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秉良

1990年，林秉良任天主教廣州教區主教，他是新中國成立後廣州教區第一位自選自聖的主教。林秉良認真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為促進團結、維護安定，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愛教事業鞠躬盡瘁。林秉良1924年入讀廣州聖方濟各沙忽略小修院，1941年畢業於香港仔華南修院，同年9月晉鐸，他先後在廣州、東莞、河源等地教會任神父。中國改革開放後，林秉良緊跟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從廣州教區地處開放前沿的實際出發，積極探索使教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相適應的新途徑。他把強化管理擺在首位，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規範內部管理，構建了系統完善管理的機制，使全體教職人員、工作人員工作更有效率。他着眼於提高教會自養能力，全面加強教會的房產管理，使教會事業蒸蒸日上，宗教活動安全有序。他十分重視教會接班人的培養，任主教期間共培養年輕神父12人、修女和女修生20多人，逐步解決了教會接班人青黃不接的問題。在他的帶領下，廣州市內3間教堂多次被評為廣州市“文明宗教活動場所”。 ^[2] 

作為宗教界的廣州市政協委員，林秉良特別重視發揮自身作為宗教界界別代表的作用。他積極反映宗教界情況和信教羣眾心聲，在黨和政府與廣大神長教友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樑，為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維護宗教團體和信教羣眾的合法權益而努力。他在政協會議和通過政協提案，多次提議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室教堂門前的“髒、亂、差”情況進行整治，對石室教堂和歷史悠久的沙面露德聖母堂、河南寶崗天主堂等宗教場所加強保護，引起了廣州市、區有關部門的重視，促進了這些教堂的保護工作。他反映的天主教淘金坑“聖山”被佔用的問題，被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受理，獲得了撥地補償，並易地漁沙坦建起了天主教聖露濟亞堂。他的這些工作，受到了宗教團體、信教羣眾的好評。

與此同時，他還帶領教會，發動信教羣眾積極開展慈善福利工作。他任主教期間，共為教育、災區籌得善款50多萬元；還建立了友愛敬老院，開辦了石室友愛學前班，設立了“三好學生”獎學金，鼓勵教友子女努力學習，樹立了天主教會在社會的良好形象。廣州是祖國的南大門，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對外交往日益頻繁，來廣州市天主教教堂石室參觀訪問的世界各地賓客越來越多，他們中有國家元首、官員、商人，也有學者、宗教人士和教友。林秉良恪守“三互”原則，利用各種場合，廣交朋友，廣結友誼，宣傳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傳改革開放取得的豐碩成果，宣傳中國人民的優良品德，推動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和交往。

為充分發揮宗教在維護安定團結方面的突出作用，林秉良還結合國際國內不同時期的形勢需要，組織神長教友開展主題活動。1997年和1999年分別舉辦了慶祝香港、慶祝澳門迴歸的活動，2000年舉行了“紀念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50週年座談會”，激發神長教友們的愛國愛教熱情，遵循天主“十誡”，高舉“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旗幟。林秉良熱愛國家和民族。1999年5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暴行發生後，他馬上召開緊急會議，與神長教友們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中國政府聲明，嚴厲譴責、強烈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的暴行，支持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正立場。林秉良是一位愛國愛教的主教。2000年10月，在廣東省、廣州市天主教“兩會”反對梵蒂岡“封聖”活動座談會上，他發表講話，堅決擁護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認為梵蒂岡該次“封聖”沒有按教會的有關規定核定和冊封“聖人”的程序進行調查研究，而是由台灣主教團一手包辦，並選在10月1日國慶節，實質是向中國教會和中國政府挑戰，是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否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