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慕琳

李慕琳，女。舞蹈教育家。山東德州人。1937年參加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陝北公學政治處幹事、延安《解放日報》社大後方工作部編輯、《晉察冀日報》社國語廣播科編輯。建國後，任全國婦聯華東區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秘書長。1960年主持籌建上海舞蹈副秘書長。1960年主持籌建上海舞蹈學校，任校長。後任中加舞協第三、四屆常務理事和第五屆理事、上海分會副主席。

李慕琳1919年2月12日出生，祖籍德州。 1935年，李慕琳就讀北京 “貝滿女中”高中部時，正值 “一二·九”運動爆發。由於受到當時愛國進步思潮的影響和薰陶，年僅16歲的她勇敢地參加了北平 “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與無數熱血青年一起走上街頭，反對投降，呼籲抗戰。

面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白色恐怖和反動派的馬隊與屠刀，李慕琳毫不畏懼，她挽着同學的臂膀高呼着口號，頂着凜冽的寒風捲裹着襲來的高壓水流，昂首挺進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即便隊伍被衝散了，她仍毫不猶豫地衝回來站隊，表現出她追求真理、愛國家、愛民族的滿腔熱血與赤誠之心。

1937年9月，李慕琳在安徽省巢縣參加了黨領導的首都 “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她從此投身革命，為爭取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路線與方針，青春似火的足跡遍佈鄂、豫、皖地區。 1938年6月24日，李慕琳在湖北省咸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8月，李慕琳到達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進入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訓練班學習，任黨支部委員、組織幹事。 1940年至1942年，她兼任 “西北文工團”黨支部書記，在這期間，她開始接觸音樂、舞蹈表演，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逐漸熟悉和熱愛這項工作。在此期間她被評為工作和學習模範。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恢復播音，李慕琳擔任第一位國語播音員。她鏗鏘有力的聲音，從革命聖地延安伴隨着紅色的電波飛向遼闊的天空，響遍神州大地。由於長期勞累，李慕琳患上了肺結核，轉任他職。 1947年3月，李慕琳在 “晉察冀日報”任國語廣播科編輯，繼續從事黨的新聞廣播事業。

1949年5月，李慕琳在天津參加全國職工代表大會後，調任全國婦女聯合會工作，擔任全國婦聯主席蔡暢的政治秘書。 1951年冬到1954年，李慕琳先後擔任南京市婦聯組織部長、秘書長，華東婦女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秘書長，為黨的婦女工作嘔心瀝血，竭盡心智。

1954年到1956年，李慕琳被調回中共中央婦委，再任蔡暢的政治秘書。由於此工作的責任重大，政治性極強，在前後兩次4年擔任蔡暢的政治秘書期間，李慕琳不顧自己體弱多病，女兒幼小，常常夜以繼日，不辭辛苦，極其認真負責地完成各項工作，受到蔡暢和李富春的表揚和鼓勵。這更加堅定了她的黨性、組織原則性和工作的忘我性。1958年，李慕琳參加籌組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任駐會秘書長。

無論是在黨的新聞廣播事業戰線上、婦女工作戰線上，還是在從事外事工作的領域內，甚至在延安時期的 “搶救運動”中被審查時，李慕琳都時刻保持着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她滿懷着對革命事業的無比熱忱，勇挑重擔，不計名利，嚴於律己，以對黨的無限忠誠與堅毅的實幹精神贏得了黨組織和同志們的高度信賴。

1959年，新中國誕生十週年之時，全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一片欣欣向榮。大都市上海也在籌劃建設歷史上第一所專門培養芭蕾舞與民族舞蹈人才的文化藝術教育基地——上海市舞蹈學校。同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心下，在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提議下，中共上海市委為上海舞蹈學校的籌建專門調派時任上海對外友好交流協會駐會秘書長的李慕琳承擔這項艱鉅而責任重大的歷史任務。

從選址到人員和班子的組建，從師資配備到招收學員，舞蹈學校的創建始於一片空白。 1960年正值全國面臨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上海市很多項目紛紛下馬。就在此時，李慕琳帶領參加籌建舞校的全體教職員工發揚延安精神：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勇於實踐、日夜奮戰，僅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開學前的所有準備工作。 1960年3月18日，上海市舞蹈學校按時開學上課，創造了奇蹟。

1960年6月3日，李慕琳被任命為上海市舞蹈學校首任校長。

在李慕琳看來，事業心、科學精神、實踐和擔待，責任和發展，都是延安精神的具體體現。這種精神指引着她在舞蹈學校的創建和發展中，時刻保持着無比的熱忱和昂揚的鬥志，使得她在各項工作中都身先士卒，率先垂範。

作為舞蹈學校黨組織的第一負責人，她勤奮好學，不恥下問，刻苦鑽研業務，她經常向芭科教師請教芭蕾的220個動作，不僅反覆背誦牢記在心，而且追問什麼樣的動作是規範或不規範的，逐漸成為一名能遵循舞蹈藝術教育規律的行家裏手，對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與學習態度的好壞和表演水平的高低一目瞭然。

