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泉

林達泉，廣東大埔縣人，清朝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科，由廩生中第二十六名舉人，入清史循吏傳(列傳二百六十六循吏四)。 ^[5] 

林達泉於1873年（同治12年）短暫接替陳星聚，於台灣擔任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又稱淡水同知，為台灣清治時期的重要地方官員，官職品等為正五品，專司負責北台灣內政，為駐守於淡水廳的地方父母官。因為當時淡水廳管轄區域約今台灣基隆至新竹，因此實為北台灣的統治者。1875年，管轄台北宜蘭縣、基隆廳、淡水縣、新竹縣的台北府正式欽準建立，該時期他與另一清朝官員陳星聚互為護理同知一職，兩人並以籌建台北城為主要任務。

台北建府之議欽準不久，為求防務需求，試署知府林達泉於1878年實地探勘，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台北城。並構想將重要台北府城官署、宗廟等建築設立其中。不料，林達泉未俟台北正式開府，即因積勞棄世於任。

前任：

陳星聚 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

1873年上任 繼任：

鄭元傑

前任：

向熹 台北府知府

1878年上任 繼任：

向熹

林達泉，字海巖。1829年生於大埔縣英雅松水澗。自小聰慧過人，雖温飽無常，唯勤學不輟，斐聲鄉里。咸豐十一年（1861）中舉，後為台北知府，是當時在台客家人中地位顯赫的四品官員，在台期間頗有建樹。他勤政愛民，帶病工作，清光緒四年（1878）卒於官署，因公殉職，享年49歲。其時兩廣總督沈葆楨、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等為其請功，光緒帝特允授贈大僕寺卿。

在封建王朝，四品官員一般在進士出身中挑選，林未考中進士，卻破例由位高權重的朝廷大員舉薦，在當時實為罕見。林達泉中舉後，時為江蘇巡撫的丁日昌（豐順人）慕其才智人品，請為幕僚，成為得力助手。一舉成名，仕途暢通，同治七年，晉直隸州知州，賞頂戴花翎，同治八年赴江蘇委辦洋務，同治九年任上海崇明知縣，光緒元年補海州直隸知州，光緒三年（1877）因林達泉政聲遠播，且精通古今地圖、武備，瞭解外國形勢，積極投身洋務運動，乃由幾位封疆大吏力薦，赴台任台北知府。

林達泉為官之道注重實際，反對空談，因地制宜，事半功倍。在台任職時，經常訪貧問苦於草舍，問計於子民，在鄉村阡陌、海邊碼頭、鬧市小巷、扁舟船倉等處，常能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在充分了解現狀實情後，根據台島現實及長遠之需制訂了“治台三策”：其一“後山策”。以退為進，暫緩開發後山及新城至花蓮之地，裁兵勇，節開支，勵農耕；其二“全台策”。精兵防務，加強邊檢，築炮台於險隘，大大加強禦敵治安能力，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有遠見卓識，倡導用海不用山，節約土地；其三“理財策”。根據台灣遠離大陸的實際，遠水難救近火，立足自力更生，把有限資金用到最需之處，把重點放在民生及海防，關切百姓眼前幸福和長治久安。其在任期間，台北經濟發展，治安良好，海防鞏固，口碑載道。晚清名臣沈葆楨曾譽其為“器識閎遠，潔己愛民”。

“苟利於民，並心孤往，惶惶然為恐未及，雖艱危盡瘁，人所不堪，不以為難。”——林達泉的為官愛民之道值得後人記取、借鑑。 ^[1]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 列傳二百六十六 循吏四 林達泉》： ^[2]  林達泉，字海巖，廣東大埔人。咸豐十一年舉人，江蘇巡撫丁日昌闢佐幕府。留心經濟，每論古今輿圖、武備及海外各國形勢，歷歷如指掌，日昌雅重之。同治三年，粵匪餘孽竄廣東，達泉歸裏練鄉勇，籌防禦，大埔得無患。敍績，以知縣選用。七年，隨剿山東捻匪有功，晉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八年，署崇明知縣。亂後雕敝，達泉革陋規，清積獄，修城垣，浚河渠，建橋樑，置義冢，增書院膏火，設同仁育嬰堂。利民之政，知無不為。及去任，父老遮道攀留。其後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閲過境，見老者飢踣於道，與之食，曰：“若林公久任於此，吾邑豈有飢人哉？”

