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瑞

李秉瑞為光緒五年（1879年）己卯科舉人，光緒九年中式（1883年）癸未科三甲進士，任禮部學習主事。光緒十三年（1887年），光緒帝親自任命李秉瑞等12人為“遊歷使”，與程紹祖前往德國考察。

光緒二十年（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台灣守備緊張。唐景嵩署任巡撫後，先後調刑部主事俞明震、副將陳季同至台，李秉瑞也主動請求效力。次年，清朝讓台灣予日本，台灣士民反對無效，遂議自立。巡撫唐景嵩改巡撫署為總統府。改布政使司為“台灣承宣佈政總理內務衙門”，以俞明震為督辦，李秉瑞及陳季同為會辦，掌管內政事務。改台灣營務處為“台灣軍務衙門”，以李秉瑞為督辦，俞明震為會辦，負責國防行政業務。另有“台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陳季同為督辦、李秉瑞為會辦，辦理對外交涉事務。

咸豐六年（丙辰）即1856年4月15日生於臨桂縣城（今桂林市區）十字街一帶。順治年間，他所屬的李氏家族由廣東肇慶府陽江縣遷居桂林府西鄉車埠村（今臨桂區四塘鎮），到李秉瑞是第五代。其父李振懋，號春麓，國學生（太學生: 是指在太學讀書的生員，亦是最高級的生員）即選布政司經歷，例受承德郎（文散官名。清正六品概授承德郎），誥封中憲大夫，禮部主事加四級。母親丁氏，國學生丁近禮的第三個女兒。例封安人，誥封太恭人。

從光緒《臨桂縣誌》上可查到李秉瑞參加科舉的資料：光緒五年（1879年）他19歲進入貢院，考中己卯科舉人。光緒九年（1883年）22歲，進北京參加會試，以《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為題作論，文章中發出“獨奈何文體遷流而遂以史盡之乎，揚歷而欲繼共和之績究無殊”的感慨，批卷老師批讚道：“上下古今情來興，想見得以疾書之樂”、“精思健筆相輔而行斯謂愜心貴當”、“理足詞明志和音雅”，考中癸未科三甲進士。光緒帝欽點李秉瑞以“學習主事”進入禮部實習工作。

依據清代考試製度的年份規制推斷可知，李秉瑞16歲考取秀才，13歲便考取童生，堪稱神童。 ^[1] 

清光緒十三年閏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1887年6月12日至13日），北京總理衙門所屬的同文館（近代中國最早的外國語學院），舉行了一次嚴苛的考試。參加考試者主要是中央機關“六部”的青年官員。參加考試共54人，考試結果，初步錄取28人，最後由皇帝欽點12人，其中有兩名來自廣西桂林府的進士——禮部學習主事李秉瑞，户部學習主事金鵬，當年兩人均剛滿32歲。

考試的目的是選拔優秀人員，走出國門，考察世界，稱“遊歷使”。

此後兩年中，遊歷使們走過亞洲、歐洲和南北美洲20多個國家，留下了幾十種考察資料，是有史以來中國官方第一次大規模派出官員，走向世界的盛舉。然而，參加瞭如此盛大活動的兩位桂林前輩，李秉瑞與金鵬幾乎被歷史湮沒，各種近代史、中外交流史上對他們提及甚少，就連他們的家鄉，廣西地方史上也沒有他們的史蹟。不僅是地方史研究領域的缺憾，也是中國近代對外交流史上一個令人遺憾的盲點。

古代禮部具有現代教育部的功能，是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的部門，還兼有外交部的職能，負責藩屬和外國往來之事。可以説是一份很開眼界的工作，對李秉瑞後來能考上“遊歷使”是大有裨益的。

在禮部實習工作四年後，李秉瑞便趕上了光緒十三年（1887年）那一次遊歷使選拔考核。

那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考試。與傳統的科舉考試科目不同，這次既不考《四書》《五經》，也不試八股詩文，而只做關於邊防、史地、外交、洋務的策論。由總理衙門大臣曾紀澤等親自出題、閲卷。第一天的試題是“海防邊防論”與“通商口岸記”。第二天的試題則是“鐵道論”和“記明代以來與西洋各國交涉大略”。李秉瑞以第六名的優秀成績入選。

