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楨

朱國楨（1878-1926），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鎮朱家山頭灣學子人，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15歲的朱國楨獲得恩科房薦，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舉人，光緒二十九年中進士，並獲得保和殿複試一甲第一名。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時，受朝廷委派去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接受政要處篡修、國史館總篡、實錄館篡修、中丞參政等幾個重要職務後不久，就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 ^[1] 

民國初期，任所長。

1914年前後，朱國楨得到一個做事的機會，應邀出任全國禁煙局總督辦。因觸犯了某些地方軍閥、政界要員的個人利益，教育廳長找藉口調離了崗位。幾經沉浮，最後回到湖北擔任全省自治籌備處參議的閒職。

朱國楨，字星胎，海鯤公長子。家譜説他“聰明穎異，自幼讀書，一目數行，鄉先輩鹹稱為神童”。民間傳説，朱國楨幼年家裏很窮，6歲進學，成天穿一件補丁疊補丁的舊長褂，讀書時不但買不起筆墨紙硯，還經常交不起學費。可他聰明伶俐，刻苦認真，私塾先生吳鳳輝實在拿他沒轍。

一年臘月，學生紛紛拿着先生寫的春聯回家了，唯有朱國楨還呆在學堂未走。吳先生很奇怪，一問，原來朱國楨錢早就用完了，買不起紅紙。沒有紅紙，就拿不到先生寫的春聯，回家難免遭人恥笑。

吳先生想了一想，就從內屋拿出自己準備書寫春聯的紅紙，裁好，準備寫出上聯後，如果朱國楨能夠對出下聯，不光寫對聯的紅紙奉送，來年上學還不用交學費。先生上聯剛一寫完，朱國楨就對出了下聯。

黃卷青燈，學士從來辛苦；

玉堂金馬，儒生定享榮華。

十歲時，朱國楨隨着族人一起入泮（縣學），縣官見他不但年紀尚幼，身材還極其矮小，就逗他開心，給他出了個奇怪的考題：“請繞城三週”。沒想到朱國楨想都沒想，就圍着縣太爺轉了三圈。縣太爺不解，我讓你圍城三圈，你怎麼圍着我轉？朱國楨接口道：“縣城是小城，老爺你是大臣（城），我不轉大臣（城）難道轉小城？”大家一聽，全堂哈哈大笑，無不佩服朱國楨機智過人，才思敏捷。

朱國楨以這樣的非凡才智參加科舉，自然所向無敵。15歲的朱國楨光緒二十九年中進士，並獲得保和殿複試一甲第一名。

按理，此科狀元非朱國楨莫屬，但亂世無奇不有，當年適逢慈禧太后70大壽，主考官看朱國楨的“楨”字似有“一國之楨（楨：古時築牆時所立的柱子），篡權奪　位”的聯想意義，恐日後遭同僚檢舉暗算，牽累到自己。再説同科第六名王壽彭名字有“壽齊彭祖”之意，正好可以藉此討慈禧老佛爺的歡心，於是，把本來應該放在朱國楨試卷底下的王壽彭試卷，故意調換一下位置，放到第一名朱國楨試卷的上面。

當年光緒帝未能掌權，慈禧害怕光緒藉機培植親信，就親自操刀欽點狀元。她拿起硃砂紅筆，一眼瞥見“王壽彭”三字，立即心花怒放，龍顏大悦，哪裏知曉裏面的花花巧巧，毫不遲疑地點了王壽彭的狀元。

在北京的湖北籍官員知道這一結果後，紛紛為朱國楨鳴不平，當天集體罷朝一天，以示抗議。當時社會上也有不少人對此事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輿論蜂起，莫衷一是。當事人王壽彭為此曾特地寫了一首打油詩：

有人説我是偶然，我説偶然亦甚難。

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王壽彭出生于山東濰縣，同朱國楨一樣，也是6歲入學，十歲入泮。只是他中舉是25歲，中進士27歲，比朱國楨年紀大了幾歲。他借這首打油詩想要告訴大家的是他的狀元確是靠自己真刀真槍拿到的，不是民間傳説那樣靠名字合巧取得的。縣試、府試他一直是優，參加殿試奪得狀元一點僥倖的成分都沒有。