1964年春，李慕琳組織和領導芭科、民科業務老師骨幹討論芭蕾舞民族化的問題，她鼓勵大家：“只要你們敢想就算立了大功。 ”隨後，學校芭科和民科的教員們掀起了創作熱潮，在李慕琳親自組織和領導下，由副校長，舞蹈藝術家胡蓉蓉率先搞起了芭蕾舞劇《白毛女》片段的創作，李慕琳還請來了劇作家黃佐臨和京劇大師周信芳等參與劇情的構思與演員形體的指導。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 1965年芭蕾舞劇 《白毛女》正式上演。經過了小型、中型、大型創作演出過程，這個在很多人看來 “比登天還難”的藝術創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中國芭蕾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據芭蕾舞劇 《白毛女》中喜兒的首位扮演者蔡國英回憶，當時還不到50歲的李慕琳，一頭短髮就已經摻雜白髮。

李慕琳不僅自己以身作則，嚴謹不拘，兢兢業業，還非常尊重教師，尊重人才，她對師生更是關懷備至。 1961年春節，從北京調來的年輕教師不回家過年，她就熱情邀請他們到自己家過年吃年夜飯，她説： “這裏就是你們的家。”那年冬天特別冷，李慕琳到教師的集體宿舍去探望，發現一個老師坐在牀上冷得蓋着被子備課，看到此景後她立即讓行政組把教師們的房子與朝南的校長室對調，並抱歉地説： “沒有關心安排好他們的生活。”

李慕琳對學生充滿着母愛，除了業務課和文化課，吃飯、洗澡、睡眠等事無鉅細她都掛在心上。看到同學在課間跑出教室，她就督促他們披上衣服，擦乾汗水；她經常到學生食堂，關心他們的伙食，飯菜是否合胃口；她在教師中物色班主任和團支部書記，要求大家關心學生們的思想成長。

在主持舞蹈學校工作的25年間，李慕琳遵循藝術教育規律進行科學管理，培養了一大批享譽中外的著名舞蹈家，使上海市舞蹈學校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舞蹈家的搖籃”。

從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李慕琳始終信念堅定，對黨保持着無限忠誠。

1969年2月，李慕琳的大兒子楊寧生離開上海赴黑龍江農場的前夕，向因在 “文革”中被 “四人幫”非法 “隔離審查”的母親辭行。見到滿頭白髮卻挺着身子拿着掃帚在樓梯旁打掃衞生的母親，及母親居住的一間利用底層樓梯下方斜三角空間由木板釘封成的 “隔離室”，楊寧生的淚水奪眶而出。

這時，李慕琳卻非常平靜，親切地問兒子： “都好嗎？”聽説兒子馬上就要去黑龍江農場，李慕琳的眼神閃過一縷關切，她很堅定地對兒子説： “去吧，孩子，到農村好好幹。不用擔心我，要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歷史！”寥寥數語包含了她對兒子深切的愛和內心矢志不移的共產黨人的革命信念！

十年 “文革”動亂中，李慕琳受盡“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政治迫害與身心摧殘，被非法長期拘禁、關押長達七年之久，但卻絲毫沒能動搖她堅定的革命意志，李慕琳同志始終保持了一名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李慕琳自我要求極其嚴律，甚至非常苛刻。在任舞蹈學校校長時，她有很多機會隨團出國演出或者考察交流，但是她都會因工作的需要而安排其他同志去。 25年間，除了在1963年因文化部組團出訪過一次朝鮮外，沒有去過其他國家。舞校創辦前六年，因她做出過的重要貢獻，市裏幾次要給她提級加薪，她均使用了個人的 “否決權”。 1966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發文提任李慕琳擔任上海市文化局政治部副主任 （副局級），但為了舞校的工作，她在接受組織任命的同時而沒有 “到任”，直至 “文革”的爆發。

1976年粉碎 “四人幫”後，李慕琳恢復工作。那時的她已年近花甲，由於在 “文革”中遭受的摧殘，她患上了嚴重的骨質疏鬆症，健康狀況很差。為此，單位專門給她配了一輛小轎車，卻被她換成了一輛大客車，用來接送舞校的師生。她自己卻每天擠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在車上看到 “年老體弱”的和孕婦，李慕琳定會讓座。

當時的公共汽車車少人多，十分擁擠，車上也沒有空調，條件較差，李慕琳在一次擠車中被擠成了壓縮性尾椎骨折。受傷後，她怕組織和家人擔心，就自己去醫院治療，並假告組織和家人説是醫院要對自己所謂的舊疾進行重新“檢查和治療”。就這樣，她堅持工作到1984年才退居二線。

2002年12月，李慕琳在她生命的彌留之際，給自己的孩子留下遺言：要悟透人生 “生、死、榮、辱、利、害、得、失”八個字；要真正懂得為誰謀幸福！並叮囑家人轉告黨組織喪事一定要從簡。就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為後人們留下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及一個老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

李慕琳頑強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感染過很多人，也教育着她的家人，在她侄女李萍的眼中，姑姑非常美麗而又很威嚴，對她很疼愛卻要求很嚴格。出生於延安、曾任法國 《歐洲時報》社長的女兒楊詠桔，為促進中法友好、加強中法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她多次獲得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親切會見。 2007年楊詠桔女士獲得了由法國政府頒發的 “法蘭西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2010年3月17日，上海市舞蹈學校迎來50週年華誕，在校友的自發捐贈下，雕塑家王志強為李慕琳創作的銅像落成。與此同時，一座用這位“老革命”的精神壘砌的 “銅像”也點滴鑄就，永遠地留在了李慕琳革命和工作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