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

杜明，福建省泰寧縣人，1911年6月出生，1931年4月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彭德懷、滕代遠同志率領的紅三軍團打到了福建泰寧，20歲的杜明接受了革命宣傳，報名參加了紅軍。當時條件異常艱苦，第二次反圍鬥爭剛剛結束不久，蔣介石又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參軍不久的杜明跟隨部隊艱苦作戰，英勇殺敵，不怕犧牲，1931年8月火線光榮入黨。在鞏固中央根據地，粉碎國民黨第四次“圍剿”鬥爭中參加數次戰鬥。在攻打贛州時，我軍處在敵人夾擊之中，腹背受敵，形勢危急，杜明和戰友們浴血奮戰，置生死於度外，後在紅五團的接應下突圍成功。

1931年11月，我黨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杜明同志參加了會議的保衞工作，負責為大會站崗放哨。

1933年春，杜明同志調到總部機關接受培訓，學習打旗語、吹軍號等通訊聯絡技術。培訓後在中央政府電話總隊當電話兵。他虛心好學，技術熟練，保證了毛主席和領導機關的通訊聯絡。這段時間也是杜明同志倍感幸福的時期，在瑞金葉坪，杜明同志和毛主席、徐特立、項英等領導同志同住在一排祠堂裏，共同生活，朝夕相處，經常聆聽領袖的教誨。在何叔衡同志的安排下，杜明同志護送林伯渠同志從瑞金縣城到葉坪工作。這期間，他還參加了為蘇維埃中央政府架設第一條電話線的工作。

1933年12月，杜明同志在國家政治保衞局第一期保衞訓練班學習，是我黨培養的第一批保衞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束後，他和毛澤民同志在一起工作。先後擔任了中央總供給部、中央被服總廠、中央印刷（造幣）廠的特派員。

長征開始後，杜明同志奉命調任中央警衞營特派員，負責保衞中央機關和毛主席的安全。他跟隨毛主席，長途跋涉兩萬五千裏，從江西到陝北，跨越11個省，參加了強渡湘江、突破烏江、四渡赤水、攻佔婁山關、搶渡大渡河等戰鬥，兩次出入草地，歷盡千辛萬苦。遵義會議期間，他擔任會議的室內保衞工作。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杜明同志調回國家政治保衞局工作，任偵察部檢查組組長。並參加了瓦窯堡會議的保衞工作。1936年，地方軍閥偷襲我中央機關臨時駐地瓦窯堡，當時形勢非常緊張。機關、部隊已相繼撤離，可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還在辦公室研究敵情和對策。杜明同志3次進入主席房間，報告敵情，勸首長迅速離開。當他們剛剛過了小河，敵人就用機槍從被佔領的山坡上掃射過來，杜明和其他同志機智勇敢地把首長護送到安全地帶。

1937年春，杜明同志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參加了修建延安飛機場和挖窯洞等勞動。

1938年抗大學習結束到抗戰勝利期間，杜明同志先後擔任了山東縱隊政治部保衞部部長，山東軍區鋤奸部部長，115師政治部保衞部副部長，山東軍區第四團政委等職，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做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杜明同志是山東公安工作創建人之一，擔任了濟南市公安局局長、山東省公安總局局長，為鞏固解放區人民政權的建設，粉碎蔣介石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秋，調任華東野戰軍保衞部部長、山東兵團保衞部部長、第三野戰軍保衞部部長。先後參加了孟良崮、濟南、淮海、渡江等戰役，隨部隊攻克南京，解放上海。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全國解放，杜明同志直接參加的重大戰役、戰鬥20多次，曾兩次光榮負傷，獲多枚戰鬥勳章。

建國後，歷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中央公安部幹部學校教研處處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保衞處處長，中央農墾部工業處處長，貴州省農業機械局副局長，貴州省機械廳副廳長等職。他服從組織安排，黨讓幹啥就幹啥，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離開首都支援三線建設，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貴州工作的20年裏，他不顧自己年老多病，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跑遍了貴州的60多個縣，與當地的幹部羣眾一起，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為貴州省農機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革”期間，他堅持真理，嚴守黨的紀律，設法保護幹部，積極開展工作，表現了一個老黨員、老紅軍高尚的政治品德。