12名“遊歷使”，按兩人一組，分6組往全球21個國家，開始了為期兩年的考察活動。李秉瑞與江西人程紹祖搭班，負責考察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金鵬則與江蘇常州人繆祐孫前往俄國。 ^[1] 

在依靠遠洋客輪的年代，出國遊歷，路途漫長艱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風駭浪，往往暈船不能進食。有的遊歷使在途中勞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出使梅州的顧厚焜在海外遊歷時“抱病多日”，最後不得不提前回國。另外兩位遊歷英、法的孔昭干與李瀛瑞更是不幸病故他鄉。

李秉瑞在海外，則是遭到了“自己人”的刁難。

根據清廷頒佈的《出洋遊歷章程》規定遊歷期限，“以二年為限，往來路程均在限內”。逾期停發薪水，改作自費遊歷。薪水待遇，“每月銀200兩，伙食僕役一概在內”。另外，“每員準僱請翻譯生一名，月薪50兩”，各遊歷使可以預支六個月薪水和公費銀一千兩，其餘則清廷駐外使館支取。遊歷使在確定各國“可遊之處”時，預先詢問大清駐外使領館，“以免虛糜”。

當時擔任清廷駐俄、德、奧、荷蘭四國大臣的是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洪鈞（1839年-1893年），洪鈞“之為人，驕貪忌刻”，就連他的隨從們都對他充滿怨言。李秉瑞等人到達德國後，洪鈞處處刁難。要求支取薪水，他説你先用自己的私房錢吧，選擇遊覽之處，他則處處設卡，這也不準去，那也不準去。更有甚者，還禁止使館的工作人員與遊歷使溝通交流。李秉瑞與程紹祖到德國不久，洪便催促他們趕緊離開，二人氣呼呼前往比利時，發誓再不回德國了。

這位洪鈞大人是典型的傳統官員，即便身處歐洲，對中國對外交流史也沒有做出多大成就，倒是伴隨他身邊有個所謂的“大使夫人”名叫傅彩雲，即是庚子事變中名聲大噪的一代名妓——賽金花。 ^[1] 

兩年多後，遊歷使們紛紛完成使命回到祖國。各組旅程幾乎均在十萬裏以上，遊歷的國家超過預定計劃的國家數。遊歷使們在各國除了開展外交與文化交流活動外，着重進行調查研究，編寫了幾十種外國調查研究著述和資料。按《出洋遊歷章程》規定，遊歷使的調查任務和考察內容必須形成文字，向總理衙門呈報，並陸續刊印發行。

遊歷使們共撰寫了幾十種對外國調查研究的著作、考察報告及海外遊記、日記和詩集共110卷之多。日本和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制度、經濟管理、工礦企業、鐵路航運、財政貿易、海陸軍制、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考察和介紹。對近代中國人認識世界、瞭解外國、學習西方、推動改革產生了空前的影響。

史料表明，李秉瑞、程紹祖二人組也分別完成過他們的考察報告、雜記以及文獻翻譯。遺憾的是，李秉瑞與程紹祖的考察報告似乎未獲準出版，或許是刊印數量太少，已經遺失殆盡。

遊歷俄羅斯的金鵬，也遭到同樣厄運。不但考察報告沒能傳世，甚至連他的生平史蹟都難尋其蹤了。目前只知道金鵬與李秉瑞同歲，同是臨桂縣城（今桂林市區）出生，光緒八年（1883年）壬午科舉人，光緒十二年（1886年），參加光緒丙戌科殿試，登進士三甲69名。同年五月，進入户部學習主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曾在北京廣西會館中刊印《宣南留別詩》，今美國加州大學有孤本存世。除此之外，這位前輩的名字似乎已經徹底被塵封於歷史塵埃了。 ^[1] 