十一年，署江陰。城河通江潮，又縣境東橫河關，農田十餘萬畝，灌溉之利，亂後皆淤塞，大浚之。建義倉，勸捐積穀。所定章程，歷久遵守。光緒元年，授海州。達泉先奉檄勘海、沭鹽河，請以工代賑，下車次第舉辦。浚甲子河及玉帶河，復橋路，增堤防，民鹹稱便。州地瘠民貧，素為盜藪。達泉時出巡，擒巨憝，置之法。土宜棉，設局教民紡績，廣植桐柏雜樹於郭外錦屏山，所規畫多及久遠。

時方經營台灣，船政大臣沈葆楨疏薦達泉器識宏遠，潔己愛民，請調署新設之台北府。格於部議，特詔從之。達泉至，陳治台諸策。議建置，減徵收，整飭防軍，招民墾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創，積勞致疾。四年，丁父憂，以毀卒。－－見原書卷七十七「循吏傳」（四）。 ^[3] 

《江蘇省通志稿職官志》第二十一卷清同治年間：林達泉，廣東大埔縣人，舉人，同治九年任太倉州崇明縣知縣。 ^[6] 

《江蘇省通志稿職官志》第二十三卷清光緒宣統年間：林達泉，廣東大埔縣人，舉人，光緒元年任海州直隸州知州，光緒三年升福建台北府知府。 ^[7] 

清代末期，國家面臨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其時中國因與世界發展潮流的脱節而國勢貧弱、落伍，淪落到被外強侵略的不堪地步。一些志士仁人為挽救民族與國家淪亡的局勢，奮起探求改變國家命運的良策，瞭解世界之大勢，參與早期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梅州亦有一批倡導經世致用的英傑之士投身這一救亡洪流，在這些具進步眼光人士中而有“循良之吏”稱譽的，當推曾任台北知府的大埔人林達泉。 ^[4] 

林達泉是大埔縣三河松水澗人，出生於客家山村的一個貧苦家庭，家裏有時餘糧不繼，吃不飽飯，他依然捧着書本誦讀，聲若金石，非常洪亮，讀書尤其關注經世致用的內容。為了鑽研學問，他和住在三河匯城內的貢生饒雲驤經常切磋學問，為了見面不惜徒步三十里，一談就是一整天，興致盎然，仍不覺得疲倦。

林達泉在咸豐十一年（1861）考中舉人，剛屆壯年，雖然暫無文獻顯示他是否繼續在傳統的科舉之路上繼續攀登，但其時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多事之秋，外有英法聯軍的入侵，內有朝政腐敗引發的太平天國起義等戰亂。在這樣的情況下，1863年，他毅然應晚清著名洋務運動代表人物丁日昌的邀請，前往江蘇，成為時任蘇松太道台丁日昌的幕僚。丁日昌是廣東豐順人，與林達泉算得上是客籍同鄉，且以廩生的身份練團抵禦戰亂，以軍功起家，頗具經世之才，出身上兩人可謂惺惺相惜。林達泉由於長期留心時務，對於疆域地理、軍事國防以及海外西方各國的制度、形勢瞭如指掌，對丁日昌開展洋務活動相助甚為得力。

這一年，太平天國餘部汪海洋的軍隊進入廣東，大埔適當軍事要衝，林達泉或許是受丁日昌當年以軍功敍用的經歷啓發，或者直接是因丁日昌本人的建議，回到家鄉練勇籌防。戰亂平息後，林達泉論功績被朝廷給予“知縣選用”的資格，並再次進入丁日昌麾下擔任幕僚。林達泉曾經上書兩江總督曾國藩，商討國事，提出的見解獲得曾氏認可，以“高掌遠蹠”期許他。丁日昌在江蘇巡撫任上，從事洋務和教案處理等事宜，處置得當，政績卓越，其時處理政務的公牘多出於林達泉之手，這些文牘後來被整理成《撫吳公牘》出版，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丁日昌和林達泉兩人的共同作品。

丁日昌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其收藏珍本多來自擔任江蘇巡撫期間，林達泉作為他的重要助手，參與了這批含有大量宋版古籍的藏書的整理，撰成《百蘭山館藏書目錄》，這也是丁日昌後來《持靜齋藏書目錄》的底本。丁日昌將這些重要的工作委託林達泉完成，證明他對林達泉學識的欣賞和品格的信任。

同治七年（1868），林達泉以平定捻軍的從徵軍功擢升直隸州知州，歸江蘇補用。第二年赴補江蘇委辦洋務兼督海運，朝廷根據他的勞績候補直隸州，得到擔任知縣的機會，正式開始仕宦生涯。

