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奕山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初一日，奕山出生。

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授三等侍衞。

道光四年（1824年）三月，授二等侍衞。

道光七年（1828年）閏五月，因參加平定張格爾之亂、克復喀什噶爾等處，賞頭等侍衞。

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着往伊犁，交玉麟差委。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授武備院卿，同年十二月，授伊犁領隊大臣。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授伊犁參贊大臣。四月，授正紅旗護軍統領。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調補正藍旗護軍統領。十月，署理伊犁將軍。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實授伊犁將軍。閏四月，授正紅旗漢軍都統。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回京當差。九月，授正白旗領侍衞內大臣，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管理行營事務大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授御前大臣。 ^{[1]  [7]}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奕山被任命為“靖逆將軍”，以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統率川、鄂、湘、滇、黔、桂、贛等省大軍17000人赴粵征剿。時人稱其勢“真如泰山壓卵”。 ^[2]  奕山口出大言：務“使逆夷片帆不返”；道光帝亦謂“必能迅奏膚功”。 ^[4] 

可是，隨着英軍強佔香港、攻破虎門、兵臨廣州城下、楊芳奏請“羈縻”等訊接踵而至，奕山畏敵之情、妥協之念已不斷髮展。剛過梅嶺古道，即“令傳諭諸夷：代奏仍準其通市”。 ^[3]  行至曲江，則奏稱若“拒絕通商，夷人必盡力攻城”，勢必“欲保廣州，反速之失陷”。 ^[4]  抵廣州後，聽從楊芳所謂“不可浪戰”之策，“諸事不問，先買洋貨”。 ^[2]  廣東軍民要求抗戰，奕山則“每言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 ^[5]  ，奏稱廣東“患不在外而在內”，提出“防民甚於防寇”的方針 ^[6]  ，拒絕採用林則徐提出的發動愛國軍民禦敵、剿敵的戰守方案。

然而，其親信又進言：“不戰則軍餉無由報銷，功賞無由保奏。”奕山於是“急欲僥倖一戰” ^[5]  ，匆匆忙忙於四月初一（5月21日）下令夜襲英艦。英軍乘機反撲，盡占城外炮台，飛炮攻城。奕山等驚慌失措，急於城上改換白旗，並派廣州知府餘保純縋城而出，於四月初七（5月27日）和英方代表義律簽訂了屈辱的《廣州和約》。英方勒索“贖城費”600萬元、限期奕山等率兵退出廣州城六十里以外和不得重新武裝各要塞等條款，奕山均滿口答應。由於道光帝表示“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準令通商”，批准《廣州和約》，奕山越發庸懦怯戰。英軍北擾閩、浙，道光帝在抵抗派催促下，屢令奕山等修復虎門、攻復香港以牽制。奕山等懼“觸夷怒，勢不可收”，奏稱“不敢輕於一試”，哀求“皇上能諒奴才等苦衷”，一再壓制愛國軍民要求收復香港之義舉。

《南京條約》簽訂後，奕山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受到斬監候、鎖拿解京監禁的懲處，但次年即獲釋起用。 ^[1]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調補葉爾羌參贊大臣，統領4800名清軍馳援英吉沙爾，平定“七和卓之亂”。清軍先後在科科熱瓦依克、蘇噶特等處擊潰叛軍主力2萬餘眾，使叛亂迅速得到平息。十月，因功受封二等鎮國將軍，是月賞雙眼花翎。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實授伊犁將軍。 ^[7-8] 

奕山第二次出任伊犁將軍之際，沙俄為打開中國西北大門，一再催逼清政府開放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通商。奕山等奏稱“礙難均行拒絕”，請準開放伊、塔兩處。剛即位不久的咸豐帝允准“試行”。咸豐元年七月初十（1851年8月6日），奕山與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意沙俄在伊、塔兩處片面設置領事，享有領事裁判權和貿易免税權，還劃給沙俄“自行蓋造”住房貨棧的地方一區、葬地一塊。 ^[1] 

咸豐五年（1855年）底，奕山調任黑龍江將軍，次年抵任，直至咸豐九年（1859年）。時值沙俄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向中國東北地區瘋狂擴張之際。奕山剛抵任，即囑咐下屬“隨機應付，以期勿激事端”。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指揮俄軍公開沿黑龍江而下，愈益猖獗，且於沿途“留兵屯糧”“佔地建房”，奕山也不敢阻拒，名為“陽撫陰防”“向其和商”，實則聽任俄軍在黑龍江左岸遍設哨所，公開佔據。咸豐七年（1857年）夏，俄軍大舉入侵海蘭泡，並脅逼“通商”，奕山更為驚恐，奏稱“該夷擁眾猝臨，軍火俱備，……若阻則有觸而發，兇焰立起”；聲請“暫顧目前”，力圖妥協退讓。只因咸豐帝未準所請，奕山才遵旨抗議俄軍“強佔中國地方”，勸其“將人船撤回”，但並未採取進一步抵抗措施。因此，穆拉維約夫“置之不理”，甚至把抗議“原諮還繳”，叫嚷清政府“反對我國向黑龍江左岸移民”，應“給予堅決強硬的答覆”。 ^[1] 

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奕山奉旨在璦琿與穆拉維約夫舉行所謂“分界”談判。起初，他尚遵旨聲明，早經《尼布楚條約》確定的“兩國分界……從無更改”，今俄方欲改為沿黑龍江、烏蘇里江劃界，“斷難遷就允准”，可是，當穆拉維約夫“聲言以河（江）為界字樣，斷不能刪改”，並以最後通牒的形式提出條約的定稿，以大發雷霆、不辭而去的手段威脅奕山簽約時，奕山就急忙從“正言議論”轉而哀聲乞求，派員詢其“因何動怒”“究欲何往”，請其“息怒見諒”，“尚以稍待為佳”；特別是由於俄軍“夜間施放槍炮”，大肆威嚇，奕山深恐“夷酋激怒，立起釁端”，最後完全放棄了維護領土主權的原則，為“安夷人豺狼之心，允其所請”。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奕山擅自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璦琿條約》，讓沙俄割佔中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之地”；還讓沙俄在黑龍江、烏蘇里江享有航行權。自謂“我比任何人都高興”的穆拉維約夫，把奕山稱為“我的摯友”。當沙俄進而大舉侵佔烏蘇里江以東地區，並公然闖入松花江三姓等地竄擾時，奕山仍“不思力圖挽救”，不敢與俄方“辨明定議”，繼續主張“權宜辦理，暫且姑容”。正如大理寺少卿殷兆鏞所參劾，奕山“以邊地五千餘里藉稱閒曠，不候諭旨，拱手授人；始既輕諾，繼復受人所制，無能轉圜”。 ^[1] 

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奕山受到革職留任處分，旋又革去御前大臣，召回京。但隨着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認可《璦琿條約》並正式吞併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土地，奕山又官復御前大臣，補正紅旗蒙古都統、健鋭營後扈大臣。

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授鑲紅旗總族長。

同治三年（1864年），晉封一等鎮國將軍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授總理行營事務大臣。四月，授正白旗領侍衞內大臣、閲兵大臣。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授內大臣，加恩開去御前大臣並一切差使，仍留正紅旗蒙古都統。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開去內大臣、都統，仍留一等鎮國將軍。

光緒四年（1878年）六月初一日，奕山去世，享年八十九歲，諡號莊簡。 ^{[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