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福祥

在廣東人民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一些當地的愛國士紳，當英軍入侵時，在保衞家鄉和田廬的熱情的推動下，招募義勇，組織反侵略武裝，並直接參加抗英鬥爭。其中，林福祥曾帶領義勇參加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並向統治者提出許多反抗侵略的建議。

他生長於澳門，對西方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情況有較多的瞭解。鴉片戰爭爆發時，他還是一名沒有功名的生員，當英國侵略者向中國一再挑釁時，他堅決主張抵抗。認為“唯今之計，則必能戰而後能守”，提出與敵人屈辱議和是沒有出路和“不能長恃也”。 ^[1] 

林福祥特地到廣州求見知府餘保純，提出戰守方略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當時，琦善接替林則徐任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向侵略者討好，盡撤廣州沿海防務，致使虎門外圍的大角、沙角等炮台為長驅直入的英艦攻陷，守將陳連升父子等英勇戰死，虎門也無法守住，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壯烈犧牲。三月，祁貢抵粵接替琦善為兩廣總督，在林福祥的一再要求下，通過他在祁貢那裏當幕僚的老師黃培芳的推薦，祁貢委派他招募水勇，從香山、順德等地招募來五百七十二人，組成“平海營”，分配戰船十六艘，駐守廣州城西離明觀海口，先後在白鵝潭、泥城等地與英軍作戰。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發生前幾天，英軍在泥城繒步登陸，攻陷城北四方炮台，林福祥率所部水勇移駐石井並與之接仗。他親自了解到侵略軍在三元里一帶“恣其淫掠，人人為之髮指”的野蠻罪行 ^[2]  ，深表憤慨，因而一面到各鄉動員鄉民羣眾起來反抗，一面於四月初九日（5月29日）上書祁貢請戰，要求“督帶義勇鄉民，出其不意”襲擊英軍。四月初十日(5月30日)，三元里人民舉起抗英鬥爭的大旗，一百零三鄉的鄉民羣眾聯合起來，誘殲英軍於牛欄岡，林福祥“聞鑼聲不絕，即帶水勇應之”。據他所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中説，這一場戰鬥，“來會者眾數萬，刀斧犁鋤，在手即成軍器，兒童婦女，喊聲亦助兵威，斯時也，重重疊疊，遍野漫山，已將夷兵圍在核心矣。”可見當時四鄉農民及其他勞動羣眾參加戰鬥的浩大聲勢。這次鬥爭，由於奕山和祁貢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面為侵略者解圍，以致中途散去。林福祥對此深表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意十一朝（5月31日），有當事開城彈壓者，且斥予等多事也，而人心解體矣，散矣，……（侵略者）既得粵東之六百萬（銀元），又往寇閩、浙、江蘇矣，而後患遂無窮矣。……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天乎！人乎！” ^[3]  鮮明地表達了他主張盡殲來敵，反對妥協以維護民族利益的觀點。

香港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即為英國所強佔。三元里戰後，林福祥上書祁貢，要求乘機即日出兵收復香港，他在信中列舉出兵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的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説：“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之捷，更覺勇氣百倍”，認為應“乘此可勝之時”，建立“不世之功”。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之噬悔”。 ^[4]  但祁貢和奕山並沒有理睬他的這個建議。以後他又積極捐資購置炮械火藥，以抵制外來侵略者，而為奕山所保奏，“遂登仕版”。 ^[5] 

林福祥以後歷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南昌、撫州、饒州知府，吉安贛寧兵備道，浙江布政使，直接參與鎮壓農民起義，進行對太平軍的戰爭。咸豐十二年（1861年），太平軍攻克杭州，林福祥被俘，與其他官員同受李秀成的優待，被饋贈一百兩銀子，予以釋放。由於這個原因，同治三年（1864年），他在浙江衢州被當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所捕殺。

林福祥著有《平海心籌》二卷，道光二十三年刊行。在這書中，他詳盡闡述了他堅決抵抗外來侵略的主張，嚴正地駁斥了對外屈辱投降政策的謬誤，他的不少意見在今天看來也還是有可取之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