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順

朱金順，男，漢族，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國知名的現代文學史專家，寫作學教研專家。1936年8月1日生，出版了《寫作基礎知識》（合著）、《範文讀本》、《寫作通論》、《散文寫作常識》《範文講析》等。 1979至1997年為本科生講課，併為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開課有：“五四散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新文學史料學”、“現代文學專題”等。出版著作有：《五四散文十家》、《新文學資料引論》、《新文學考據舉隅》。編過《魯迅講演資料鈎沉》、《朱自清研究資料》。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名著辭典》。

寫作課各種教材的編撰，則是我寫作學研究的成果。50年代末，是講究服從分配的年代，個人興趣要絕對服從於工作需要。1960年初，我走上講台的時候，全國高校都沒有寫作課教材，我們這些年輕的助教們，是各自找理論、找方法的。當時我是參考葉聖陶的《作文論》、夏丏尊的《文章作法》和他們的《文心》的，講過些什麼，如今早已忘記了。大約到了1964年，教研室的同志們，都認為該有份教材吧，我們曾鉛印過部分講義，記得“議論文寫作”是我寫的。1965年，寫作教研室曾編過一本教材，當時我是教研室秘書，是這本教材編寫的組織者之一，所以記得此事。書名為《寫作知識講義》，全書共九章，按主題、材料、結構、語言、修改、文風及記敍文、議論文等題撰寫。我執筆的是《修改文章》《批改作文》《議論文的寫作》三個題目。講義全部寫好，由學校印刷廠已排好清樣，等待付印。可惜因“*”開始而沒有印成，如今有一份改好的清樣留在我手中，扉頁上有“內部使用、注意保存”、“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寫作指導教研組編寫，一九六六年三月”等字樣。這本供本系、外系一年級使用的寫作教材，終於沒能印出。認真説，這是北師大中文系寫作教研室建教研室以來，集體撰寫的第一本教材，可惜沒有印出，在執筆者中，如今有兩位已經故去了。70年代初，隨着校內外教學活動的需要，教研室編印過一套寫作教學參考資料，按文體成冊，先後出過六七本。我負責編撰的《散文》《雜文》《修改文章》三本，均已內部印行。這套書在校內和北京一些學校、工廠、單位發行過，影響較大。此書的體例是：第一部分為寫作知識，編寫人撰稿，講述這種文章的寫法。第二部分是範文選，選“五四”以來這類文體的名篇。第三部分是參考資料，選名家談這類文章寫法的文字，以為參考。這套書雖為內部交流教材，但印得很考究，統一封面，均32開本，每本200至300頁。可惜全套書，沒有印完，因為有些計劃中的題目沒有編出，教研室的人員就有了變動。當年我以教研室秘書的身份，參與了這項工作，不僅自己編寫了幾個題目，還負責了其他題目的組織和編印事務。當時年輕，精力充沛，寫作教材的編印，成為潛心治學的中心；同時，還有時間弄自己有興趣的新文學版本。1974年至1975年，學校要求各系開門辦學，中文系到郊區辦師訓班，校內則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當時認為寫作課是有用的，而正好我們寫作教研室在北京也小有名氣。這樣，北京人民出版社便來約稿，請教研室撰寫“寫作輔導讀物”，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治學內容。但公開出版時不許個人署名，只能用一個“寫作輔導讀物編寫組”的名字出版，頭一本連這都不行，在中文系前邊還要加上北京某工廠的名字。當年的編教材出版，就是如此艱辛呢！翻翻當年出版物，有這樣兩本書：第一本是《寫作常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第二本是《常用文體的寫作》，北京出版社1978年8月第1版。兩書版權頁上均無印數，但我知道印數是不少的，如今卻都各只剩一本樣書了，想再多找一本也不能了。當時沒署名，也沒報酬，叫你寫，給你出版已經不錯了。想想這三十年的往事，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就是如此治學的。《寫作常識》一書，是寫作的總論部分。全書共八題，約14萬字，有《表現的方法及應用》《文章的改動與潤色》兩題是我執筆的。但書中沒有署名，也不留作者的痕跡，勞動成果全變成集體的了。《常用文體的寫作》一書，則是文體寫作部分。全書共九題，約有17萬字，其中《村史、家史、廠史》《政治評論》《雜文》三題是我撰寫的。出版雖則到了1978年，但依然不能署名發表，書還是用“寫作輔導讀物編寫組”的署名出版的。實則這兩本書的作者共有四人，已時過境遷，我就不提那三位合作者的名字了；這種合作並非自願結合，乃是領導上指定的。這兩本書是如此出版的，如今要翻翻，其幼稚和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但在寫作課教材方面，這卻是草創階段的成果，其中也留着我三十年前治寫作學的印痕。兩書的出版，特別是《寫作常識》一書，在同行中產生了很大影響。1977年，全國高校恢復招生，這可是中國教育史的一件大事。為此，隨後在武漢開了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會上確定了多種“高校文科教材”，較為成熟的專業，定出的教材還不止一種。寫作課各校都開設，但向來無教材，會上決定，教育部認定北師大中文系的《寫作常識》修改後為寫作課教材，而且是全國唯一的寫作課“文科教材”。也許這就是我多年研究寫作學，長期開設寫作課的一種酬勞吧，我們的治學、研究得到了肯定。《寫作常識》經過討論、修改後，改名為《寫作基礎知識》，由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封面上有“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字樣。全書仍由撰寫《寫作常識》的四人執筆，署名改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寫作基礎知識》編寫組。但畢竟有了一點進步，在《出版説明》中，説明了各題的執筆人。全書共十題，我撰了四題：《敍述和抒情》《描寫和對話》《議論和説明》《修改文章》。十多年來，我寫過多本內部和公開出版的寫作課教材，還是第一次在出版説明裏公開了作者名字，也許這就是我十八年研究寫作學的一種肯定了，儘管我的興趣在新文學研究，寫作學只是我治學的一部分。《寫作基礎知識》印數甚多，我保存了它的第1版，版權頁上標明印數為33萬冊，恐怕80年代初期的文科大學生，許多都用過這本寫作課教材吧！

