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

1937年12月參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轉正。

1937年12月，任新四軍一支隊戰地服務團團員。

1938年4月，任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幹事。

1939年6月，任新四軍四支隊政治部宣教科幹事、科長。

1941年2月，任新四軍二師四旅十一團政治處主任。

1945年6月，任新四軍二師政治部宣教部部長。

1945年11月，任山東野戰軍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部長。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二縱隊十二團政委。

1949年2月，任三野二十一軍六十一師政治部主任。

1949年9月，任三野二十一軍六十一師副政委。

1950年7月，任駐捷克大使館政務參贊；

1956年1月，任中央調查部二局副局長。

1959年7月，任駐瑞士大使。

1966年6月，在北京市委幫助工作。

1967年5月，任中央調查部業務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9月，任中央調查部山東五七幹校黨委副書記。

1973年6月，任總參二部副部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衝擊。

1980年5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秘書長。

1981年2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1983年3月，任五屆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91年2月離休。

2004年2月，享受省長級醫療待遇。

2014年1月25日23時10分，李清泉同志因病在中國北京逝世，享年95歲。

2014年1月29日上午，李清泉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市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1] 

1919 年3 月21 日，李清泉出生在江西鄱陽縣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李福喜，母親汪清香，兄弟姐妹共7 人。家中開了一家名叫“同順號”的鞋店，由於生意不好，一大家生活比較艱難。

李清泉7歲時入學， 念過私塾，也上過小學。小時候喜好畫畫，全家人省吃儉用，在11 歲那年，李清泉考入設在鄱陽城內的江西省立陶業學校藝術系學習。1934 年畢業後，考入江西陶業管理局附設陶業人員養成所。

當時的陶業管理局局長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杜重遠，管理局的職員和養成所的教員大多是東北淪陷後，跟隨杜重遠進關的進步人士，對養成所學員的思想影響較大。在這種氛圍下，李清泉閲讀了大量進步書刊，並和同學們一起在景德鎮積極進行愛國救亡的宣傳和社會活動。

養成所畢業後，李清泉被分配在陶業管理局一個負責陶瓷設計和美術的部門當助理技佐。1937 年12 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一個把李清泉引向新的革命征途的人———陳毅來到了景德鎮。陳毅是在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過程中來到景德鎮的。他會見了陶業管理局歌詠隊的全體成員，講述了盧溝橋事變後我國形勢的深刻變化，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抗戰的發展前景。陳毅説：延安固然是個好地方，但是全國的抗日青年都到那裏去是不可能的。當前最需要你們去的，是到抗日鬥爭的第一線去， 到殺敵的戰場上去！離景德鎮不遠的瑤裏就有一支紅軍游擊隊。他風趣地説：願意去的可以報名，我陳毅給你們當“紅娘”。陳毅那淵博的知識、雄辯的口才、豪放的風度把李清泉這批年輕人深深地吸引住了。

當時，紅軍游擊隊改名為江西人民義勇軍，在景德鎮設立了辦事處，主任為李步新。李清泉等人和辦事處取得聯繫後，告別了景德鎮，前往瑤裏參加了紅軍游擊隊，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2] 

解放戰爭時期，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編為華東野戰軍，李清泉調任華野二縱四師第十二團政治委員。李清泉和團長阮賢榜率領十二團先後參加了臨蒙公路出擊作戰、孟良崮戰役阻擊戰和南麻、臨朐、萊陽、膠河等戰役。十二團在戰鬥中得到了鍛鍊，戰鬥力進一步提高。1948 年11 月6 日，淮海戰役打響。華野二縱是淮海戰場的主力之一。在整個戰役中，二縱能攻能守，善打阻擊戰，為保證兄弟部隊圍殲敵軍起了重要作用，為圍殲黃百韜兵團、截擊杜聿明兵團等戰鬥取得的重大勝利做出了貢獻。

淮海戰役結束後，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統一改編，華東野戰軍改編為第三野戰軍，華野第二縱隊改編為第二十一軍，所屬的四師改編為第六十一師，李清泉被任命為第六十一師政治部主任，胡煒為師長、王靜敏為政委，參加渡江作戰。突破長江後，六十一師從涇縣以西地區出發，沿着皖南、浙北的崇山峻嶺，冒着江南的梅雨， 先佔領杭州，隨後解放溪口奉化。

1949 年5 月， 浙江大陸絕大部分已經解放，國民黨軍殘部退守舟山羣島，但敵八十七軍仍盤踞在象山半島，企圖阻止或延緩我軍對舟山羣島的攻擊。為殲滅象山半島殘敵，六十一師由六十五師一個團協同向敵發起攻擊，從7 月3日至8日先後攻克寧海、石浦、象山等地。浙江大陸全境解放。

象山半島作戰後，六十一師在象山地區休整。休整期間，六十一師抽調力量大力協助地方政權建設，開闢新區羣眾工作。此時，李清泉由師政治部主任升任六十一師副政委。8 月31 日， 六十一師奉命歸二十二軍指揮，擔負從南側攻擊舟山羣島任務。10 月初，六十一師順利攻佔敵六橫島、蝦峙島，做攻佔桃花島的準備。

桃花島是舟山羣島南側的一個較大的島嶼， 面積約30 平方公里。當時敵人正在構築工事，但防衞體系尚未形成。胡煒和李清泉分析敵情，決心乘敵人立足未穩之機迅速攻佔桃花島，並得到軍部批准。

