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錫鈺

杜錫鈺(2張)

1918年3月8日出生於天津市。

1936年考入北洋大學電信系(1938年該校併入西北工學院)。

1940年畢業於西北工學院，後相繼在西北工學院和重慶大學任教。

1944年，杜錫鈺以優異的成績通過考試，前往美國普渡 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194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普渡大學碩士學位，

抗戰勝利後回國，他先後擔任過北洋大學、山東大學副教授，共開設了8門新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杜錫鈺任北洋大學教授。

1952年初調入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任教。杜錫鈺傾注大量心血，編著了一系列中文教材，這些教材流行全國十多年，為通信學科領域的教材奠定了基礎。

1952年秋，北方交大電信系合併到哈爾濱鐵道學院。

1953年又奉命遷回北京。電信系遷回北京後，杜錫鈺任有線教研室主任，於1956年6月榮獲“光榮的鐵路工作者”獎章並出席了第一屆全國羣英會。

1962年，杜錫鈺任電信系副主任，主管教學工作，根據自己多年學習和教學經驗的總結，他提出了更符合各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培養計劃。1976年，杜錫鈺任電信系主任。

1978年，杜錫鈺就任北方交通大學副校長。他在教育改革中，推行學分制，實行因材施教；重建數理系，把工科院校基礎理論的教學提到了相應的高度；重視學 生實踐教學，提倡理論聯繫實際；他的這些措施，後來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為新時期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更加勤奮地致力於教育改革和科學研究。他提出變一次教育為終生教育的思想，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為北方交通大學和北京 市的教育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與此同時，他繼續致力於教學科研的實踐，1991、1992年他連續兩年獲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獎 ^[1]  。

2005年12月6日下午19時，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原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著名教授杜錫鈺教授，因病醫治無效，在解放軍306醫院去世，享年88歲 ^[1]  。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通信學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民盟第五屆中央委員。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專於電路理論，從事開關電容濾波及網絡理論的研究。編著《通信交叉理論》、《有線傳輸原理》、《電路理論》。

他一直從事電信學科的教學及科研工作，工作中刻苦鑽研，取得了優異成績。解放前，通信線路交叉技術多操作在外國人手裏。杜錫鈺的專著《同心交叉理論》一書在解放初期出版後，對我國自立改進通信線路的質量，起了促進作用。其專著《有線傳輸原理》是我國早期出版的講授網絡理論與傳輸理論的教科書。解放後，隨着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鋪設的電力線路與通信線路日益增多，由於電力線路功率大，不僅影響電信線路的通信質量，還危及維修人員的安全。所以通信線路對強電影響的防護成為普遍關心的問題。當時，國內尚無次方面的資料，此書的出版，便利了從事此項工作人員的學習。《電路理論》於1962年鐵道部統編教材出版，此書總結了他長期的教學經驗，而且吸收了柯幹法、綜合網絡等當時正在興起的新理論。70年代他在“數學源波”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並將其成果編入教材。現任博士生研究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締結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通信協會常任理事，中國電子協會理事、北京通信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廢待興。杜錫鈺以極大的熱情投身祖國嶄新的事業。1952年調入北方交大電信系任教後，他先後開出了五門新課。

為了編寫新課講義，杜錫鈺教授查閲了國內所有的圖書，最後發現竟沒有一本可供參考。日本人戰敗後，帶走了他們掌握的科技資料。這是他找不到一本中文教材的根本原因。學術上的落後與不自主，使杜錫鈺深感不安，內心湧動着一股苦澀而又巨大的創作衝動。他決心自己編寫中文教材。

他千方百計蒐集資料，最後僅發現了1920年出版的關於強電干擾的零星俄文資料和一本1940年出版的俄文書籍《交叉理論》。儘管他從沒學過一天俄文，但困難嚇不倒他。憑藉自己深厚的數理基礎和專業知識，他開始一邊研究一邊編寫。先後寫成了十幾本觀點新穎，內容先進的講義。《有線傳輸原理》、《通信線路交叉理論》、《通信線路對強電影響的防護》、《電路理論》、《濾波器》等五本書先後在全國公開出版。這些書不僅介紹了本學科的基本理論，而且彙集了本學科領域最新的發展。

當然，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杜錫鈺是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的。在《電路理論》一書中，他第一次引入了柯幹法，其目的就是要把這種新方法介紹給國內，書中的每個公式，每個圖表和數據都全部由他親自計算。為了引入濾波器設計中的橢圓函數法，他查閲了有關橢圓函數的大量書籍，然後深入淺出地把它表達出來。讀者花幾個小時就能看明白的有關論述，而他卻花了幾十天的時間才能論述清楚。

