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魯

洪武中，朱元璋崇尚朱熹學説，下詔尋訪深諳朱熹學説之儒士。有人舉薦李仕魯。入朝晉見時，朱元璋大喜曰：“吾求子久，奈何姍姍來遲！” 李仕魯感動得熱淚盈眶，拜伏在地曰：“臣願為皇上拼死效命，不惜肝腦塗地！” 朱元璋遂任命李仕魯為黃州同知。臨行前，皇上親切勉勵曰：“官雖不大，可是親民之職，需要汝等飽學之士，行聖人之言，朕才安心。”

李仕魯上任後，忠於職守，治民有方，政績卓著。一年後，名聲遠播。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將李仕魯召至京城，提拔為大理寺卿。李仕魯為官剛直不阿，一身正氣，敢言他人不敢言之事，被朱元璋視為股肱（gong音共）之臣。

錦衣衞頭目上官一鋒的哥哥因貪污被人告發，送至大理寺。上官一鋒找到李仕魯，為其哥哥求情，請求從輕發落。當時，正值朱元璋大肆清洗貪官，李仕魯不但沒對上官的罪行進行遮掩，反而如實向朱元璋稟報。朱元璋大怒，下令將上官一鋒的哥哥處死，並罰扣了上官一鋒一年的俸祿。因此，上官一鋒與李仕魯結下了不解冤仇。但由於朱元璋對李仕魯極為信任，李仕魯也沒有任何把柄可抓，上官一鋒一直沒有對李仕魯下手的機會。

洪武初，朱熹學説雖然開始成為顯學，並佔據了統治地位，但是，人們對於事功的追求，給予了各種不同思想以一點活動的餘地。當時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學，這或多或少對於朱元璋會有所影響。再加上朱元璋從一個年輕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農民起義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後，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由和尚到皇帝，這樣一個特殊的變化，也就必然給明初的佛教帶來一些特殊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據《明史》記載：“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當時的僧錄司左善世宗泐與僧人來複齊名，都是兼通儒學的高僧，朱元璋稱之為“泐秀才”。

朱元璋大力推尊佛教，在京城內外遍設高僧衙門。僧錄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機構，賦予其很大權限。設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闡教各一人，從六品；左、右講經各一人，正八品；左、右黨義各一人，從八品。都提高了他們的品級和俸祿。各府縣則設有僧綱司，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掌之。並定全國僧人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朱元璋詔集名僧在京城舉辦各種大規模的法會，並親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頂頂禮膜拜。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蔣山太平興國寺廣薦法會，共徵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後來還俗為官的吳印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親自組織刊刻佛教大藏經，即著名的《洪武南藏》，將佛教定為經典之學。朝廷還給僧人頒發度牒，允許僧人結壇説法，竭力保護寺院財產等等。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歷來有着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朱元璋起自民間，對於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時，身邊的周顛和鐵冠道人張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經常閲讀道家的經典《道德經》。明初最為著名的功臣劉基，也是頗信道教的。傳説中他曾師從九江道士黃楚望，得其天文地理術數之法。在明初的功臣當中，劉基近道，而宋濂近佛。歷朝的統治者，都要宣傳、神化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明建國後道教與佛教一樣，成為朝廷確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江西龍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被召入朝，朱元璋命去其天師之號，封為真人，世襲，稱龍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設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閣山、三茅山各設靈官一人，正八品。另設太和山提點一人。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恩封，對於當時全國道教的管理並沒有直接關係。掌管全國道教事務的機構還是與佛教的善世院同時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道錄司。設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從六品；左、右至靈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義各一人，從八品，基本與佛教的管理一樣。對於地方道教的管理，則於府、州、縣分設道紀司，以掌其事。

由於朱元璋對僧、道的尊崇，全國建寺觀，度僧道之事便一發而不可止。到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取得度牒的僧、道多達九萬六千餘人。更有甚者，一些位居高官的僧道，在朝中恃寵橫行，讒毀大臣，如劉基、徐達、李善長、周德興等皆被無辜猜疑或誹謗，滿朝大臣皆不敢言。惟有大理寺卿李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上疏諫爭。在李仕魯等儒臣們看來，對於佛教和道教，應該是實行厲禁的。反對朱元璋“舍聖學而崇異端”

陳汶輝的上疏説：“自古以來的帝王，沒有聽説過士大夫和僧徒，混雜居住共事，可以互相幫助的。功勞卓著的舊臣和德高望重的長者都想辭去俸祿離開官職而去，但是僧徒邪惡的人更加厲害地用讒言進行離間。如劉基、徐達的被猜疑，李善長、周德興的被誹謗，和蕭何、韓信相比，其危害疑忌相去能有多遠呢？伏望陛下對於輔佐大臣和親信骨幹，全部選取在道德行為文章方面才德傑出的人，則天下太平很快就可到來了。”朱元璋聽不進他的意見。

李仕魯上疏説：“陛下正在創建千秋功業，凡是立心用意所指的地方，就應是指示給子孫萬世的法規章程，為什麼捨棄儒家聖學而崇尚佛教異端呢？”章疏奏進了數十個，朱元璋不但不聽，而且，對李仕魯所奏“捨棄儒家聖學而崇尚佛教異端”一説特別反感。怒曰：“朕心意已決！”

上官一鋒藉此大做文章，在朱元璋面前添油加醋，污衊李仕魯在家出言不遜。説皇上起用僧眾是因為皇上出身和尚，當了皇上也改變不了和尚習氣。如此大量起用僧人，必然導致大明傾覆等。朱元璋聽後將信將疑。李仕魯性格堅強耿直，由儒家學術起家，正欲打算將朱熹學説發揚光大，以排斥、駁斥佛教為自己的任務。第二天一早上朝時，他第二十九次上疏，勸戒朱元璋“崇儒戒佛”。在多次上疏不被採納推行的情況下，竟在朱元璋面前請求説：“陛下深深地沉迷在佛教和道教之中，臣的言論陛下聽不進去了。我歸還陛下朝笏，乞請賜準退休，迴歸故里。”遂即把朝笏放在地上。朱元璋本來對上官一鋒的話將信將疑，見李仕魯擲朝笏於地，心中騰起一股怒火。心想，你明知此事我心事已決，還如此勸阻，豈不故意損我皇威，其心可誅。且不説背後有無欺君之言，單憑冒犯天威，就該死罪。遂命令武士捽（zuo音左）住李仕魯，摔下殿階。李仕魯腦漿塗地，即刻死在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因有人推薦授官為禮科給事中，後升遷至大理寺少卿，多次上書議論得失，都直言不諱。最後因違背了皇帝旨意，恐怕被治罪，投金水橋下而死。

李仕魯和陳汶輝死後，朱元璋才慢慢了解到，諸僧的行為有很多都違犯了法律。洪武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朱元璋先後下詔書清理佛、道二教。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户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為大理寺卿。 ^[2]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礻闌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

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裏。”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zuo)搏之，立死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

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