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光

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術委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系主任。

自青年時代起，李存光教授就以極大的興趣和鍥而不捨地努力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80年代以後，在巴金研究和中國現代回族文學研究方面用力更勤。1981年以後主持國家“六五”重點規劃項目“巴金研究資料”、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巴金評傳”、中國社科院重點課題“中國現代回族文學研究”等。

李存光教授著有《巴金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學道路》、《巴金評傳》、《巴金著譯年表》、《巴金傳》、《名家簡傳書系·巴金》、《我心中的巴金》、《〈家〉導讀》等;編有《巴金研究資料》三卷、《巴金談人生》、《馬宗融專集》、《巴金的世界》、《世紀良知:巴金》、《克魯泡特金在中國》等，還協助編輯《巴金全集》第十八、十九卷(集外編)。巴金研究和中國現代回族文學研究，是李存光教授長期關注的兩個主要研究方向。這兩個方面均貫穿現代、當代兩個時期。巴金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巨匠之一，其作品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其文品人品深受世人景仰。巴金的思想和文學道路在中國現當代具有相當典型的意義。李存光教授從事巴金研究的主要特點是:首先，重視掌握第一手材料。下大功夫收集材料，併力求全面、真實、科學地運用材料。他對巴金資料的發掘、整理和披露，為國內外同行稱道並被廣泛引用。《巴金研究資料》以用力紮實、規模宏大、質量精湛贏得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認為是“系統整理、彙集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資料的一項重要成果”，“為巴金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石”。它“嚴謹、填密、尊重史實和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特徵，為以後的研究者樹立了榜樣”。經巴金審訂後收人《巴金全集》的《巴金著譯系年目錄》，是迄今最確切的年表，體現了巴金資料的最新成果。其次，在研究中力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嚴謹、踏實、科學的態度治學;不作浮泛之言，不發無據之論，不趨時媚俗，不急功近利。《論巴金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學道路》作為最早全面論述巴金文學道路的專著之一，對推動巴金研究起到積極的作用。《巴金傳》在掌握和了解巴金全部材料的基礎上，將巴金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力求忠實地、客觀地敍説真實存在的巴金，揭示出他的學術功底與藝術修養。論者認為:“在深厚而堅實的研究基礎上完成的這部時代良知的雕像，”“風骨神韻，煥然其光，引人駐足凝望，情動於衷，思緒綿長。”李存光教授論巴金早期新詩的論文，系統闡釋了研究界較少注意的一個側面;評析《隨想錄》的論文，在大量同類論文中被認為是公允求實之論;評述1920年代到1990年代巴金研究歷史和現狀的幾篇論文，因及時梳理研究的狀貌和存在的問題而受到研究者重視，併為眾多論者引用。回族是我國主要的少數民族之一，全面系統地研究回族文學與新文學的關係和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作用，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李存光教授認為，研究中國現代回族文學，不僅對歷史遺產的整理、彙集和保存具有相當的價值，對豐富和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容，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多民族文藝，鞏固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也深具現實意義。為改變對現代回族文學若明若暗的狀況，他自70年代末期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致力於以下方面:其一，從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入手，建立比較完備的現代中國回族文學資料體系。已出版的《馬宗融專集》即是其中之一。其二，宏觀的總體研究與微觀的具體分析相結合，在把握時代和新文學發展過程、特點的基礎上，描繪回族文學的狀貌，研討其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及其對多民族文學的貢獻與意義。為此，發表了《回族文學當議》等文。其三，立足於中華民族獨立是多民族的有機構成，新文學是多民族文學的融匯這一基本事實，研討回漢兩民族在文學、文化方面的溝通、交流、互補，以豐富和深化現代文學史、民族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多年來，李存光教授先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其他院校的研究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講》、《解放區文學研究》、《現代長篇小説研究》、《巴金研究》等多門課程，先後參與指導和指導過數十名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及外國的碩士生、博士生和大學進修教師。他既關愛學生，傾全力悉心扶持後輩，又嚴格要求學生，殷殷期望青勝於藍，是青年學子的良師益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