從林達泉早年的經歷可知，他一直對國家前途命運極為關心，因此留心實學，專注地理、兵防，對於時務具有強烈的認同，而與同鄉丁日昌的私人關係，使得他加入洋務運動的潮流。 ^[4] 

同治九年（1870），林達泉擔任江蘇崇明縣知縣。崇明縣是個海島，位於長江口，四面環水，是個地方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地方士紳百姓遇到矛盾糾紛，傾向於通過控訴告狀達到目的。

林達泉到任後，堅持勤政坐堂，對接到的案子，儘快秉公辦理，隨判隨結案，這樣訴訟刑獄案件數量漸漸下降。林達泉又對縣中的一些陋規進行革除，清理過去積壓的案件和文牘，同時加大力度建設縣裏的公共服務設施，增修城垣，疏浚河流水渠。他發動全縣上下出錢出力，修建橋樑、義冢，為當地的書院籌集經費，為讀書士子提供學習補貼的膏火。又設立同仁育嬰堂，收養被遺棄的嬰兒。

兩年後，林達泉調任江蘇江陰知縣。他在江陰的施政重在興文教、重社會救助。

江陰城的西邊名為申浦，原來有座延陵季子墓，延陵季子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公子，因避位去國，以品格高尚為後人楷模。延陵季子墓因十九世紀中葉的國內戰亂，墓前祠宇蕩然無存。林達泉認為季子是開中國南方文教之光的標誌性人物之一，於是捐出自己的薪俸，為延陵季子修墳墓，重建祠宇。隨後設延陵書院課士，在書院內設立季子神位，每年按時祭祀，通過這種儀式恢復戰後百姓對文教的重視，並籌設賓興費振作士氣。

江陰的內外護城河已經淤積很多年，林達泉倡導市民集資加以疏浚，又溝通東橫河，使之能夠灌溉十餘萬畝的農田。江陰縣向來沒有義倉，這種傳統的義倉是舊社會用作社會救濟的重要工具，林達泉任上專門選擇地方，加以興建，擬定《積穀章程》十條，刻在石碑上，作為永久的管理條例。

值得一提的是，光緒元年（1875），林達泉升任海州直隸州知州。除了疏浚河流、增築堤防、興建橋樑、緝捕盜賊等日常工作外，他還不顧自己的仕途前程，冒險做了一件拯救饑民的功德大事。當時海州因乾旱發生蝗災，饑民遍地，林達泉考慮開國家糧倉賑濟災民。屬下幕僚均認為，開倉必須先向上級層層報告，否則有擅作主張而被彈劾譴責的風險。林達泉認為：“饑民命在旦夕，若俟稟回，必無及，且稟而不準，將坐視斯民餓死乎？”決定先救災後報告。一些幕僚顧慮於朝廷法律條文問責，打算辭職避嫌。林達泉對下屬表示，如果問責，所有責任由自己承擔，不會委過於人。於是，他發出倉谷賑濟災民，而後才向上級報告。按規定要接受降級調任處分，幸運的是，當時的上峯是一位有正義感的官員，獲悉林達泉救民的真實目的後，被他的品德感動，於是免除了對他的處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為了救護百姓，林達泉準備犧牲自己的仕途前程，其愛民的勇氣可嘉，其敢於幹事的精神令人敬佩。

當時晚清名臣彭玉麟巡閲長江水師，曾巡察林達泉任職的地方，瞭解他的狀況後，回到省城見到兩江總督沈葆楨反映親眼所見：“吾嘗補被宿其官舍三日，廚傳蕭然。與之語，樸誠無城府，意遠而意懇，誠良吏也。”意思是説，林達泉的官舍，住宿的條件簡陋，廚房安排用餐也是簡單得蕭然，而與上級官員交流，言辭坦誠而沒有阿諛奉承之色。 ^[4] 

正是因為出色的政務能力和敢於任事的作風，光緒三年（1877），林達泉被擢升為福建台北知府。當時尚未正式建府，林達泉此前曾任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後為護理同知。