離休後，他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關心和支持改革，思想上政治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擔任東城區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期間，認真履行職責，廣泛團結各界人士，積極參政議政，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1994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 ^[2] 

杜明是貧苦農民的兒子，爺爺去世早，父親排行老大，輟學在家的他幫助奶奶操持家務，並承擔起家中的農活，成為家裏的頂樑柱。有着革命理想的杜明，一直都想參加紅軍。1931年6月，紅軍打到泰寧，解放了縣城，已是赤衞隊員的杜明放完牛，便身披蓑衣毅然投奔了中國工農紅軍，成為彭德懷、滕代遠同志率領的紅三軍團戰士，從此走上了革命征途。

隊伍出發那天，杜明含淚告別母親，囑託兩個年紀尚小的弟弟後，就跟着紅三軍團參加了攻克會昌、包圍贛州、進軍湘南、回師南雄、水口以及樂安、宜黃、建黎泰、金溪、資溪等大小几十次戰鬥。由於幼年家境貧寒，杜明只讀過幾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卻很勤奮好學。在紅軍隊伍中，只要有時間，他就學文化，學旗語，學通訊技術，還參加了蘇維埃中央政府第一條電話線的架設。參軍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杜明不懼危險，不怕犧牲，英勇殺敵，多次立功。1931年8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保衞領袖毛澤東，同船共渡金沙江；帶領警衞隊護送李富春；遵義會議，內保萬無一失；三次過金沙，兩次翻雪山，收容隊戰友情深；風雨浸衣，野菜充飢，革命理想高於天；九死一生，勝利會師到延安；陝北跟隨王首道釋放劉志丹；西安跟隨林伯渠火車站規勸張國燾……在杜明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從一名紅軍戰士成為紅軍排長、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電話總隊中隊長、中央警衞營特派員、中央總收容隊特派員……經歷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參與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3] 

杜明的身上，始終保持着革命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和勞動人民的本色，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已經融進了他的血液裏、思想上、行動中。在北京的一套普通的舊式紅磚“小三居”，杜明從貴州離休後直至臨終都住在這裏，這一住便是十五年。

1979年秋，杜明從貴州到北京之初，一家人都擠在一個大雜院內。那時，貴州單位來人，想給杜明在北京買一個四居室的房子。

當下，杜明就拒絕了。他的理由是不能用公家的錢給個人買房住。最後，還是組織決定，在北京給杜明一家買了“小三居”的使用權，一家人才從那又黑又潮的平房裏搬了出來。

在那個大雜院裏，就數杜明的級別最高，資歷最老，但他卻謙虛謹慎樸素節儉，出入院內與一個普通老百姓沒有任何區別。杜明常年身着深藍色的中山裝，幾套衣裳有的洗得褪了色，有的袖口領口磨破了，他都自己或者找大女兒縫補後繼續穿。鬆緊口布鞋的後鞋幫磨壞了，杜明也自己補補再穿。唯一一件毛料衣服，是當年繳獲的“戰利品”——日本軍毯改制的外衣，後來，杜明買了包顏料將其染成了黑色，每逢秋天就穿上禦寒一直到住院。

八十年代初，泰寧縣政府還給杜明寄來了一封信，想給杜明在老家留一套老宅子。可杜明堅定地回信：“我在北京有房，不需要再額外添置房子，請將房子充公，用於家鄉泰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杜明不僅廉潔還很節約。“一張紙他都要正反面兩面使用，抽過的香煙盒，他會拆開訂成小本，用來抄寫重點文章。他所寫的所有回憶紅軍的文章都是利用廢紙背面寫成的。所有包裝用的紙繩、尼龍繩，他都會收起來再利用。飯鍋、洗臉盆漏了，他就用牙膏皮補焊在上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