18 日晚， 潮水初漲， 風微浪低， 100 餘隻木船乘風破浪一齊向桃花島急駛。佈置在蝦峙島上的我炮兵向敵陣地展開火力猛襲，各突擊營的火力船也一起向敵陣地開火，一陣激烈的槍炮和手榴彈聲後，部隊全部登陸成功。到23 日夜桃花島之敵被全部殲滅， 除斃傷外，共俘敵1300 餘人。戰後，七兵團、二十二軍、二十一軍均來電嘉獎六十一師。 ^[2] 

中法建交是經過1963年10月的北京談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談判兩個階段而最後完成的。當時，李清泉作為中國駐瑞士大使參與了三輪談判，與法方達成具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建交協議。

中法建交是經過1963年10月的北京談判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的瑞士談判兩個階段而最後完成的。北京談判是在周總理與富爾之間進行的，解決了建交的原則問題、實質問題。瑞士談判是北京談判的繼續，着重解決建交的程序問題、方式問題。當時李清泉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雙方在瑞士三輪談判的代表是李清泉與法國政府代表波馬歇。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在聯合國支持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及與台灣“斷交”等三項原則問題上，中法雙方以內部默契的辦法取得一致。而程序問題及爭取最後達成協議的努力，是周恩來總理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根據黨中央的談判方針做出的。

埃德加·富爾雖然是戴高樂指派的代表，但終究不是法國政府的正式代表，無權在協議上簽字。於是周總理和富爾商定，由兩國政府代表在瑞士繼續進行談判。

法國政府代表雅克·德·波馬歇1963年12月12日到伯爾尼我國使館和李清泉舉行了第一次會談。他説不久前富爾訪華，同中國領導人談了中法建交問題。法國認為，中法雙方都有建交的共同願望，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時機已成熟。法方是從下列原則出發，即雙方都不提任何先決條件，主要是研究公佈建交決定的方式，並主張愈簡單愈好：或雙方發表建交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內容相同的建交公報，並口述了一個公報的內容大意。

從波馬歇所提方案看，法方顯然欲以聯合公報方式取代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即法方先照會我國願意建交併互換大使，我國復照同意，然後相約同時發表來往照會），而且所提聯合公報的內容簡單得無法再簡單（此後達成協議並正式公佈的公報內容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兩句話）。李清泉把與波馬歇會談的情況報回國內後，外交部給李清泉發來了黨中央批准的談判方針，主要是三句話：原則要堅定、方式可靈活、爭取儘早達成協議，並附來周總理和富爾就三項原則達成的內部默契內容。

鑑於中法建交的重要性，李清泉根據談判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對策擬了一個報告請示外交部。外交部指示李清泉到阿爾及爾向正在那裏訪問的周總理當面請示彙報。12月26日，李清泉飛抵阿爾及爾，總理百忙中接見了李清泉。總理對情況很熟悉，很少提問，主要是幫助李清泉具體掌握中央的談判方針。李清泉將波馬歇所談情況彙報後説了李清泉的看法，並請總理指示。法方決心同我國建交，但將堅持他們不提先決條件的方式，同時做了達不成協議的準備。富爾訪華一事法方要求保密，這次瑞士談判又要求保密，一方面是怕過早泄密，引起美國干預的麻煩，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萬一達不成協議而有失體面。對方顯然是想以聯合公報方式代替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我方是否仍堅持互換照會方式；另外，在公報內容上是否能接受法方措辭。總理聽完李清泉彙報後，做了重要指示：不論對方稱有多麼困難，總不至於否認北京會談有三項內部默契；只要對方不否認北京的內部默契，可以同意聯合公報的方式及其措辭，但首先仍應提出互換照會方式，如對方仍有困難，只要他們實際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可以同意，但是中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説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和法國政府談判建交併互換大使，同時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我國單獨發表聲明，他們無法反對，也無權干涉，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但出於禮貌，也出於實際需要，談判中預先提出來，以免今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後來我領會總理的指示精神是：堅持北京的內部默契，做到“原則上堅定”；只要法方不否認北京的默契，實質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就可以“方式靈活”，同意他們“愈簡單愈好”的辦法，最後我方以單獨發表聲明這個對方無法反對的方法實現“儘早達成協議”。

1964年1月2日第二輪談判時，李清泉按照總理的指示，首先表示我國政府向我通報了富爾在北京會談的情況及達成的三項默契。李清泉奉命仍提出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的方式。對方説，法方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會談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越簡單越好。李清泉提出可以同意聯合公報方式，但公報措辭必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對方表示仍有困難，還是主張越簡單越好。鑑於談判中對方一再説明是遵守北京會談的精神，沒有出現違背三項默契的情況，李清泉按預定的步驟提出，如法方堅持不支持“兩個中國”的立場，為了照顧法方困難，我方同意法方所提方案，但是我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闡明我國同法國建交的立場。1月9日，波馬歇第三次到我使館，他首先複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會談中提出的方案，然後説，法方認為中法雙方已就建交公報內容達成協議，對我國將單獨發表聲明一事，未正面表態，而以複述我方案的方式予以確認。接着，雙方就公報發表的時間進行磋商，一致同意1月27日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建交聯合公報。至此在瑞士共進行三輪談判，達成了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建交協議。 ^[2] 

李清泉同志遺體告別儀式(15張)

李清泉同志早年參加革命，忠誠於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革命意志。 “九一八事變”後，學生時代的李清泉不甘做亡國奴，毅然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解放戰爭期間，李清泉同志堅決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新中國成立後，李清泉同志曾長期奮鬥在我國的外交戰線上，為中法建交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以後，李清泉同志調到安徽工作，歷任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緊密結合地方實際，堅定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盡職盡責、勤奮工作、開拓進取、積極奉獻，為安徽省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政協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清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李清泉同志光明磊落、襟懷坦蕩，謙虛謹慎、公道正派，生活樸素、嚴以律己，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尚品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