光緒十六年（1890年）前後，李秉瑞等人回到國內，出人意料的，清廷派遣遊歷使似乎僅以考察外情為主，並無藉機養人才的打算。故十名遊歷使回國後，基本沒得到重用（僅傅雲龍、劉啓彤二人獲加賞二品銜到北洋工作）。李秉瑞回到禮部，由學習主事升為禮部主事，勉強算是一份有外交性質的工作，實則是很清閒的職位。

光緒二十年（1894年）10月31日。台灣布政使唐景崧（廣西灌陽人）署理台灣巡撫（掌管一省行政、軍事、監察等大權的省級最高官員），正值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台灣地位岌岌可危，就在這個關頭，台灣守備緊張。唐景崧署任巡撫後，先後調刑部主事俞明震、副將陳季同至台助力。光緒二十年（1895年）二月，李秉瑞主動放棄了禮部舒適的閒官，南下渡海，投奔到唐景崧身邊報效。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朝廷下旨，命唐景崧快速與日本人辦理交割事宜。唐景崧抗旨不尊，台灣士民反對無效，遂議自立。在台灣民眾支持下，組織抗日，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史稱“乙未抗日”。唐景崧改巡撫署為總統府。改布政使司為“台灣承宣佈政總理內務衙門”，以俞明震為督辦，李秉瑞及陳季同為會辦，掌管內政事務。改台灣營務處為“台灣軍務衙門”，以李秉瑞為督辦，俞明震為會辦，負責國防行政業務。另有“台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李秉瑞為會辦，負責辦理對外交涉事務。負責督辦這個外交部門的陳季同，亦是風雲一時的人物。

陳季同（1851年-1907年）清末外交官，福建侯官（今屬福州）人。早年入福州船政局，後去法國學習法學、政治學，歷任中國駐法、德、意公使館參贊，李秉瑞赴德國考察時，陳季同正在歐洲任職。

歷史在這裏給後人留下了一系列謎團——以唐景崧這樣一名舊式傳官僚，何以會提出“民主國”這一西方政體的概念？從“民主國”宣言提出“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完全是按現代共和國政體設置機構，唐景崧能有這樣的思想，除了早年曾在越南與法國人作戰之外，當與李秉瑞、陳季同有直接關係。

在“民主國”這個戰時臨時組合的政府中，李秉瑞擔當的角色非同小可，他出任的職務包括軍事、外交的的最高長官，充分表達了他個人在政治、軍事、外交上實現抱負的願望。

那麼，李秉瑞在德奧等國考察，究竟看到了什麼？他的考察報告怎樣寫的？為何清庭不準公開發行？“意味抗日”失敗後，李秉瑞與其子弟等着有《蓬萊小語》一書，是一部記述台灣（雅稱蓬萊）風土民情的筆記，現已亡佚，文字散見於各地方誌，據説內中有批評丘逢甲與其他台灣民主國人物的文句，而遭到敵對派蒐購毀禁。 ^[1] 

乙未台灣抗日失敗後，唐景崧逃回桂林，李秉瑞卻不知所蹤。

辛亥革命前後，李秉瑞出現在汕頭，是省諮議員及潮循道署顧問[12]。廣東諮議局成立於1906年，潮循道署亦成立於“光緒末年，國人倡議行君主立憲政治，故於宣統初年，汕頭司法即已獨立，並在招商草地設立審核廳，以辦理市民之訴訟，是時潮梅最高軍政機關為軍務督辦署，嗣復改為潮梅鎮守使，並設潮循道尹，駐汕監督各縣行政事務。”由此推斷，李秉瑞在50歲之後定居廣東潮汕地區。[13]依然活躍於政壇，證明他仍存政治抱負。

1917年7月17日，孫中山抵達廣州，掀起以擁護國會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標幟的護法運動。李秉瑞再一次出現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上。身為粵軍中的廣西人，李扮演的角色極其微妙，他擔任了粵軍首領陳炯明的參謀。

先是民國五年（1916）10月，廣西陸榮廷因護國討袁有功，調任廣東督軍，但云南龍濟光盤據廣州不動，陸氏只得率大批桂軍入粵，才將龍逼走，然後上任。“粵軍”是孫中山護法運動時在廣東的軍事基礎之一。1918年，孫中山命陳炯明將親軍改為“援閩粵軍”，赴閩南、粵東潮汕一帶，建立閩南護法基地。民國七年（1918）在孫中山要求下，“援閩粵軍”成立，陳炯明任總司令，鄧仲元（鄧鏗）任參謀長。

