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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經農

鎖定
朱經農(1887—1951),原名有畇,字經農,繼更名經,以字行,祖籍江蘇寶山(今屬上海),生於浙江浦江。1903年就讀於湖南省常德府中學堂。1904年留學日本,入弘文學院、成城學院就讀;次年加入同盟會。後因反對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回國,在上海蔘與創辦中國公學,任幹事。1916年赴美任中國教育部留美學生監督處書記,併到華盛頓大學旁聽。1920年辭職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獲碩士學位。
1921年回國,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兼課。在北大期間,教授歐洲教育史、教育學、教授法、中國教育史研究、中國教育問題(合開)等課程。1923年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中小學教材,與陶知行合編《平民千字課》。1924年兼任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講授教育學。1925年參與創辦光華大學,後任教務長。1927年起,先後歷任《教育大辭書》主編、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大學院普通教育處處長、教育部常務次長、中國公學代理校長以及齊魯大學校長等職。1932年受北大教育學系聘請,擔任講演“中國教育問題”一科內之“義務教育問題”。1932—1942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1943—1948年,歷任重慶中央大學教育長、教育部政務次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光華大學校長。1950年任職於美國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著有《近代教育思潮七講》(1941)、《教育思想》(1944)等。 [1] 
中文名
朱經農
出生日期
1887年
逝世日期
1951年
畢業院校
哥倫比亞大學
職    業
教育家、學者、詩人、出版家
出生地
浙江浦江
代表作品
《近代教育思潮》