1979年我調入現代文學教研室，1980年就為中文系一年級新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基礎課了，按説該與寫作課告別了，寫作學方面的研究也該停止了。但是沒有，命運是不隨人的意志決定的。好像是1980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語文類1982年向全國招生，用廣播的形式授課。教育部召集部分高校領導開會，確定開設九門課，北師大中文系分得兩門課，其中之一就是寫作課。任務領回，好像也沒法拒絕，這門課確定的教材是《寫作基礎知識》，講課人自然是劉錫慶先生和我，因為我們二人是該教材的主要執筆人。1981年至1982年，許多時間又花在了研究寫作課上了，雖然這時我的專業是現代文學，寫作課已經變為副業，那治學的功夫可沒少用。先是寫講稿和去中央廣播電台錄音，後是編教材和改講稿，再後是開播後為若干電大系統的雜誌寫輔導文章。語文類1982年招生，經濟類1983年招生，再後還有政治類招生，前前後後到1985年才算結束。這裏該感謝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這門寫作課在不通知我的情況下，另請了主講教師，我也就不必再為它奔忙了，專心治我的新文學去了。

1981年至1982年的那套寫作課的講稿，先是錄音廣播，後來中央電大還內部印過。我和劉錫慶先生是此課的主講教師，我們的課時一樣，每人一半教學任務。在講稿基礎上，修改成了一套寫作課的“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全套共四冊，依次是:1.《範文讀本》，朱金順、劉錫慶編，吳伯簫作序，北京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我們講寫作知識，要配合講解範文，特別是講各種文體的寫作時，更要講解一些名家名篇。《範文讀本》就是把我們預備講解和供學生閲讀的，選了一本，供他們學習寫作課之用。選文有“五四”以來的名篇，也有一些時文。它雖是選本，也費了不少時光，其中表現的自然是選家的傾向了。2.《寫作通論》，劉錫慶、朱金順著，黃藥眠作序，北京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這是我們講授《寫作基礎知識》廣播稿的修訂稿，全書共十題，後五題為我撰寫，它們是：《敍述和抒情》《描寫和對話》《議論和説明》《修改文章》《文風》。因為前四題在《寫作基礎知識》中，也是我寫的，如今再講，再寫，也並非易事，不僅要改換例子，講法也要有新內容。這本書印數甚多，流傳甚廣。它第1版印時，為語文類第一屆學生已講過，是為第二屆學生和經濟類學生預備的教材，所以第1版就印了110萬冊。後來，不僅電大用為教材，普通高校也多用它為教材，我手邊有一冊2002年1月第22次印刷的本子，其實那時電大寫作課早不用它了，印數累積已將近276萬冊，這第22次所印，還有8000冊呢！雖然我早已讓出寫作教學的陣地，多年已不再研究寫作教學問題，但是，我説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話，我們的《寫作通論》在八九十年代的寫作教學領域，是有歷史功績的。

3.《諸體述要》，朱金順、劉錫慶著，鍾敬文作序，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這是我們為1982年電大語文類學生講授常用文體寫作講稿的修訂稿。全書十題，每人五題，我撰寫的題目是：《散文》《雜文》《論文》《思想評論》《日記.書信.讀書筆記》。第一屆電大寫作課，上學期講總論，使用教材是《寫作基礎知識》，下學期講十種常用文體，同時講解一些範文。那些文體寫作知識，從交稿到出版，都遲了，雖然書上有“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字樣，實則電大教學已不用此教材，第1版印數僅23000冊，後來也沒再版過。4.《範文講析》，劉錫慶、朱金順等著，郭預衡作序，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範文讀本》一書，收此類文選41篇，其中約三分之一我們在廣播課中講解過，有講稿內部印過。為了與《範文讀本》一書配套，我們收集起來。那三分之二課堂上沒有講過的範文，我們請了十幾位同行，進行了分析講解，這樣合為《範文講析》一書，作為寫作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的第4種，交北京出版社出版。由於我們交稿遲了些，中央電大寫作課教師換了人，此書沒能及時出版。到1990年出版，第1版僅印760冊，社方出版只是紀念性質，已沒有發行意義了。這41篇講析文章中，只有9篇是我寫的。講解範文，是寫作課教師的基本功，幾十年來，講過不少，卻大多沒有集印呢！80年代初，為中央電大寫作課編教材、出版教材，又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最後，畫上句號，算是結束了我這個領域的學術生涯。雖然從學生時代起，我就喜歡新文學，也用過不少力氣，但工作需要佔去了我二十年時間，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總是以服從需要為天職，興趣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