民國九年（1920年），直皖大戰爆發，閩北由皖系李厚基控制，陸榮廷與段祺瑞計劃聯合“徵閩”，調集了大量桂軍部隊抵達閩粵邊境，並促使駐紮閩南的陳炯明加入“徵閩”行列。陳亦調遣部隊以自衞，一時閩粵邊境，大軍雲集，謠言蜂起，大戰一觸即發。 ^[1] 

民國九年（1920年）年5月31日，《申報》記者從香港發出電訊：“陳炯明派李秉瑞代表回粵（三十一日下午八鍾）”“謁軍政府各總裁……以探明軍政府真正態度。陳表示願以粵軍攻前敵。”

民國七年（1918年），廣州非常國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後，改組的軍政府，該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迫使獨攬大權的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職。孫辭職後，廣東護法軍政府改行7總裁合議制，由非常國會推舉岑春煊、孫中山、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唐紹儀、林葆懌7人為總裁，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孫中山正式宣佈與軍政府決裂，並開始綢繆武力討桂計劃。

李秉瑞與岑春煊斡旋，自當有其優勢。岑春煊為清末重臣，原籍廣西西林，自小成長於桂林。不過，李秉瑞在這個歷史關頭中身份之特殊，還不僅於此。

李秉瑞與軍政府會談，探明虛實後第三天，回到廣西南寧。6月3日。《申報》記者再次從香港發出電訊：“陳炯明代表李秉瑞赴桂謁陸（二日下午七鍾）”

此時，廣西軍情已十分緊急。從當時《申報》發表的一則時局評介《戰事緊急中之桂省觀》中可見一斑，同時，這篇文章吐露了李秉瑞另一個特別而微妙的關係——李秉瑞是“陳軍參謀長鄧鏗之岳丈，桂林人。”[16]

鄧鏗，即鄧仲元（1886年-1922年），廣東惠陽淡水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廣東軍政府陸軍司司長、粵軍總部參謀長兼粵軍主力陸軍第一師師長。是孫中山的堅定擁護者。 ^[1] 

李秉瑞抵達廣州，赴粵謁軍政府各總裁，以探明軍政府真正態度，並代表陳炯明表態：願以粵軍進攻李厚基前敵，但提出條件如下：

（一）請協助軍餉二十萬元，（二）補充子彈，（三）粵軍出發後，閩南後方，桂軍不得進駐。（四）如上述三項不能實行，則閩南各屬，仍由粵軍維持秩序，徵閩軍隊自行進攻，彼此不相侵犯。

覲見廣州軍政府的總裁們之後，李秉瑞緊鑼密鼓趕回廣西，在南寧，主宰粵桂兩省軍事實權的桂軍二號人物譚浩明接見了他。他表明陳炯明的態度：陳現在已經得到福建，“並無回粵之志”陳也知道，“以譚陸出身綠林，平生磊落，昔年督粵時，對於兩粵軍隊，如出一體，未嘗有歧視之事發現……”只是因為國民黨想挑唆兩軍，製造矛盾而已。譚浩明表示贊同：“兩粵如同一家，餘亦粵籍，（譚督粵時自認為粵籍，曾於粵垣聯合譚家建設譚氏宗祠，）粵省亦為餘之故里……”派往閩粵邊境的部隊，都是粵軍，而不是桂軍，希望李秉瑞能馬上發電報回去，解釋一下。

李與譚會晤後，即致電陳炯明，報告一切。次日，李又緊鑼密鼓離開南寧，到上龍面見陸榮廷。“陸氏態度，一如譚氏。”[18]

當李秉瑞再次回到南寧，陳炯明已經給陸、譚二人發來電報，“聲明允受調停之意，並據邕垣近日消息，均謂潮汕戰禍，從此可望熄滅……”

