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居裔

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割據漳州、泉州（含莆田、仙遊）地區達十九年之久的陳洪進，向宋朝納土歸順。在陳統治期間，漳、泉農民既受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又遭軍閥官僚敲詐勒索。納土這一年，陳洪進又對人民大肆搜刮，向宋王朝貢獻了大量金銀和貴重物品，使尖鋭的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從而引發了林居裔領導的農民起義。

起初，農民軍主要活動於遊洋和莆田百丈嶺一帶山區。隨後，林居裔率領義軍向泉州方向發展，沿途又有許多農民參加，隊伍擴大到萬人以上(圍泉州兵力，《續資治通鑑長篇》卷十九《太宗紀》和《八閩通志》卷三十七《喬維嶽傳》均稱十餘萬；《宋史》卷二百七十六《王繼升傳》則載：“遊洋洞民萬餘叛，攻泉”。是年，整個漳泉地區僅有151978户，莆仙山區人口有限，就是沿途有惠安、晉江、南安的農民參加，也不會有十餘萬人。故採《宋史》所説)，遂於當年十二月進圍泉州城。泉州“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卷十九《太宗紀》)，通判喬維嶽堅決反對，才據城固守待援。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讓聞訊，即率領在福州的屯兵南下支援。起義軍在城內外官兵的夾擊下，撤圍退走，後遭到泉州兵馬都監王繼升率騎兵夜襲，損失較大，遂退回據守莆仙山區。

太平興國四年，宋廷“詔就近調兵收討”(弘治《八閩通志》卷六十《靈顯廟記》)，地方官府即派官兵進擊。遊洋山區地勢“至險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六《福建》二，《興化府·莆田縣》)，易守難攻。官軍前鋒陳應功“越溪谷鏖戰”(弘治《八閩通志》卷六十《錄顯廟記》)，為農民軍擊殺。後在官軍的引誘下，林居裔“遂率眾降”(《宋史》卷二百七十六《王繼升傳》稱：王繼升“夜襲破之，擒其魁，械送闕下，餘黨悉平。”而《八閩通志》卷八十引陳鑄《西林院記》載：林居裔“侵撼鄰封。及敗，尚據此土。太平興國四年，遣偏師伐之，且諭以不死，遂率眾降，因置軍焉。”可證《宋史》所稱林居裔被擒不確)。起義失敗後，宋朝政府以遊洋民風強悍，於太平興國五年特設興化縣和興化軍，以遊洋鎮為縣治和軍治，加強對山區人民的控制。

林居裔起義有何重大歷史意義？由於《宋史》、地方誌等記載無不簡略，語焉不詳，所以我們今天難於對這次起義有較多的瞭解和全面的評價。雖是如此，但是有一條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那就是林居裔起義是宋初莆田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沒有這次起義，也就沒有興化軍的誕生；沒有這次起義，莆田即興化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問世，從此開始與泉州、漳州等郡平分秋色。辛亥革命後幾十年間，莆仙兩縣一度歸屬他方，但是到了改革開放年代，莆田一建市，所管轄的區域仍是歷史上的莆仙二縣。所以，林居裔起義成了興化軍設置的“助產婆”，成了莆田崛起的一個新起點，具有重大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