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怒

李怒的創作植根於日常生活，將客觀真實性下的自我經歷和主觀化感受作為創作媒介，表現了對於社會大環境的普遍性感知、以及個體的情緒波動和羣體在宏觀社會演變中的精神狀態。他關注偶然、突發以及當下狀態的真實性存在，反對形式和技巧，擯棄視覺上的單調以及現代主義後期藝術家創作上連貫性、策略性和風格化的創作範式，探索裝置藝術、當代雕塑、實驗影像、行為藝術以及劇場藝術等等的各種可能性。他顛覆紀實與虛構、再現和抽象之間的感知界限來探索和實踐當代藝術的語言。他把一切事物視為具有生命感知的存在，在看似信手拈來的材料運用和不擇手段的藝術表達中，是他敏鋭而豐富的藝術語言。他的作品有着強烈的擴張力和穿透力，既觀念又感官，既直白又隱晦，既詩性又現實，並具有某種隱喻的、尖鋭的和幽默的特質。他的作品通常是複雜的，並且包含着多重含義 ^[1]  。

藝術作為個人氣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藝術家個體的本能和其對於周遭現實的切身感受。儘管對於材料、造型、空間、時間等雕塑基本語素，李怒並不陌生，但他眼中的雕塑不是單純的塑形，“一切思維活動、行為舉止和社會變遷都構成了雕塑”。在這一點上，他所承續的無疑是博伊斯的“社會雕塑”。

不過，這並非是將雕塑無限地泛化，至少李怒的實踐，似乎從未脱離雕塑的基本語素和語法。他是常常利用現成物（包括身體）及其臨時或偶發關係，訴諸與空間或現實的同構、平行或對抗。而且，他習慣選擇那些黑色、晦暗、有重量的現成物（比如鋼鐵、石頭、木板等）作為雕塑材料，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五顏六色。也許他眼中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片晦暗。這些現成物多為廢品，故其表面往往還殘存着種種過往之人和事的痕跡。這看似賦予了現成物某種象徵性，但李怒對於每個物具體的象徵性所指並不十分關心，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感知的一瞬間，現成物的體量、質感本身能否承載和傳遞他所意欲的觀念和情緒，能否直接調動藝術家和觀者的身體和心智反應，借羅莎琳·克勞斯的話説，這完全取決於自身表面的張力，而非已經被決定的先驗和觀念 ^[1]  。

在今天，一個藝術家自願選擇將他的藝術近身於現實，海量意識形態景觀的沖刷將是他不得不迴應的問題。這種迴應，不應該是應激式的情緒宣泄，也不應該是對彼方圖式的諷刺性修改，而必須是實實在在的另一種言語，有着獨立的語法與修辭方式；避免像彼方一樣將現實化約為承諾與願景，而是佇立於當下困境的真實瞬間，直面未來的不確定性，並相信獨立個體的參與有其意義。李怒個展“一片和平”（Peace Piece），正好為實踐這種路徑提供了很好的文本，我們不僅必須關注他用藝術講述什麼樣的現實，更重要地是去尋找他如何以藝術重返現實，並從中思考：藝術之真何為。 ^[1] 

克萊兒·伯內特（英國皇家雕塑家協會主席）

李怒的創作植根於日常生活，通過顛覆紀實和虛構、表現和抽象之間的感知界限來探索和實現藝術中的詩意語言。他希望通過對日常生活中細節的捕捉，在宏觀社會轉型中反映個人的情緒波動和人類的精神狀態。日常生活中那些在我們看來“無用”的材料被他變成了隱喻的、動人的、幽默的、詩意的或戲劇性的事物，挑戰我們已有的關於藝術的想法，提出質疑並重新看待世界。他想表達的觀念從來都不是觀眾能直接看到的，而是需要透過虛實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