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英

清宣統三年（1911年）2月出生於吉林省永吉縣大金家屯。1927年夏離家出走上海，考入上海私立立達學園高中部。1929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中文系。在此期間受到夏丏尊、朱自清、陳望道、沈從文等人的影響，大量閲讀國內外文學名著，開始寫小説，搞翻譯，和同學創辦文學刊物，為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曾編《生生》、《創作》、《漫畫漫話》。

“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參加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和上海愛國學生一起去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出兵抗日。1932年1月，李輝英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説《最後一課》在丁玲主編的左聯雜誌《北斗》上發表。

《最後一課》發表後，丁玲又約李輝英寫一部以東北抗日鬥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説。他便以1931年7月發生在今德惠市境內的“萬寶山事件”為素材，創作了長篇小説《萬寶山》，與張天翼的《齒輪》、陽翰笙的《義勇軍》一起，列為“抗戰創作叢書”，1933年3月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萬寶山》比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早兩年問世，堪稱我國抗日題材長篇小説的開山之作。這部作品也得到了周揚、茅盾等人的稱讚，讓作者在文壇獲得了很大聲譽，並從此一發不可收地走上了抗日文學創作的道路。

1932年初，李輝英加入左聯。在完成《萬寶山》創作後，於7月底潛回東北，先後到吉林、長春、哈爾濱、瀋陽、大連等地，對淪陷的故土進行了實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後，以這次回鄉的所見所聞為素材，寫出了一大批抗日題材的小説和散文，先後出版了《兩兄弟》、《豐年》、《人間集》3部短篇小説集。短篇小説《豐年》，寫的是松遼平原的農村，在大好的豐收年景下，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無情踐踏，使勤勞樸實的農民孫三猛醒，毅然讓兒子們拿起武器參加義勇軍，和日本強盜進行殊死鬥爭。李輝英還寫下了《回了故鄉——吉林》、《在哈爾濱》、《南滿線上》、《吉長線上》等散文，收入他的第二部散文集《還鄉集》中。他曾回憶説，當時他是“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來執筆寫反日的作品的”。加入左聯後，被分配至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又在上海泉漳中學任教。

1936年，李輝英舉家遷往北平，寫了大量揭露漢奸與日寇勾結的通訊和散文，收入他的第三本散文集《再生集》中。這時他成為北平左聯的領導人之一，參加“北平作家協會”，1936年任北平作家協會第一屆執行委員，主編《北平新報》副刊《文藝週刊》。

七·七”事變後，李輝英更全身心地投入抗日鬥爭的洪流中。1937年冬，他參加了“戰地學生劇團”，到山東、河南等地宣傳抗戰。1938年底，他到武漢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編輯《抗戰文藝》。1939年5月，跟隨文藝界抗敵協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到河南中條山一帶慰問抗日部隊將士。依據這次到前線訪問獲得的素材，他又寫出許多反映抗日前線軍民生活和鬥爭的文學作品，結集成短篇小説集《火花》、《夜襲》和散文集《山谷野店》出版。這時，李輝英醖釀再寫一部抗日題材的長篇小説。通過友人介紹，他到第三集團軍做文秘工作，注意收集素材，開始長篇小説的寫作。從1942年5月到1944年冬，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説《松花江上》。作品寫的是松花江畔的一個山村，居住的大多是山東來的移民，他們開荒種地，打下了家業。“九·一八”後，日本侵略者佔領了山村，橫行霸道，逼得善良的農民們不得不組織起義勇軍，採取聯合行動，包圍了縣城，準備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抗日勝利後，曾在東北任長春大學、東北大學（今東北師範大學）教授。1950年定居香港，以寫作為生。1963年後執教於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中文系講師、系主任等職，被聘為“中文學會”名譽會長”。他一直沒有忘情於抗戰題材的寫作，並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抗戰三部曲《三都》的第二部《人間》和第三部《前方》的創作。他除了教學、創作外，還主編過《熱風》、《文學天地》、《筆會》等文藝刊物，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小説史》等學術著作。1976年後家居養病，仍筆不綴。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2月赴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 ^[2] 

1991年5月1日病逝香港，享年80歲。

李輝英1950年秋赴港，至1991年在港去逝。在港40年，一直勤奮寫作，著作等身。在這40年，他出版反映香港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説3部、中篇小説9部、長篇小説2部。其中《四姊妹》是香港60年代長篇小説中的佼佼之作。他還出版了“抗戰三部曲”的後兩部——《人間》、《前方》，得到曹聚仁好評。李輝英還是香港優秀的散文家，《鄉土集》中許多散文是中國當代散文中難得的美文。 ^[3]  李輝英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小説，經常發表於香港的報刊上 業已整理出版的共有三個集子：《牽狗的太太》、《名流》和《黑色的星期天》。其中絕大多數作品是反映現實生活的。這些作品從香港都市生活的不同角度和各個側面真實地勾畫了“新潮氾濫”，以來這裏的世相和人生百態，通過對這畸形世相和種種人物靈魂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這裏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表現了生活在這裏的人民羣眾喜怒哀樂的感情。

諷諭庸腐世相、暴露社會弊端是李輝英小説創作的基本主題和傾向。這些作品諷像一幅幅香港生活的幽默畫，揭露和鞭撻了社會那些荒謬悖理的事物，那些庸俗腐劣的世風和醒靛卑俗的靈肉。他的筆總能在嘻笑戲謔之中伸向生活的各個領域，“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使人從莞爾的微笑中識破醜惡，認識現實，激發人改造社會的願望。作家正是通過他這些藴含着喜劇美的小説，表現着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極大關注。特別是當他把這種關注的目光轉向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時，可以感到他的筆鋒似乎更加雄健有力、遊刃有餘。 ^[4] 

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着香港這個東方大都市，寫出了數量可觀的短篇小説，勾勒出了一幅幅“香港素描”，再現了形形色色斑駁陸離卻又有着“香港”特色的社會人生。他的短篇小説以温婉幽默的寫作姿態再現了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繁華中的悲涼，以及社會高度物化所致的人性異化和物質重壓下的都市生存哲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