杜錫鈺的這些教材大多屬於國內同類學科的第一本書，填補了國內空白，這些教材發行全國十多年，一度成為高校這一學科領域的主要教材，為培養新中國的第一代通信人才做出了重大貢獻。

杜錫鈺不僅編著教材，也寫過小冊子，因為他十分重視理論聯繫實際，解決實踐中的問題。50年代通信線路的交叉設計是使用國外的交叉規則，當時許多設計人員對這些規則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杜錫鈺運用有線傳輸原理從理論上對這些交叉規則進行了分析，並編著了《交叉理論》一書，受到了現場設計人員的歡迎。70年代初，他在鐵道部上海通信工廠參加研製300路載波機的會戰中，大膽創新，引入新的設計方法，改進原有電路的設計，提高了整機性能。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有關濾波器、均衡器設計的8本小冊，豐富了濾波器、均衡器設計的理論和方法。

杜錫鈺十分重視教育思想的研究，積極參加教學改革的實踐，早在60年代，他極力推崇毛澤東關於改變填鴨式教學為啓發式教學的思想，毅然在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舉辦了因材施教試點班，把講稿發給學生。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推行開卷考試。在教學內容上貫徹少而精，使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自學和動手。在他的倡導下，電信系成立了學生科技小組，讓學生較早接觸科研工作，出現了一批發展全面的優秀學生。

到了80年代初，隨着研究生教育的恢復，他又把學生科技小組看作是選拔研究生的重要園地；把學生的科研活動看成是未來研究生的前期訓練。在他的促成下，北方交大學生科協成立，使學生科研活動步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與此同時，他又開始了推行學分制的研究。他認為，學分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把教育對象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作為形成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符合教育心理學和優學理論，是教育的發展方向。杜錫鈺常給別人講這樣一個例子：在美國普渡大學，他有一位同學，選修了一半的通信專業課和一半的文學課程，因為他想找到一份技術編輯的工作。如果不是學分制，除非另開一個技術編輯專業，絕對達不到這種教育效果。隨着人才市場的出現，杜錫鈺更認為：學分制將越來越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

杜錫鈺的教育思想是開放的。他主張：應該用發展的、全方位的觀點看待教育。對一個技術人員來説，在學校接受教育，出了學校，在社會同樣受教育，年輕時受教育，年老時還要不斷受教育，才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1978年在一次北京市政協會議上他強調“變一次教育為終生教育”的發言，曾引起廣泛反響。為實現這一思想主張，他主張加強成人教育，提倡廠校聯合辦學，通過研修班等多種形式使現場工程技術人員能有機會相對集中地得到培訓，實現知識更新。

1989年他曾和在京的民盟成員著名學者馬大猷、葉培大、常侗等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面向社會舉行了新技術講座共十講。他主講“現代通信傳輸技術”，聽眾上千人。後來這些講稿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成冊出版，一度為青年喜讀之物。

為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以適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需要，他努力開闢各種渠道，為北方交通大學與歐美高校間的聯繫和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80年代中期，他從校領導崗位退下來後，有了較多的時間用於社會教育實踐。他作為北京市教育學會的常任理事，經常利用寒暑假，深入山區、鄉村、基層學校，調查研究，向北京市教育局反映問題。同時就學位制、獎學金制、城市教育、基礎教育等問題，都作過許多有益的探討，提出過不少合理化建議。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北京市應充分利用首都高校雲集的優勢，把北京市的教育水準辦成全國最高水平，成為全國的典範。1992年他關於教育的兩項提案連續獲得了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獎。

杜錫鈺是我國較早進行濾波理論和方法研究的專家。進入20世紀，通信進入實用階段，如何在較少資源的基礎上進行儘可能大容量的通信，一直是人們試圖解決的問題。濾波理論便成了早期通信技術的核心。

從美國回來之後，杜錫鈺抓住了這個通信領域的前沿課題，對濾波理論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當時，我國的通信事業剛剛起步，在理論研究方面更是空白，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杜錫鈺一方面開始了對基礎理論知識的介紹，一方面開展了以濾波理論為核心的科學研究。

杜錫鈺開展科研的最大特點是緊跟時代的發展，始終瞄準通信領域的前沿。為中國通信技術趕上世界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他引進了LC濾波器的最少電感法和樣板法設計；60年代初，他積極研究推廣了基於傳遞函數和最佳逼近理論的濾波器的綜合設計方法；70年代，他參加了300路載波機會戰，豐富了傳遞函數和最佳逼近理論和方法；與此同時，開始了RC濾波器的研究，並又一次率先在全國編著了有源濾波器的教材。

