的機會。我的坦誠與熱情對大家產生了一定的感染作用，我用自己的具體行動，使老教師、老職工和青年同志進一步燃起了在六一工作的自豪感，同時，也調動起了每一個人的積極性。

有一位中年教師，雖然在一些方面並不突出，但在教育孩子上很有特點。她愛孩子，尊重孩子，對孩子的要求寬嚴適度，特別在對孩子的養成教育方面很有一套辦法。在她帶班的時候，孩子們總是顯得很愉快，很活潑。我就安排她為全院教師做觀摩課，讓大家學習她好的經驗、好的做法。這次觀摩過後，效果非常好，不但使這位中年教師更加積極地工作，也使大家尤其是青年教師學到了許多好的教育經驗。

每當教師節，我除了按照市、區規定組織全院評選出一定數量的市、區先進工作者外，還要評選出一定比例的院先進工作者。開始，有些同志對被評為院先進不以為然，我便在大會上説：“大家別忘了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集體，我們院是有光榮傳統的先進集體，我們院每一個成員都是好樣的。你能在這樣一個集體中成為先進，是非常不簡單，非常光榮的。”開慶功會時，所有被評為全國、市、區、院的先進人物都戴上大紅花，在全院同志的掌聲中走進會場。這樣做大大激發了先進工作者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也營造了一個向先進工作者學習的積極的氛圍。

在我當院長期間，我特別重視人的轉化工作，不僅對老師，對幾位做維修工作的工人，我也給予了他們足夠的尊重與理解。我努力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調動他們的主人翁意識和積極性。在我的激發和鼓勵下，他們根據實際需要自己動手設計並製作了上百件傢俱，為院裏節約了寶貴的資金。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在自己設計、施工建造小動物園時，為了搞一個可以噴水的假山，反反覆覆地做試驗，連夜施工趕進度。當院裏接待前來參觀的各地貴賓時，這些平常默默無聞的小夥子，都穿上了自己最體面的西裝，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從容不迫地解答着來訪者的提問。看到這些，我心裏有一種説不出的欣慰，我真為六一這個集體中又多了幾位男主人感到由衷的高興。

1991年，為了慶祝建黨70週年，院裏要求各部門排練文藝節目。我親自組織後勤部門的同志排練了一個大合唱。在慶祝大會上，當一羣平時不願意登台表演的男士們，穿着整齊的西裝，意氣風發地高唱一首首振奮人心的歌曲時，全院同志都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掌聲顯示了我們全體教職員工的情感進一步融合在了一起。

在我即將退休時，曾搞過一個別開生面的活動。我主動邀請了我的母校棗北京幼師的校領導、老師們來院參觀指導。在六一工作的歷屆幼師畢業生通過組織各種教育活動、寫文章等形式向母校作彙報。我們還搞了一個彙報專欄，每位畢業生都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寫上一句親切的話語，表達對母校的感謝之倩。

那一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動。一大早，我就等候在辦公樓前接待來自母校的領導和老師們。當北京幼師的何君頎老校長從車上走下來的時候，我動情地跑過去擁抱，眼淚刷地流了下來。我想起了36年前，何校長宣佈畢業分配方案時的情景，心裏默默地説：“親愛的校長，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您的學生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如今，您的學生已經擔任了這所全國知名幼兒院的院長，我始終銘記着您和老師們所給予我的教誨，下決心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幼教工作者。如今，當我即將退休的時候，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對自己也對您説一聲：我以我的全部赤誠和熱情實現了我的承諾。我沒有辜負您與母校對我的厚望。親愛的何校長，您會為我而感到欣慰嗎？”

三、幼兒、音樂和我

終生在幼兒園工作的我，可以説與幼兒打了一輩子交道。我愛孩子們，孩子們也愛我。而且，孩子們的愛是那樣的真誠，那樣的坦率。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個活潑的小女孩，當看到我身穿一件毛藍色罩衣走到他們中間時，她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對我説：“林老師，您真美，像天鵝一樣。”其實，我知道自己並不美，即使在少女時期也算不上漂亮。但那可愛的女孩給予我的讚美，卻使我感受到了一片純情，一片真摯。我很感動，很感動。

我曾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這樣一段：“在我剛剛三歲的時候/媽媽把我送到了‘六一’/我躲在媽媽身後/用眼睛偷偷地看着正在和媽媽講話的阿姨/阿姨拉着我的手/還把一個好玩的小汽車放在我的手裏/那天晚上我不肯睡覺/哭喊着找我媽媽/找我媽媽/阿姨抱着我走來走去/不一會兒我就睡在了阿姨的懷裏……”，這段姑且算作“詩”的文字，來自我對幼兒園生活的體驗，也來自我對幼兒母親般的情感。而我給予孩子的更為深刻的愛，則是用我的全部心血和努力，通過最好的、最適合幼兒年齡特點的音樂教育，讓孩子們從中感受到美，感受到快樂，並促進他們體智德美全面發展。

