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純

李純生於1928年，祖籍是山東，出生在雲南省的路南縣（現在的石林縣）。

抗戰爆發後，李純就讀的中學被迫無限期停課。當時正好遇上黃埔軍校空軍分校在雲南招收新兵，幾經波折，李純終於成為國民黨空軍的一員。抗戰結束後，他們這批學員很快集體搬到位於杭州的國民黨空軍中央航校，開始軍旅生涯。

在軍校內，李純和一名黃姓同學成為莫逆之交，倆人同進同出，一起探討時局，黃同學的許多見解和分析對我父親有極大的啓發和引導。

李純還記得，一天黃同學突然問起自己對共產黨有何看法。李純直言不諱地説，國民黨過於腐敗，沒有資格治理國家，應該由共產黨替代。李純説完後，黃同學馬上提醒説，“這話不能再對任何人講，即便你有這樣的觀點也只能埋在肚裏，藏在腦中”。

李純聽後也感失言，他很感謝黃同學的警覺。之後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此刻中國時局非常混亂，國民黨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當官的卻加緊貪腐，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軍校的同學都有對時局不滿，但國民黨當局對軍校學生的思想控制更加嚴格，還鼓動學生之間揭發“思想和國民黨不同步的人”，大家都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一天黃同學神情嚴肅地對李純説，“我得到消息，我們這批空軍學生都要和蔣介石一起去台灣，軍方看管很嚴，我們沒有反抗或逃跑的機會。我和你攤牌，我是中共黨員，今天我準備發展你加入共產黨，到台灣後我們要從事地下工作，我就是你的單線聯繫人。”

原來黃同學對李純的考察早就開始了，他非常確定李純肯定會同意入黨。事情的發展果真如他所料，李純毫不猶豫地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當天晚上，軍校上層宣佈，學生一律不準外出，隨時聽候命令。第三天凌晨，航校學生全部像被打包一樣裝進大卡車送往機場，然後就直飛台灣。

李純在台灣期間與黃同學積極收集所在國民黨空軍單位的各種情報，並將其彙總成材料傳遞迴大陸。然而不久後國民黨情報機構有所察覺，根據當時的情況，一旦暴露身份肯定會被槍斃。面對緊急情況，黨組織迅速決定撤離。但因事發倉促，李純沒能及時撤離，並與黃同學失去聯繫，也沒有新接頭人的聯繫方式。

此時台灣政治時局越來越緊張，每天都有“共諜”被抓走，隔幾天就能看見“某某共諜”被槍決的消息。李純認為早晚會查到他，而且自己確實是中共黨員，還參與多起情報傳遞工作。由於無法和組織聯繫，得不到組織的指示，他只好選擇單獨行動“棄暗投明，駕機起義”。李純開始觀察機場人員的安排和飛機的調配等情況。上飛機對李純來説是小菜一碟，但要把飛機飛到對岸可是個大難題。因為國民黨為提防有人“駕機叛逃”，規定每次加油最多隻能加一半，這樣飛不到台灣海峽對岸就會掉進海里。李純僅有的希望就是等一名和他關係不錯的同學值班做加油官之際，私下求情或許有成功的可能。

1950年1月3日，台灣岡山機場上空陽光燦爛，這是李純的訓練日，正好也是好朋友值班當加油官。李純想，今天不走的話恐怕就再也沒有機會走，僅有的難題就是能不能加上滿箱燃料。他上機前先和朋友套了許多近乎，然後用突然想起的神態説，“兄弟，今天你幫我加滿油，前天有幾節訓練課程被拉下，今天趁着好天氣，我全部補上。”朋友一聽要違規加油後一臉愁容地説：“發現了是要坐牢的啊，兄弟。”李純裝着不在乎的神態對他説，“我寫個條，證明是我要求加練，和你沒有關係。”朋友聽後還是面露難色，李純再一狠心，將手上的一塊手錶送給他。朋友馬上轉變態度，一伸手就將手錶放進口袋，再一抬手把油箱加滿了。

李純上機後先是裝模作樣地按照訓練計劃在規定空域飛了一圈，發現沒有異常後，他突然把機頭一轉直飛對岸福建方向。此刻機場雷達發現李純飛機的方向不對，立刻起飛3架戰鬥機前來追趕。李純隱隱約約聽見塔台對他説，“李純，早就懷疑你有通共的嫌疑，沒想到你逃得這麼快！你今天死定了。”

李純拼命加速往福建飛，但因為駕駛的是教練機，速度沒有後面的戰鬥機快。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幸運的是李純的飛機已經越過台海中線，後面的追機沒敢更進一步，只能返回台灣本島。

雖然擺脱了後面的追機，但李純的飛機油量已經見底，油燈警報叫個不停，如不馬上着陸就有機毀人亡的可能。此刻找機場已沒有時間，僅有的選擇就是找一塊平坦的海灘實施迫降。

好在海灘就在眼前，李純找準機會，成功把飛機降落在海灘上。發動機轟鳴聲驚動海邊工作的漁民，他們以為是國民黨軍隊要“反攻大陸”，很多人拿着鋤頭朝飛機衝來，有人操起鋤頭就要朝身穿國民黨軍服的李純頭上砸。李純連忙高喊：“我是共產黨員，是駕機起義的，請你們把軍隊領導叫來。”聽到李純這樣一説，漁民們真的就沒有再動手，李純當時想“他們的覺悟還蠻高的”。

不久，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車上跳下一名軍官自我介紹説是福建前線駐軍的營長，李純被吉普車送到軍營裏。經過初步審查後，李純的大致情況基本搞清了，上級派人把李純接去廣州。

廣州軍區對李純提供的情況反覆核對後表示，對於李純的黨員身份無法查證。李純表示，“黃同學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他可以證明我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廣州軍區調查後表示，黃同學一直使用的是化名，他從台灣撤離後可能改用其他名字，現在無法聯繫。後來組織表示，李純的黨員身份一時無法查證，暫時只能作為非黨員身份參加工作。

李純還記得，當時前來交代工作的廣州軍區軍官把一個旅行包放在桌上，鄭重地對他説，“這裏邊是給你的現金獎勵。根據規定，我們對駕機起義的國民黨飛行員予以獎勵，並安排你到航校工作，擔任培養解放軍飛行員的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負祖國和人民軍隊對你的信任與囑託。”

李純查看了旅行包裏的現金，至少有好幾萬元，當時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他認為，“我是共產黨員，不應該拿國家的錢”。他把所有的錢都捐獻給當地政府。後來李純被派往河北一個航校擔任軍事教官。就這樣，他從國民黨的空軍飛行員，成為新中國空軍飛行員兼教練。

20世紀70年代末，李純偶然發現當年介紹他入黨的黃同學，後者此時已經離休。多年不見的兩人取得聯繫後，黃同學馬上向組織寫材料，證明李純是1948年就入黨的中共老黨員。就這樣，李純的組織問題也順利得到解決。

2018年12月，李純在北京逝世，為他精彩又傳奇的人生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