一些好事分子對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調查。慈禧生於1834年，1903年她正好69歲，按照中國人“望生做生”的傳統，當年正好是慈禧70大壽，依照慈禧平時昏庸無能的行事風格，此事多半實有其情。只是礙於朝廷的體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口不能言，不敢直承其事而已。但大冶朱家山頭腳下的朱氏宗祠從此掛上了“殿試第一名”的高大牌匾，以彰顯朱氏家族“狀元風光”。

如果僅此為止，朱國楨雖然痛失“狀元”名頭，也不過小事一樁。只要自身有才，何愁不能一日出頭？偏偏“漏屋恰逢連陰雨，破船巧遇當頭風”，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朱國楨受朝廷委派去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剛剛接受政要處篡修、國史館總篡、實錄館篡修、中丞參政等幾個重要職務後不久，就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正準備大展拳腳、一酬平生抱負的朱國楨，一下子從熟讀經史的絕代大才變成了年輕的“前清遺老”。

幸虧他留過洋，在激進的革命者眼中多少還能算個新派人物。清廷倒台以後，朱國楨沒有被關押、被驅逐。一些政治風雲人物在組合新的政府部門需要安撫社會情緒時，偶爾想起他，派給他一些無關緊要的職位。但當時的社會正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無論幹什麼都只是臨時的，沒有一天安靜日子。

明氏《星胎公傳》中説：“蓋將起擢君（指朱國楨）為天下用，而君亦以天下事自任矣。無何國體變更，君翩然南下”。

1914年前後，朱國楨終於得到一個幹事的機會，應邀出任全國禁煙局總督辦。上任伊始，就親臨陝西禁煙。用當年林則徐禁煙法，嚴懲販運煙土、鴉片的不法商人，“法林文忠公之嚴，海禁盡數焚燬，”“商懼而民亦稱快”。獲得民眾的好評不等於得到社會的承認。也許是朱國楨措施過於嚴厲，觸犯了某些地方軍閥、政界要員的個人利益，不久他就被行政當局以調任浙江教育廳長的藉口調離了崗位。幾經沉浮，最後回到湖北擔任全省自治籌備處參議的閒職。

1921年，朱國楨不堪國家亂世，藉口奉養老母，辭去全省自治籌備處參議職務，回到武昌寓所，過上了課子奉上、閒庭信步的寓公日子。

俗話説：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男人三十歲、四十歲正是體力充沛，精力旺盛，智力成熟的年齡，也正是幹事業的黃金歲月。但身處民國初年的亂世，朱國楨從政壇新秀到無所事事的寓公，無奈地荒廢了二十幾年的青春，實在是人生一大悲劇。

當年北宋蘇大學士被貶黃州時，朝廷只給了他個團練副使的職務，沒有權力，也沒有具體任務，整天無所事事，不得不在東坡開出一塊荒地，種茶割稻，田桑農耕。

表面他“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飄飄乎如遺世獨立”，實際內心上是無比悲哀的。餘秋雨先生在《東坡突圍》中説，蘇軾有時甚至想到死。文人麼，天生就是奔波勞碌命，正如范仲淹所説“進亦憂，退亦憂”，一旦不進不退、無所事事，那就意味着從小樹立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目標的空置，人生意義的消失。

家譜、歷史並沒有具體記載朱國楨這個時期的詳細起居。但朱國楨在1926年突然罹患“偏枯”（半身不遂），足以説明朱國楨並未能突破當年蘇東坡因置閒而生的文人自傷桎梏，他同一些普通文人一樣，“人雖置閒，心卻難寧”。可以理解，一代天驕，連遭“失狀元，奪其志，棄其才”的不幸，感其心，形於色那是必然。

“偏枯”在現代還有一個説法是“中風”。焦慮過度，脾氣不好或者心情煩躁都能夠猝然引發。幸好朱國楨中風後還能説話，只是他無法動手、移腳，每天吃飯時，他不要妻子和四個兒子照顧，只要母親喂他，藉此機會，他總是找一些笑話來寬解母親的心。

中風後的朱國楨真的解脱了，放下了內心的失落，徹底認命。

六月的一天，朱國楨在大兒子念祖的幫助下，找了符山一個著名的風水師，為自己選好墓地。回家後，一再囑咐兒子要好好孝敬祖母，深情地望了望這個無奈的世界最後一眼，就合上了眼睛。死時，4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