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刊誤

劉頒，字貢文，臨江新喻人。與兄長劉敞原父同登慶曆（公元1041年至1048年）進士第。劉頒仕途一直不順利，在州縣任地方官達二十年，才至汴京任國子監直講。後受歐陽修、趙概等人推薦，擔任館職，因為與當時的御史丞王陶有夙憾，王陶就聯絡侍御史蘇■一起排擠劉頒，劉頒當時已官至員外郎，因受王陶的排擠，只做了個館閣校勘。到了宋神宗熙寧（公元1068至1077年）年間，才升任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

當時神宗皇帝下詔封太祖趙匡胤的孫子輩中品行端正的為王，以供奉趙匡胤。劉頒上疏反對，“按照禮信，諸侯不得以天子為祖宗，應該供奉其封國的祖先。應尊崇德昭、德芳的後代，讓他們世世代代爵位不降，宋廟祭祀時，讓他們列位陪祭，這才是褒揚太祖的正確方法。”後來皇帝就按照劉頒的建議辦理。熙寧年間，是王安石變法的歲月。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大量地實行一系列改革變法的措施，如青苗法、保甲法、保馬法、方田均税法等。在變法進行的過程中，準備改革學校貢舉法，而學校貢舉的改變，將會影響一大批讀書人的前途和命運，於是遭到了包括劉頒在內的一些人的反對。劉頒上疏説：“本朝選舉士人的制度，已經實行了近百年，歷朝的將相大臣，名公名卿，都是由這種制度選拔出來，而實行新法的人卻説這種制度埋沒人才，這豈不是誣衊嗎？希望朝廷繼續實行過去的學校貢舉法，不要輕意變動。”

當時王安石也擔任皇帝的侍講官，請求讓侍講的官員坐着講課，這也受到劉頒的非難，他上疏認為：“侍讀大臣在皇帝面前講課，不能坐下來講，而是離開座位，站着講課，這是古來就有的禮制。王安石讓侍講官坐着講課，好像是表示皇帝尊德樂道，但這應該由皇帝提出，而不應由臣子請求。”當時的禮官們也都同意劉頒的意見。

劉頒曾經主持考試開封府的舉人，在考試過程中，與該院的考官王介因故爭執，互相罵詈，被監察御史彈劾而罷去禮院官職。開始，主持變法的呂惠卿任考官時，把支持新法的應試者列在高等，而把不支持新法的人放在下等。劉頒擔任考官後，又重新覆核，重新排定名次，因此得罪了支持新法的呂惠卿、王安石等人。劉頒又曾經給王安石寫信，信中反對王安石實行新法，論述新法的種種不便，引起王安石的不滿，再加上以前的種種過失，一怒之下，王安石把劉頒貶為通判泰州，不久又貶為以集賢接理、判登聞檢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就是今天的山東菏澤地區一帶，是盜賊橫行的地方，嚴法重刑也不能制止。

劉頒認為嚴法重刑並不能制止盜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到任之後，實行寬惠的治民政策，盜賊也就沒有了。不久，劉頒又調任開封府判官，又復出任東京轉運使。在任期間，寬厚待人，對部屬中才能低下的人也心存仁厚，務為保全。不久，劉頒又調任兗州、亳州三地知州，吳居厚接替劉頒擔任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到任後，嚴格按照朝廷的法令辦事，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而吳居厚又揭發劉頒在任時的種種措施，上奏朝廷，於是劉頒又被貶為監衡州鹽倉。

哲宗初年，政局發生了變化，新法被廢除了，支持新法的人被貶黜了，劉頒又被起用為襄州知州。不久，劉頒又到汴京擔任秘書少監，但地不久，就因病要求辭職，於是朝廷任以直龍圖閣的頭銜，擔任蔡州知州。擔任給事中的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範百祿等人上疏皇帝，認為劉頒“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這時，劉頒才到蔡州幾個月，又被召回汴京擔任中書舍人。任職後即上書請求恢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不久，因病逝去，終年六十七歲。

劉頒學問淵博，著述豐富，特別精通史學，對於兩漢歷史尤其熟悉。因為劉頒精能兩漢歷史，故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時，邀請劉頒兩漢部分的撰寫工作，劉頒與司馬光等人一道，用了十九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編年體史學名著，為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編撰《資治通鑑》的同時，劉頒又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撰寫《編年紀事》十一卷，自注是“因司馬温公所撰編次”。應該是縮寫本之類的書籍，今已不傳。

劉頒的著作除了上述的《東漢刊誤》、參編《資治通鑑》，另撰<編年記事>外，還有<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義》七卷，都已經佚失了。存下來的有《中山詩話》和《彭城集》。

劉頒既是一個史學家，也是一位詩人。他一生中曾寫下不少詩篇，其中的不少詩篇富有現實主義精神，充滿着對國家、民族的關切和對百姓痛苦生活的同情。在《幽州圖》一詩中，劉頒寫道，“鄙夫平居常嘆息，薊門幽都皆絕域；安得猛士守北方，為排敵人復禹跡。”表達了詩人對燕雲失地的關切之情。在《自古》詩中，他對皇帝因嬖倖而封侯加以無情的嘲諷；而在《京北流人》等詩中，對陷於痛苦的流亡生活中的勞動人民則充滿了真摯的同情。

劉頒還對詩歌發表評證，寫有《中山詩話》，又稱《劉貢文詩話》。詩話是我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主要體裁，唐朝末年已經出現這種形式。現在的詩話中，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續詩話》和劉頒的《中山詩話》為最早。《中山詩話》的主要內容是記載當時文壇的一些掌故、趣聞、軼事，如“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條記載，“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苦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卓飛揚，為感動也。”

於此可以瞭解宋初文壇上存在着宗韓、宗杜、宗李的區別以及文壇領袖歐陽修的欣賞傾向。在文學理論上，劉頒推重“質願宏壯”、“含蓄深遠”的詩歌，反對為追求平淡而陷入“質多文少”的誤區，主張作詩應該除去鄙俗。劉認為作詩的要務是立意，如果立意不高，辭藻再美也算不上上稱之作，“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義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

<中山詩話>是成書較早的詩話，因此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粗疏之處。在內容上，除了進行詩歌評論外，還有不少篇幅是記載和詩歌評論、欣賞沒有多少關係的朝野軼聞，如“景?中羌人叛”記載，“景?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王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在這裏劉頒是講一首詠懷詩的產生過程，但在記述中就流露出對北宋仁宗皇帝的不滿，認為自己“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在“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條中記載，“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皇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鐘樓雲，‘繞寺千千萬萬鋒，（第二句缺）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鍾。’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這一段記載透露出太宗皇帝趙光義晚年迷信丹藥，讓道士煉丹以求長生的歷史真象，也是朝廷忌諱的事。

劉頒生性詼諧幽默，説話口不擇言，寫書撰文也是如此，他的《中山詩話》就是因為在談論詩歌時順便把北宋時期朝廷的一些陰暗面給暴露出來，因此當徵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下詔禁燬元?黨人的書籍時，《中山詩話》也就難逃禁運了。當然《中山詩話》的被毀，除了書中的內容外，作者參加元?黨首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並在政治上反對新法，是一個重要原因。

《東漢刊誤》四卷，北宋時劉頒撰寫。這部書是劉頒任國子監直講時撰寫的，因為英宗皇帝在閲讀<後漢書>時，經常見到墾田字被寫成“懇田”，於是下詔國子監刊正。劉頒奏詔刊正，撰成《東漢刊誤》四卷，於治平三年（公元1067年）上奏英宗皇帝，受到皇帝的褒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