在我擔任教師工作的30年中，大約有一半的時間用在從事幼兒音樂教育的研究與實踐上。我能有如此得天獨厚的機會來從事我心愛的事業，得益於姚院長的愛才之心、用才之道，也得益於我本身所具備的某些條件。在本文第一部分“路的選擇”中，我曾提到少年時代的理想之一是做一名人民音樂家。我從小酷愛音樂，儘管這只是並非出於家庭影響的自發的愛好。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看到高年級同學練習彈鋼琴，我常常在放學後去聽，有時還請他們再彈一遍我喜歡的曲子。不久，我向老師提出我也想學。一位姓王的音樂教師答應了我的要求，當然，需要交一些學費。母親雖然不大懂學鋼琴到底有什麼用，但出於對我的疼愛為我付了學費。就這樣，我開始學習鋼琴。初中時，又師從艾碧伽老師，繼續學習。家裏沒有鋼琴，我就每天放學後堅持在練琴室練習一個小時。後來到了幼師，練琴條件不好，全班只有一架鋼琴，又是集體教學，採用統一教材，我沒有再多學什麼。但是，就是這點鋼琴底子，使我組織幼兒音樂教學時，無論是即興伴奏還是彈奏各種類型的幼兒樂曲，”都是相當從容不迫、駕輕就熟的。這也就激起了我想更深入地去研究幼兒音樂教育的積極性，以便儘可能好地組織幼兒的音樂教學活動。

我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有較強的視唱能力。1975年，在我參加北京市幼兒音樂教材的編寫工作時，和我一起編寫的同行們稱我為“唱歌機器”，這是因為他們發現，只要拿來一首新的幼兒歌曲，我就可以毫不費力的唱出歌詞來。開始，他們有點懷疑我唱的是不是這首歌？到底唱得對不對？後來，他們發現我確實有這個能力，都説：“哎呀，你簡直成了唱歌機器。”於是，凡是收到新創作的歌曲教材，就由我先唱給他們聽，好進行初步篩選。正是由於有這一優勢，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大量審閲新發表的歌曲，決定哪些可以做教材，哪些適合唱給孩子們聽，節省了不少的時間。此外，就是我具有較強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這是姚院長較為賞識的我的另一優勢。1965年，為慶祝六一幼兒院建院20週年，在老同志的指導下，由幾位老師合作編排反映六一歷史的大型歌舞《三千里行軍》，其中音樂部分由我來創編、改編和演奏。《肖桂英救徵南》一場的音樂伴奏，我是按照一首民歌的旋律，隨着舞蹈表演發展變化即興處理的。雖然，這一伴奏算不上高水平的創作，但因與舞蹈配合得十分和諧貼切，演出效果很感人。由於我在創作上富有激情，再配上表現轟炸效果的音樂伴奏，使扮演肖桂英的李雅君、李榮箴老師都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表演上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一時間，台上台下的大人孩子、演員觀眾都非常投入，使大家接受了一次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北京市教育局老局長韓作黎同志看完這個節目後激動地對姚院長説：“這個節目編得不錯，演得也好，這是咱們幼兒園的舞蹈史詩《東方紅》。”

幼教界的朋友們都知道，幼兒園的教師是需要經常創編一些補充教材來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的。在這方面，姚院長特別注重創編的教材是否表現了幼兒的情感及幼兒的特點。她堅決反對教材的成人化。有一年六一節，我為大班小朋友編了一個“荷花舞”， 我自以為很不錯，可姚院長卻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我。她説：“你這個舞讓孩子們一個個像個小大人，從服裝到動作都缺乏幼兒特點。”這件事改變了我的音樂教育觀，使我在以後無論是創編教材還是組織教育教學活動時，都特別注意體現幼兒特點和對幼兒的全面發展教育。我也特別注意不把成人的觀點強加給幼兒，更不用成人的好惡來評價。1985年，我曾經為孩子創編了一個表演舞《南極，你好》，從作品本身到排練過程，都滲透了以表現幼兒的情感為主的特點。有些地方，我乾脆是和孩子們一起來創編的，比如：表演一開始，是表現小探險家來到了南極的情景。我就充分調動孩子們的想象力，讓他們自己設計了上場動作。在音樂聲中，孩子們湧上舞台，用不同的姿態，站在不同的位置，盡情歡呼着：“南極你好……”孩子們生動的表演，一下子表現出了他們對參加科學探險的喜悦心情。在表演小探險家第一次見到一羣小企鵝時，我又讓幼兒即興表演了與小企鵝見面時的情景：他們相互握手、擁抱。這段短小的過場，孩子們完全不用模仿，是一種非常自然的表演。我這樣處理，是因為我認為幼兒所表演的必須是他所能夠理解和感興趣的內容題材。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使自己的身心兩方面的潛質通過這種自然而輕鬆的“表演”得到發展。此外，這種表演也最能受到幼兒的歡迎。我反對幼兒的表演單純為了取悦於成人，並用評價成人演出的標準來評價幼兒的表演。每當我觀看舞台上或電視上的幼兒表演時，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這個內容幼兒能喜歡嗎？能理解嗎？這些動作幼兒學起來會不會太累太難？我承認幼兒有很大的可塑性，有極強的模仿性，一些用成人舞改編的表演舞，只要老師下功夫排練，幼兒都能惟妙惟肖地表演出來。但是我認為，幼兒自有幼兒的年齡特點，凡不適合於幼兒年齡特點的一切成人化的表演，事實上對幼兒的身心發展本必有多大的好處。在這一點上，同樣有一個“把孩子看作孩子”的道理。