目錄

朱經農人物生平

朱經農(1887-1951),原名有畇,改名經,字經農。祖籍江蘇寶山,1887年8月14日(清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生於浙江浦江縣城。父親其恕(字仁甫)曾助堂兄朱其昂創辦輪船招商局,後任知縣,又在石門厘金局做事。
1894年,其父病故,時朱經農剛滿七歲,兄弟四人均未成年,由母親撫養,生活十分艱苦,仍堅持在家攻讀。朱的三叔其懿長期在湖南做官,於1896年將他們全家接到長沙,後朱經農過繼給五叔聰甫為嗣。其時新政在湖南盛行,姑丈熊希齡和叔父其懿都是維新人物,多次攜朱經農到南學會聽講演,朱經農頗受啓迪。
1898年戊戌政變後,朱其懿由長沙調往衡州任知府,熊希齡也閒居衡州,朱經農便向熊希齡和一位姓彭的老師學習《左傳》、《説文》等。1901年,朱經農前往上海姐姐家同外甥顧月江一起學習,並準備投考南洋公學,後因病作罷。
1902年,朱經農回到湖南,三叔其懿已改任常德知府,遂往常德就讀於名儒易緯輿門下。翌年,考入常德府中學堂,與進步青年覃振、戴修瓚等同學,課餘結伴去啓智書局閲讀《浙江潮》、《洞庭波》等新書,漸萌民主革命思想。
1904年,朱經農赴日本留學,先後在巢鴨弘文學院和成城學校就讀。1905年,經同學龔練百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結識黃興等革命領袖。同年冬,中國留日學生為反對《清國留日學生取締規則》相繼歸國。朱經農回到上海後,與姚宏業等籌辦中國公學,1906年春開始上課。教員有于右任、馬君武等人,還聘有日人任教。朱一面當學生,一面做翻譯,半工半讀,被稱為“中國公學之秀”。1908年,兩江總督端方所派監督破壞學校的民主制度,釀成學潮。朱經農是學生代表被開除,多數學生在極端氣憤之下整隊離校,另組織中國新公學,朱被推為三幹事之一。新校經費十分困難,支持一年有餘,至1909年冬新舊公學合併,才得解決。
1910年,三叔其懿在滬病故,朱經農扶柩回長沙營葬。為贍養家庭,他留湘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英文教員,兼農業學堂翻譯。1911年辛亥革命時,他參加戎幕。不久,都督焦達峯、陳作新被害,朱遂出走上海。
1912年秋,朱經農應宋教仁等之請,由上海赴北京,任《民主報》編輯和《亞東新聞》總編輯;同事有景耀月、金葆光等。兩刊實為同盟會與稍後成立之國民黨的喉舌。朱以“澹如”等筆名多次發表文章,指斥袁世凱及其同黨倒行逆施,“蠹國病民”,司法行政“依一人之意向為轉移,一喜一怒百小民生死系之”,致使國會無形解散,民德日益淪亡,法律破壞殆盡,此乃足以亡我民國之三大隱憂。因此遭到袁的忌恨。
1913年“二次革命”發生,北洋當局下令將上述兩報刊封閉,並指名索捕朱澹如等。朱經農避往天津。同年7月,熊希齡組閣,朱得其庇護,回京後暫居熊宅,旋由熊函薦於農商總長張謇,任統計事宜。迨袁世凱搞帝制自為,朱深為不滿,於1916年前往美國。
朱經農在美,初任中國教育部留美學生監督處書記,業餘入華盛頓大學聽課,進行半工半讀。1920年,取得官費,辭去監督處的職務,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為研究生。留美期間,他先後獲學士及碩士學位。朱在美加入基督教,成為忠實信徒。又常與胡適、任鴻雋交往,共同探討文學改良問題。朱贊成寫白話文,認為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所主張甚是”,但謂“白話詩無甚可取”,尤反對以羅馬字代替漢文。
1921年,朱經農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由美回國主講教育學,後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兼課。在太平洋會議召開之際,朱曾撰《廢止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及其附屬文件之研究》和《各國在華租界地性質之研究及請求取消之理由》兩文,刊於《東方雜誌》,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軍閥混戰的危害加以譴責。
1923年,朱經農應王雲五之邀至上海商務印書館,協助王趕編新學制中小學教科書,很快出版了數十種學生和教員用書。這套書就是為了配合教育改革的課程需要,內容充實,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在編教科書的過程中,朱曾多次在《教育雜誌》、《教育與人生》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參加有關各門課程的討論,並翻譯出版美國實用主義學者杜威《明日之學校》一書。他還曾撰《職業指導與初中課程》等文,強調學生的技能培養,並與陶行知一起改編《平民千字課》,助熊朱其慧、晏陽初等搞“平民教育”,同時替《申報》編輯供平民閲讀的副刊。
1924年秋,朱經農兼任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講授教育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聖約翰大學學生為抗議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全體退學,學生家長張壽鏞等另創光華大學收容退學學生,推朱經農為教務長,他辭去滬江的職務,積極進行籌劃,經過數月準備即開學上課,並在教學與管理方面均保持與聖約翰相等的水平。這期間朱還常去大夏大學夜校教書。1926年,他擔任主編《教育大辭書》工作。
同年,朱經農曾赴廣州暗中與國民黨中央取得聯繫,回滬後同吳稚暉、楊杏佛等冒險從事黨務工作。1927年,北伐軍攻佔上海,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成立,黃郛為第一任市長,朱被任命為教育局局長。當時教育局僅有二十餘人,但辦事效率很高,他對教育計劃與佈置“既不急就,亦不躐等”,處處從未來着眼。1928年春,朱辭去教育局長的職務,一度任市政府參事。不久被蔡元培調往南京,任大學院普通教育處處長。同年秋,大學院改組為教育部,朱留任普通教育司司長,1930年升任常務次長,是年冬隨部長蔣夢麟辭職。朱長期主管中小學教育,國民黨政府初年的有關教育規章制度多出自他之手。
1931年春,朱經農到滬任中國公學代理校長。4月,上海市教育局教育討論會成立,被推為委員長。同年夏,受聘為山東齊魯大學校長,遷居濟南。
1932年9月,朱經農擔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到任後即對全省教育進行實地考察,並相繼組設湖南教育設計委員會、初等教育研究委員會和職業教育研究委員會,以推動教育的發展。他在湘任職十餘年,克服了抗戰時期的嚴重困難,至離任之前,基本上已做到全省範圍內平均每一百户有一所四年制小學,每一鄉(鎮)有一所六年制小學。中等學校由原來的一百多所增加到二百五十多所。高等教育,除先後將湖南大學與湘雅醫學院改為國立,又於1941年在南嶽創辦農、工、商三所專科學校。
1943年3月,朱經農奉調至重慶,任中央大學教育長,校長系蔣介石兼任,校務實由朱負責主持。一年之後,蔣介石辭去校長兼職,朱也離開中央大學。
同年,朱經農寫成《教育思想》一書,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回答了教育理論方面有關問題的爭論,闡發了他的教育觀點。朱不贊成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教育,而提倡民治主義的教育,認為此種教育學説“一方面維持個人的發展,一方面注重社會的秩序,對於國家的自由和民族的平等十分尊重,同時希望大同之治……或可供吾人建立教育政策的參考”。他認為“學校是好社會的雛形”,“應以切合社會需要為施教的目標”,並主張中國教育必須以精神訓練、國防科學、生產技能為中心,教育家要“把兒童當作有機的主體”,“一切課程須適合自然發達的原則”。他反對階級鬥爭論,並主張調和科學與宗教的矛盾。
1944年3月,朱經農被任命為教育部政務次長。翌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後,他辭去次長職務,仍去上海繼王雲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同時兼光華大學校長。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朱兩次出席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國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7年9月在南京召開遠東區基本教育研究會,朱經農被邀參加,會後曾撰文發表感想。1948年11月,他作為中國首席代表赴中東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會議結束時上海已經解放,朱暫留美國,着手撰寫《中國教育思想史》,不久完成初稿。1950年,應聘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神學院任教,至1951年3月9日,因心臟病去世。著譯書籍除前述各種外,還有《愛山廬詩抄》、《近代科學的宗教觀》等。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