也許李秉瑞奔波周旋的本意，確實是為了制止內戰，爭取和平。但其實，這個安排只是陳炯明緩兵之計。早在民國八年（1909年）年底，陳便與李厚基商定協作密約，承諾待粵軍回粵後，即將閩南政權移交還李厚基。

以岑春煊為首的軍政府總裁們，並不是那麼好騙的，錢糧子彈當然不會給，並開始積極備戰。不過，李秉瑞還是為粵軍贏得了兩個月時間。

直到8月11日，軍政府才發動戰令，以桂軍沈鴻英為攻閩總司令，分三路進攻福建陳炯明軍陣地，粵桂戰爭打響。這時的岑春煊，已是孤注一擲，桂軍兵敗如山倒，岑春煊甚至還收到過裝着炸彈的木匣。10月23日，陳炯明部兵分三路總攻廣州（鄧仲元為左路軍總指揮），桂系大勢已去，當天岑春煊通電辭職，聲稱他是受江蘇督軍李純自殺而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開國會，共圖善後。次日，軍政府被宣佈取消，當天岑春煊通電辭職，敦促北京速開國會，隨即離開廣東，將他在桂林的私人別墅“雁山園”捐獻給廣西省政府辦學校，自己則躲到上海租界養老。一代雄雄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

粵軍攻佔廣州後。11月29日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聯名通電，宣佈恢復軍政府，重開政務會議。第二年，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年底粵軍擊敗舊桂系，孫中山抵達桂林，組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整軍北伐。 ^[1] 

二哥：李秉忠 ^[1] 

夫人：謝氏 ^[1] 

女兒：李順春 ^[1] 

小兒子：李天明 ^[1] 

侄子：李天佐 ^[1] 

女婿：鄧仲元，辛亥革命烈士。 ^[1] 

外孫：鄧偉東，鄧仲元與李順春之子。 ^[1] 

李秉瑞排行第四，在叔伯兄弟中又行十六。二哥李秉忠，號心懿，庠生，乙亥恩科薦。李秉忠之子李天佐。李秉瑞夫人，姓謝，兩江人，具體村落不詳。據説謝氏原來是李家的丫頭（大約50年代初去世），李夫人與李宗仁有聯繫，聽説，李宗仁發跡以前到桂林讀書，常去李老太婆家住宿，因此有一定的交情。李宗仁發跡後，逢年過節都去十字街給老太夫人拜年。李秉瑞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李順春留在廣東嫁給了鄧仲元。” ^[1] 

李秉瑞一生幾經沉浮，經歷了晚清洋務運動，台灣乙未抗日，護法運動三大歷史階段，並在風雲際會的關鍵節點中，參與其中，並充當了重要角色，甚至影響過事件的發生進程。然而，他個人卻未能因此而獲得顯赫名聲。由於史料匱乏，我們無法通過他個人的性格，他處理問題的手段，他與周邊人物的交流方式等等細節中分析他失敗的原因。但僅從現有史料，我們便可以還原他充滿遺憾的一生。李秉瑞少年得志，成為晚清中國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但遊歷歸來，卻因清廷辦洋務的指導思想侷限，未能給予李秉瑞施展抱負的舞台；台灣淪陷之際，他主動請纓渡海，他早年“揚歷而欲繼共和之績”的思想及其遊歷西洋的見聞，勢必對唐景崧創建“民主國”產生了重大影響。奈何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草草收場，李秉瑞也再次沉沒於史海；清末憲政運動中，他再次浮出，以諮議員身份參與了辛亥革命前後的種種變革。到了民初護法運動，他斡旋粵桂兩省軍人之間謀求和平，為粵軍驅逐舊桂系贏得時間，給孫中山重返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之路充當開路先鋒。遺憾的是，疑竇叢生的鄧仲元遇刺案，加上比鄧案更撲朔迷離李秉瑞之死，導致這個歷史人物的傳奇人生戛然而止，就此被歷史塵封。歷史不該遺忘他——廣西臨桂人李秉瑞，一位有抱負，有擔當的，有氣節的近代知識分子。（北京廣西文化藝術促進會副會長、廣西桂學研究會北京特約研究員林志捷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