林達泉的到任有一段逸事。自康熙年間從明鄭政權手中收復台灣後，台灣的重要性一向未被重視。到了晚清時期，因與外洋各國的聯繫緊密，孤懸外海的台灣的戰略地位才被清廷所深切認識，加快了對這個屏蔽八閩的海島的建設。其時，淡水扼全台要衝，凡通商貿易、開墾農業等事務繁重，同知的職位級別和資格不足以統轄。朝廷決定該設知府，命封疆大吏遴選能員補授。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以及兩江總督沈葆楨均認為林達泉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按照清朝的慣例，知府一級的官員一般是在本省的官員中產生，而林達泉當時是在兩江總督管轄的區域任職，屬於隔省調任，建議一度被駁回。最終朝廷頒佈特旨，調林達泉前往就任，皆因他的才幹和官聲得到朝廷的認可。

林達泉抵達福建後，向朝廷遞交“治台三策”，就是著名的後山策、全台策、理財策。闡述了“以退為進，逐漸而前”的開發方略，“用海而不用山”的軍事防禦戰略，以及“求己不求人”的財政方針。

後山策認為，蘇澳以南至新城一百五六十里，峭壁崎嶇，沒有可耕的土地，新城至花蓮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林達泉認為，這些地方駐兵少則無法管理，駐兵太多又耗費錢糧，因此應該暫時放棄開發，而專注於秀孤巒到卑南覓一帶。因為秀孤巒到卑南覓東西方均有大山作為屏障，可以對每年到來的颱風的破壞力有一定的緩衝作用，中間有平原兩百餘里，可以進行屯戍，招募農夫，開墾荒地，易見成效。

全台策認為，世界已經進入海洋時代，台灣的軍事防禦已經不能照搬傳統的設置炮台的模式。因為台灣作為島嶼四面環海，用築炮台的方法，將耗費大量財力人力。而且這種防禦戰略，將導致兵力分散消耗，被動挨打。林達泉建議引進現代海軍建制來保衞台灣，使之成為中國東南的戰略屏障。措施在於推動海上的商貿運輸業的發展，減少後山兵勇，積蓄餘力逐年購置鐵甲艦，完善海上防禦力量。

林達泉認為，台灣在開府之初，雖然不可能馬上實現財政的自給，但從長遠看，必須大力開展墾荒、種植、工業以及商貿運輸業，大力推動台灣產業體系的完善，過渡到財政平衡，方能實現島內的長治久安。

光緒四年（1878）三月，林達泉抵任，他馬上投入“定統制、核徵課、籌防墾荒”。同時請定地方土著讀書人的學額，設義學，聘請通曉當地語言的人士翻譯教學，招徠甚眾。林達泉同時兼任巡撫營務，負責地方的司法管理，其時後山的少數民族不習慣官府的管理，時常進行暴力抗拒。林達泉冒着酷暑、瘴氣親赴現場處理糾紛，日夜工作導致休息不足。這時從家鄉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林達泉哀傷過度，加上積勞成瘁，背上出現疽（惡性腫瘤），當年十月在官署去世。

林達泉病逝後，兩江總督沈葆楨感到特別惋惜，上書奏明其業績，根據他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的政績，有循吏的風範，建議將其事蹟列入國史館《循吏傳》。閩浙總督何璟等也向朝廷報告他以勤政死於任上的事實，朝廷特贈從三品的太僕寺卿銜予以褒獎。

林達泉生前雖然長期在外仕宦，但對故鄉風土也極為關心。他喜愛讀專注台灣事務的學者藍鼎元的文章，而對明代潮州先賢翁萬達特別佩服。翁萬達的墓就在他的家鄉三河，經過時光的洗禮，翁墓受到嚴重破壞，“松楸盡斬，山水漂齧，享寢禿廢，豐碑、翁仲僵卧野田荒草中”，連墓前的空地也被無知鄉人侵削。林達泉瞭解情況後，上書丁日昌，要求大埔地方官員出禁令加以保護。他回鄉與友人饒雲驤一起維修翁萬達之墓，並在墓後左右栽種松樹，體現崇文尊賢的風尚。

他回家省視老父親，穿戴着布衣草笠，和藹地與農夫樵夫交流種田山林的情況。有人以其官銜稱呼他，他笑着制止，認為鄉里鄉親，論長幼應當以排行輩分相稱呼，官吏卸任在家閒居就是平民的身份，怎能再以昔日的官職炫耀呢？林達泉曾著《客説》一文，闡明客家乃是南遷漢民的後裔，有不少衣冠士族的血脈。客家人更有尊崇仕宦的官本位傳統觀念，但是，林達泉卻表現出一般客家知識分子少有的平等觀念和親民作風，清史謂之“循良之吏”，可謂實至名歸。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