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用

李用，字叔大，號竹隱，南宋末年廣東東莞白馬鄉（今東莞市南城區白馬社區）人，其先人隨宋時大量中原移民從韶關南雄珠璣巷遷徙而來。李用出自名仕世家，他的祖父李卓，官至朝議大夫，父親李景宏，官至承事郎。李用最初從事於科舉制度所應考的經義研究，自讀了周敦頤、程顥、程頤諸人的著作後，便棄科舉，而專心攻讀理學，閉門讀書近三十年，著有《論語解》，研究闡明周、程理學深奧的意旨，追溯儒家學説的根源，深得理學精髓，對書中詞語解釋得很明白，便於人們講解誦讀和學者傳授，許多人拜他為師。皇帝下詔授李用為校書郎，但他表示，著書絕非是為了俸祿，堅決不接受所封的職位。後又升他為承務郎，以表揚他的清高，把他所著的《論語解》印刷發行全國。理宗皇帝特手書“竹隱精舍”的匾額賜給了他，他便以此匾為名建屋隱居在東莞。

根據《東莞縣誌》的記載，李用早年喪父，對母親非常孝順，嚴格遵守當時的禮教規範，因此即使是在盛夏，伺候母親時，也不曾脱掉帽子和鞋襪。按照現代觀點來看，簡直是有些迂腐了。李用為人敏於事而訥於言，行為必定有規矩，全無傲慢之氣，他安貧樂道，教育生徒循循善誘，人們都非常願意師從於他。李用是廣東地區最早宣揚和開設宋學講席授徒的理學家，他潛心鑽研，足不出户。當時番禺鷺江人探花李昴英專程來東莞拜訪他，兩人座談了一整天，仍然興致盎然，不見倦容。李昴英離開東莞後，對人説：“今日才見到有道君子。”可惜由於年代久遠，歷史浩蕩，李用所著的《論語解》以及另一部《竹隱集》均已散佚，不知所蹤。

李用既是著名理學家，更是一個“死節之士”。南宋末年，元軍大舉鯨吞南宋疆土，南宋政權危矣，李用表示“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具有強烈民族大義思想的他，更是鼓勵、動員自己的女婿熊飛，揚起抗元大旗，以布衣起兵勤王。1276年7月，文天祥經過江西，熊飛率兵前去呼應，臨行前，李用長子李春叟送行，作詩相贈。熊飛最後在保衞韶關戰役中，與元軍鏖戰而死，英勇殉國。熊飛、李春叟的愛國表現，正是李用家庭教育的直接反映。 ^[1] 

1276年，已經年過半百的李用懷着一腔愛國熱情，登上了前往日本的商船，隻身東渡，希望海外求援挽救岌岌可危的南宋政權。日本此時正處在鎌倉幕府時代，同宋朝的商貿頻繁活躍，商業城市的雛形——博多開始慢慢形成，漸漸成為當年日宋之間貿易的中心，許多宋朝商人定居在此，形成了一條唐人街。宋商們還興建了許多中國式的祠堂，被稱“宋人百堂”。李用順利到達日本後，雖然心懷為大宋請兵勤王的死節之志，但他畢竟只是一介儒生，又身處東土異域，可能剛到博多口岸時，的確進行了一些請援活動，但天長日久，終究要以“設館授徒”謀生，講授中國詩書。後來日本人多受其教化，遂尊稱他為“夫子”。

李用在日本一直以宋末遺民身份僑居講學，傳揚大宋理學，一直到81歲高齡時去世。他去世後，由日本門生和兩隊各穿紅袍和白袍的哀樂儀仗隊護送上路，一路上吹着悲壯的“過洋樂”，送喪返里。這種樂人着倭衣倭帽的日本“過洋樂”送喪風俗，據説一直在東莞流傳至解放初。他是廣東最早有名字記載下來的日本華僑，也是我國最早留名可證的海外華僑教育家，堪稱華僑教育者先驅，在中日兩國人民和文化上交流上貢獻巨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