自70年代以來，他在開關電容濾波器和數字濾波器兩個新的領域中積極開展科研和教學工作，並研製了國內第一台可編程數字濾波器，技術轉讓給天津電子儀器廠生產，又填補了我國的一項空白。80年代後，他又將研究方向從一維濾波轉向二維濾波，先後主持了三個博士基金，三個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特別在二維濾波器的穩定性、設計理論和實現方法上，取得了全國領先和國際水平的成果。

40年來，杜錫鈺研究了從無源到有源，從模擬到數字，從一維到多維的一系列的濾波理論，始終跟蹤這一學科的國際水平。他的科研成果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關注和讚譽。

杜錫鈺是首批博士生導師，他為國家培養了多名高水平的博士生和碩士生，他為學科隊伍的後繼有人做出了重大貢獻。 ^[2] 

杜錫鈺十分重視教育思想的研究，積極參加教學改革的實踐，早在60年代，他極力推崇毛澤東關於改變填鴨式教學為啓發式教學的思想，毅然在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舉辦了因材施教試點班，把講稿發給學生。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推行開卷考試。在教學內容上貫徹少而精，使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自學和動手。在他的倡導下，電信系成立了學生科技小組，讓學生較早接觸科研工作，出現了一批發展全面的優秀學生。

到了80年代初，隨着研究生教育的恢復，他又把學生科技小組看作是選拔研究生的重要園地，把學生的科研活動看成是未來研究生的前期訓練。在他的促成下，北方交大學生科協成立，使學生科研活動步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與此同時，他又開始了推行學分制的研究。他認為，學分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把教育對象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作為形成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符合教育心理學和優學理論，是教育的發展方向。杜錫鈺常給別人講這樣一個例子：在美國普渡大學，他有一位同學，選修了一半的通信專業課和一半的文學課程，因為他想找到一份技術編輯的工作。如果不是學分制，除非另開一個技術編輯專業，絕對達不到這種教育效果。隨着人才市場的出現，杜錫鈺更認為：學分制將越來越顯示它的強大生命力。

杜錫鈺的教育思想是開放的。他主張：應該用發展的、全方位的觀點看待教育。對一個技術人員來説，在學校接受教育，出了學校，在社會同樣受教育，年輕時受教育，年老時還要不斷受教育，才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1978年在一次北京市政協會議上他強調“變一次教育為終生教育”的發言，曾引起廣泛反響。為實現這一思想主張，他主張加強成人教育，提倡廠校聯合辦學，通過研修班等多種形式使現場工程技術人員能有機會相對集中地得到培訓，實現知識更新。

1984年他曾和在京的民盟成員著名學者馬大猷，葉培大，常侗等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面向社會舉行了新技術講座共十講。他主講“現代通信傳輸技術”，聽眾上千人。後來這些講稿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成冊出版，一度為青年喜讀之物。

1944年，杜錫鈺以優異的成績通過考試，前往美國普渡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時抗日戰爭尚未結束，山河破碎，戰亂頻繁。懷着執着追求的杜錫鈺深深認識到：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他決定攻讀電訊工程專業，掌握通訊技術，實現自己科學救國的理想。

普渡大學實驗設備先進，圖書資料齊全。杜錫鈺如飢似渴，埋頭苦讀。他是個勤奮而又天資聰慧的人。幼年喪母的他曾與祖母相依為命，靠親朋的接濟才能讀書，憑着一股不怕苦的精神，他進入了一個越來越高的學術境界。普渡大學的學習使他打下了堅實的數理基礎，掌握了先進的通信技術和理論。194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普渡大學碩士學位，懷着抗戰勝利的喜悦，毅然踏上歸國的旅途。回國後，他先後擔任過北洋大學、山東大學副教授，共開設了8門新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杜錫鈺任北洋大學教授，1952年初調入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任教。當時，國內通信技術非常落後，通信技術資料缺乏，學校採用的大都是外文教材，學生學習比較困難。為此，杜錫鈺傾注大量心血．編著了一系列中文教材，這些教材流行全國十多年，為通信學科領域的教材奠定了基礎。

1952年秋，北方交大電信系合併到哈爾濱鐵道學院，1953年又奉命遷回北京。其間杜錫鈺為完成院系調整，保證教學質量作出重大努力。電信系遷回北京後，杜錫鈺任有線教研室主任，他邊任教，邊寫教材，邊組織教學，對有線通信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此於1956年6月榮獲“光榮的鐵路工作者”獎章並出席了第一屆全國羣英會。

1962年，杜錫鈺任電信系副主任，主管教學工作，根據自己多年學習和教學經驗的總結，他提出了更符合各專業發展的方向和培養計劃。他深入課堂，深入學生，堅持每週聽課一到兩次，到教室檢查自習一次，定期召開學生課代表會議詢問學習情況，聽取對教學的意見．使全系的教學質量上升到歷史最高水平。也正是在此過程中，他逐漸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國實際的教育思想，1976年杜錫鈺任電信系主任。

