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銅器

這一時期的青銅工藝有很大發展,禮器種類有明顯變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減少，爵、、觶、觚、角、觥、尊、、卣等均被淘汰；蒸飪器與盛食器數量增多，鼎和均成組使用。東周銅器中，以各國諸侯和卿大夫的禮器數量最多,地位高,享用數量越多。 ^[1] 

由於諸侯的割據和新舊勢力的鬥爭 ，東周時代各地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狀況極不平衡，加以生活條件和民俗習慣的差異，在青銅器製作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特點。青銅禮器大致可分為5區:以三晉為主的中原地區；以齊魯為主的山東地區；以燕代為主的北方地區；以楚國為主的南方地區和以秦國為主的關中地區。以鼎的形制為例，中原地區的東周銅鼎，一般為圓腹、附耳、獸蹄足,覆缽形蓋,頂有三鈕，年代早的深腹高足,晚的淺腹矮足。山東地區的銅鼎與之相近,唯蓋多平頂。北方地區鼎腿細長。秦國銅鼎腹淺足肥，製作粗劣。楚國銅鼎形制繁多,均為高腳。總的看來,地方特點都比較明顯，尤以秦楚兩國更為突出。東周銅器的分期，由於各地出土資料多寡不同，研究工作也不平衡。中原、楚國、秦國等銅器出土資料較多，關於它們的分期,均有專文研究其他兩個地區則有待今後解決。以中原地區東周銅器為例，大致可分作春秋(前770～前476)與戰國（前475～前221）兩大階段，每一個階段內，又可分作早、中、晚3期。

東周銅器種類很多， 就禮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作蒸飪器：鼎、鬲、盛食器，豆、敦;酒器、壺、舟，水器，盆、鑑、盤、等。鼎又可分專為蒸飪的鑊鼎，供席間陳設牲肉的升鼎及備加餐的羞鼎。當時貴族舉行宴饗時用鼎之數有一定製度，按主人地位而定。地位最高的用大牢九鼎，其次是七鼎或五鼎,最低三鼎。用則須根據鼎數配備,一般是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這種制度出現於西周，東周時代雖繼續沿用，但各級貴族皆惡其束縛自己而競相越，這反映出維護貴族統治制度的周禮，正在逐步走向崩壞。

東周時代的青銅樂器,主要有編鐘、編和於,也有鐃、鐸,但為數很少。鍾分甬鍾、鈕鍾兩鍾,皆遞次減小,各自成組，每組為9件至14件不等。在器中有甬鍾兩組各9件,銅4件。汲縣山彪鎮1號墓出土鈕鍾14件。近些年來南方出土樂器較多,保存也較好,如、信陽、隨州都出土了成組的甬鍾、鈕鍾和銅。山東地區主要出土於，但也曾出土過幾組編鐘。信陽楚墓鈕鍾和隨州曾侯乙墓編鐘的測試表明，當時的青銅樂器製造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生活中的青銅用具，最能反映當時工藝水平的是和。帶鈎的形式有琵琶形、獸形、棒形等多種。帶鈎既是服具又有裝飾意義，因此貴族們所用帶鈎的工藝特別考究，其製作有鎏金錯銀、鑲珠嵌玉等金屬細工，有些是非常珍貴的藝術品。戰國時期制鏡工藝以楚國最為發達。北方戰國墓很少有以鏡隨葬的，南方楚墓出銅鏡的較多。早期銅鏡作橋形鈕，窄平邊緣，一般多飾蟠螭紋，鈕座外緣有一道貝紋帶。中期銅鏡作三絃鈕，花紋分為地紋和主紋兩層,以羽紋或蟠螭紋作地紋,襯托山字、花葉和鳳鳥等紋。晚期銅鏡多以雲雷紋為地紋，其上飾蟠聯紋或蟠螭紋。洛陽出土一面銅鏡，背面飾一金銀錯騎馬持劍武士，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銅鈁即方形壺，青銅製作，用以盛酒漿或糧食。咸陽博物館所藏的這件東周時期秦國小銅鈁，似為明器。它是在咸陽市古渡鄉任家嘴出土的，底部殘缺。銅鈁方體四稜式，直口方唇，壺口微侈；四稜腹，腹四面鼓出，分界線很清楚，有折稜，小平方底；通高12．5釐米，腹最大徑為75釐米，上口邊長4釐米，底邊長5釐米。該銅鈁器壁較薄（器壁薄是冶鑄技術進步的表現），器身有幾處小洞，但製作很認真。此鈁無蓋，無耳。

從各地出土銅器及山西 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範考察，當時除採用渾鑄法外，已廣泛採用分鑄技術，即將器之耳、足、環等附件鑄好後，嵌在主體範中，然後灌注銅液，讓器身和附件熔鑄在一起。也有先將主體和附件分別鑄好，然後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葉以後，還出現了失蠟法溶模鑄造技術，象淅川 下寺楚墓出土的銅禁，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銅尊盤、銅鼓座等，上下多層花紋皆纖細透空，即以這種技法鑄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範鑄造，而且一範多用。

東周銅器花紋較前有很大變化。商代和西周銅器上的獸面、饕餮等繁縟紋樣已被淘汰，代之以動物紋、植物紋、幾何紋與圖像紋等。動物紋中有竊曲、蟠螭、蟠虺和貝紋；幾何紋中有環帶、重環、雲雷紋等;圖像紋主要描繪當時人的生活,如採桑、射獵、宴飲及水陸攻戰等。有些花紋成網狀四方連續，説明當時已經採用花版捺印的新技術，比過去全部雕刻範模的工藝進了一大步。其他如鑲嵌、鎏金、金銀錯、細線雕等新興工藝，使東周銅器的裝飾花紋富麗堂皇。其中細線平雕工藝尤為出色，如輝縣趙固東周墓出土的宴樂紋鑑，通體雕出細如髮絲的各種圖案，即為此種工藝的代表作。

東周銅器銘文一般都很簡短。如秦公，晉公，齊侯鍾，中山王鼎、壺等銘文長達數百字者，極為罕見。從銘文字體觀察，中原晉、衞、鄭、虢諸國的字體端方勁美；秦國字體工整效古;吳、楚字體修長秀麗,有時書成鳥篆。總的説來，鑄有銘文的銅器日益減少，銘文的書史性質日趨衰落，逐漸變為藝術性的裝飾。戰國晚期銅器的銘刻，則多為物勒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