因此，在平日的音樂教育工作中，我很注意發揮音樂教育所持有的功能，全面提高幼兒的素質。我曾經為小班幼兒編了一個音樂遊戲《小鈴檔》。孩子們拿着小鈴擋在活潑快速的音樂中做小碎步，又在音樂速度漸慢、漸弱時慢慢蹲下。當音樂出現搖籃曲風格的變化時，孩子們將小鈴檔放在小椅子上，表現出小鈴擋在睡覺。此時，幼兒也安靜地模仿着睡眠時的動作。之後，音樂出現急促的顫音，幼兒又拿起小鈴檔快樂地搖動。這個遊戲幼兒非常喜歡，不僅發展了幼兒的音樂聽覺，也陶冶了美好的情操。當孩子們把小鈴檔放在小椅子上時，他們的動作非常輕，生怕弄疼了小鈴檔。這個遊戲有利於小班孩子關心他人品德的培養和動作控制能力的培養。

我曾為青年教師作過這樣一次觀摩課：怎樣組織小班幼兒來園後的第一次音樂活動。我選擇了一個離音樂室最近的小班，我來到孩子們面前，親切地領着他們走到音樂室前，問他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孩子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我説：“這是音樂室，我們進去看看好嗎？”孩子們跟着我走進音樂室。我帶他們看看這兒看看那兒，自自然然地來到鋼琴旁，問他們：“這是什麼？”有的孩子説：“鋼琴。”“噢，對了，這是鋼琴。好，現在你們坐在小椅子上，我們來聽鋼琴唱歌。”孩子們坐下後，我用鋼琴彈了一首進行曲，在彈第二遍時，我讓孩子們隨着音樂拍手。接着，我用鋼琴彈了一首歌曲《我問老師好》，並且説：“老師也會唱這首歌。”便為幼兒演唱了這首歌。我又邀請他們和我一起唱。他們張開小嘴唱了起來。他們是否唱對了，我並不在乎，只要求他們和我一起張嘴就行了。

我也很注重研究在音樂教育過程中的因材施教問題。幼兒的發展水平雖然有年齡段的差異，但同一年齡段中也會有許多個體差異，在音樂教育過程中，這種個體差異往往更加明顯。比如，每當教幼兒新歌和新動作時，都會明顯地發現有的幼兒接受能力強，有的能力差，有的音準好，有的音準差，有的動作協調、節奏好，有的不會手腳配合，節奏感差。對此，有人主張不必強求一致，對與不對不要去管他。但是我認為我面對的是全體幼兒，就要讓每個幼兒都全面發展，不能輕易放棄任何一個幼兒。我可以不求之過急，也不要求所有的幼兒都達到同一水平。但是，通過音樂教育讓每一個幼兒從小懂得必須克服一定的困難才能掌握一種技能，使每一個幼兒在原有基礎上，經培養教育得到一定的發展，卻是我們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教師起碼的職業道德。

我曾經促使一個不認真參加音樂活動、從來沒有機會參加任何場合表演的大班男孩發生變化。在排練中，我首先對他表示信任，從不當眾指責他，也不允許其他小朋友歧視他。同時，我根據他個子高，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讓他在隊形變化中不感到困難，能比較好地掌握一些技術要領。這樣，在表演中他較好地完成自己承擔的任務，也使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機會。當這個男孩子在六一節家長會參加《小空軍》舞蹈的表演時，他的爸爸、媽媽十分感動，不停地對我説：“真沒想到，真沒想到。”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他掌握音樂某些技能技巧有了進步，更是他在人格上找到自尊、自信的開始，他的身心由此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我發現，幾乎百分之百的大班孩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慾望，為此，我不止一次地為大班幼兒編一些人數多的表演舞，並在舞蹈中設計出各種不同動作難度的角色，使每個小朋友都有表演機會。這使我在音樂教學中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記得我曾經編過一個舞蹈《成昆鐵路通車了》，這裏面有鐵路工人，有少數民族，有獻花的幼兒園小朋友。全班所有的孩子都參加了演出。雖然，這樣的節目排練時比較麻煩，從表演的角度看，效果也並不十分令人滿意，但，我就是要讓所有的孩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機會，讓他們知道“我也行！”讓他們因自己的演出而感到快樂與自豪！