1978年，杜錫鈺就任北方交通大學副校長。新時代的到來為他的思想提供了實現的土壤。他在教育改革這個大舞台上，推行學分制，實行因材施教；重建數理系，把工科院校基礎理論的教學提到了相應的高度；重視學生實踐教學，提倡理論聯繫實際。他的這些措施，後來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為新時期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使他逐漸認識到，高校不僅應該承擔起教學的任務．也應該承擔科研的任務，他決心努力把北方交通大學這所全國重點大學辦成教學、科研“兩個中心”。並於1978年率先倡導創建了北方交通大學第一個研究所——信息科學研究所。在他的推動下，一批頗有前途的科研所相繼創辦起來。它們承擔了一大批難度較大而又為國家建設所急需的科研任務。他還極力建立與歐美高校的校際關係，打開了國際學術交流的渠道。

杜錫鈺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和科研的組織者，更是一位優秀的實踐者。他是我國首批博士生導師，在電路與理論，信號處理，通信理論等領域均有很深造詣。在濾波的理論和方法方面處於國內領先地位。80年代後，他又研究了二維濾波的理論，曾研製出了國內第一台可編程數字濾波器樣機，達到了國際水平。

教書育人是杜錫鈺終生的職業，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學風嚴謹，並以此嚴格要求學生。他非常重視備課，一門由他講授的課程，他一般要備三次課,假期裏,備出全書的教案，講授每一章前，再寫出每章的講稿，上課之前再把這節課的內容精心安排。他非常重視課堂效果，授課時，很少看講稿，始終注意學生對講課內容的反映。根據學生表情的變化，及時加以調整，這種嚴謹的治學精神，受到同學的熱烈歡迎。

他曾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際IEEE高級會員，中國電子學會理事，北京電子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兼無線通信專業委員會主任，《通信學報》編委會副主任，北京通信學會副理事長等職。他的名字已列入《中國名人辭典》和美國傳記中心（ABI）出版的《國際名人錄》。

80年代中期，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更加勤奮地致力於教育改革和科學研究。他提出變一次教育為終生教育的思想，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為北方交通大學和北京市的教育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與此同時，他繼續致力於教學科研的實踐，1991、1992年他連續兩年獲北京市政協優秀提案獎。

杜錫鈺從事教育科學事業長達半個世紀，他不僅教書，而且育人，不僅善為人師，而且甘為人梯。他發現和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如信息專家袁保宗，光纖專家簡水生，他們都曾做過杜錫鈺的助教，在他言傳身教的幫助下，他們迅速成長起來。為了新人的成長，杜錫鈺放棄、犧牲了許多東西，但他是愉快的，他常説：“一花獨放不是春”、“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要許多人才能成就一個大事業”，他的崇高的品格受到了人們的尊重。

1940-1941年 西北工學院助教。

1941-1944年7月 重慶大學助教。

1944-1947年7月 美國普渡大學攻讀並獲得碩士學位。

1947-1948年 北洋大學副教授。

1948-1949年 山東大學副教授。

1949-1952年 北洋大學教授。

1952年— 北方交通大學教授。

1962-1978年 北方交通大學電信系副主任、主任。

1978-1985年 北方交通大學副校長、學位委員會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1980年3月15日 第二屆中國科協代表。

1980-1984年 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無線通信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通信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電子學會理事。北京電子學會常務理事。《通信學報》編委會副主任。

1981-1983年 北京高教學會會長、常務理事。

1981年— 國務院第一屆學科評論組成員。

1985-1989年 中國通信學會理事。

1985年— 北方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IEEE高級會員。

1 杜錫鈺.通信線路交叉理論.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54.

2 杜錫鈺.有線傳輸原理.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56.

3 杜錫鈺.通信線路對強電影響的防護.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

4 杜錫鈺.電路理論（譯蘇M.Я.Kellep著）.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58.

5 杜錫鈺.濾波器（譯蘇Н.Д.Босый著）.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58.

6 杜錫鈺.電路理論（上、下冊）.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61.

7 杜錫鈺.信號處理用模擬Mos集成電路.（譯美G.C.Temes著）.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9.

1999年，獲第四屆詹天佑獎——詹天佑成就獎 ^[3]  。

曾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際 IEEE高級會員，中國電子學會理事，北京電子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通信學會常務理事兼無線通信專業委員會主任，《通信學報》編委會副主任，北京通信學會副 理事長等職。他的名字已列入《中國名人辭典》和美國傳記中心(ABl)出版的《國際名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