每當我看到孩子們穿着表演服裝，化了妝，充滿自豪地上台為他們的家長表演，以及看到家長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悦，我都會感到一種極大的欣慰。

每次觀摩課，我都堅持不搞任何虛假，完全展示真實的教學過程，絕不給孩子的心靈留下一絲虛假的陰影。1979年我被評為北京市模範教養員，市教育局要求我每週一次接待全市各區幼兒園教師參觀，每次都有二三百人觀摩我的課。這些老師水平不一樣，要求也不一樣。正像人們常説的：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對於內行，他們會從所展示的教學過程中看出教學藝術，有所收穫。而外行，更喜歡看熱熱鬧鬧的、表演性質多的課。我不贊成做觀摩課時讓孩子唱些拿手的歌，只請能力強的孩子做單唱練習，跳些早已十分熟練的舞蹈做表演。這樣的課，只能使參觀者注意到教學效果，而忽略教育過程，尤其可能會挫傷一些能力較差的幼兒的積極性。特別是教師請幼兒單獨演唱時，一些能力較差的孩子也很願意被老師叫到，往往會拼命地把手舉得高高的，可是老師好像總是看不見，就是不請他們唱。這些孩子的心裏會多難過呀，甚至再也不舉手了。實際上這是對孩子的一種傷害，而且可能是終生的傷害！我堅持不管誰來看課，都展示真實的教學過程，我要讓所有的孩子都成為教學活動中的主角！

我的這一做法雖然使看熱鬧的老師感到有些不滿足，但更多的老師是讚許的，他們説：看林老師的課可以學到方法，有深度，有着頭。

其實，我這樣做也是受幼教界前輩們的影響。50年代，北師大王桂潔老師組織北京市幾位音樂教學有經驗的老師專門對教學要求、內容和方法進行研究。我院齊寶華老師帶我參加了，我親眼看到分司廳幼兒園的郝老師、東單三條幼兒園的李老師、北海幼兒園的樂老師實實在在地展示的教學過程，從中學到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隨着時代的進步，幼兒音樂教育的研究有了新的發展。但隨着新課題的不斷出現，也引發了不少爭議。1990年12月，在我擔任院長時，利用全國音樂教育學會在北京召開第四屆年會的機會，在北京師大李晉瑗老師的幫助下，召開了我院首屆幼兒音樂教育研討會。我們力求通過這次研討會以及我們的各種展示，強調幼兒音樂教育的重要性和在幼兒園進行音樂教育可以有多種樣式，多種內容。那天，我們全院所有的班都開展了多種多樣的音樂教育活動，有集體教學，有小組活動，有專門的樂器學習棗小提琴練習課，有孩子們通過角色遊戲進行的自娛性表演，有全體大班幼兒做的律動活動，有由教師表演、幼兒進行的欣賞性活動，還有輕鬆快樂的集體舞……在這些豐富多采生動活潑的活動中，我們不強調幼兒的表演有多麼高的水平，而是通過我們的展示，使與會者看到幼兒是可以活潑愉快地接受多種樣式的音樂教育的。

幾十年的工作實踐，使我深刻地體會到：幼兒的生活需要音樂；幼兒音樂素質的提高是全面提高幼兒素質的重要部分。一個幼兒園開展豐富多彩的音樂教育活動，不僅是幼兒園教育工作中所必須包含的一項內容，也是活躍幼兒生活、振奮教師精神的一種手段。因此，幼兒園需要更多的能擔當幼兒音樂教育的合格教師。儘管每一位幼師畢業生在幼師學習期間都接受過系統的音樂教育，投入過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工作後要在幼兒音樂教育中做出更大的成績，卻仍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單憑在幼師所學到的那點幼兒音樂知識和技能技巧，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努力甚至還會退步。我直到現在，仍為我所摯愛的音樂及幼兒音樂教育孜孜以求，樂此不疲。這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寄託。

我雖然已經退休，但我仍然參加了一箇中學校友組成的合唱團，還參加了一個由幾位中學同學組成的鋼琴班。回想自己走過的路程，正是音樂使我與幼兒和幼兒教育事業有一層特殊的緣分，它讓我付出了心血，也使我受益無窮。在此，我要以我的親聞、親歷、親感説一句：讓一切熱愛孩子的成人，讓一切從事幼教工作的同仁，讓每一位老師和每一位家長，給我們的孩子們插上音樂的翅膀吧，讓他們從小就喜歡音樂，並有良好的音樂素質，這不但會使他們更全面地得到發展，還會給他們的一生帶來莫大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