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舫

朱仙舫（1887.1.14～1968.7.20）原名升芹，江西省臨川縣長樂鄉百源朱村（今屬進賢縣長山晏鄉）人。中國第一代紡織工業管理專家、實業家，江西民族紡織工業的奠基人，中國紡織學會的發起人。

朱仙舫的父親朱玉屏系秀才出身，長期教私塾兼務農。朱仙舫幼年在父親的私塾讀書，後進臨川小學和撫州中學學習，應縣試，曾獲第三名。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考取官費生，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現為東京工業大學），攻讀紡織專業。宣統三年（1911）學成歸國，進上海恆豐紡織新局任技師、工程師、廠長等職。為了培養紡織技術人才，他利用工餘時間，創辦紡織技術養成所，親自編寫講義、擔任教員，其專著《理論實用紡績學》（上、中、下三編）為我國首次出版中文紡織科技書籍，填補了國內空白。

新中國成立後，朱仙舫被任命為紡織工業部計劃司司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他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帶頭促進興中紗廠公私合營，使興中成為江西省最早的公私合營企業。1953年回到江西，任中南紡織管理局顧問、江西省輕化工業廳第一副廳長，江西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參事室參事，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朱仙舫遭到不應有的待遇，於1968年7月在南昌逝世，終年81歲。

朱仙舫道德、文章素為人稱道，故連任14屆中國紡織學會負責人之重任。他為人正直，不善言辭，勤奮好學，處事嚴謹，一貫熱心教育，扶掖後進，不僅著書立説，培育紡織人才，還曾捐資創辦玉屏小學和興建撫州一中圖書館。而且家教極嚴，使子女學有專長。他一生儉樸，艱苦奮鬥，治學立業，均有成就，足為後人景仰。 ^[2] 

1919年，北洋軍政府江西省長陶家理與張泌亭（張勳家族代表）、周扶九（吉安鹽業鉅商）力邀朱仙舫回贛創辦紡織工廠。為振興江西實業，朱仙舫欣然允諾，並親赴南昌、九江等地考察建廠基地。1921年秋季，江西第一家紡織廠——2萬綻的久興紗廠在九江官牌夾正式動工建成，這是江西民族紡織工業的開端。他擔任久興紗廠經理。1926年，久興紗廠投產，工人達1300多人，日產紗51包，年銷達1.5萬包以上。所產之紗有10支、12支、16支、20支。產品主要銷往南昌、吉安、樟樹、豐城等地。同年，他應上海紗業、麪粉大王、申新公司總經理榮宗敬的邀請，出任申新紡織總公司申新五廠廠長，兼任申新二廠廠長。

1930年，朱仙舫在上海主管申新二、五、七廠（七廠原為德商東方紡織廠，因經營不善被榮氏收購）後，全力廣攬紡織人才，進一步改善經營管理，以致申新人才薈萃，盛極一時。他與同行發起組織中國紡織學會，當選為學會理事長，一直到新中國建立為止。他還創辦滬東、滬西業餘紡織學校，為提高我國紡織技術水平，培養紡織技術人才作出有益的貢獻。

1935年，與漢口商會會長黃文植合作，先後接辦九江久興紗廠，改名利中紗廠；接辦漢口第一紗廠，改名復興紗廠，任兩廠廠長。抗戰期間，潯、漢淪陷，利中、復興兩廠停辦，避難重慶，任重慶紡織廠廠長。抗戰勝利後，任國民政府經濟部接收專員、中央設計局設計委員、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十六廠廠長。並在九江創辦興中紗廠和興華麪粉廠，擔任董事長兼經理，致力發展江西地方工業，成為全國知名的企業家和紡織專家。

1949年5月20日，九江獲得解放。興中紡織廠很快恢復生產。12月，經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興中紡織廠成為省內最早的公私合營企業。

他將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古今圖書集成》全套，捐贈臨川縣立中學。1959年至1962年，他得知家鄉水利失修，農民生活困難，主動將興中紗廠個人名下的股金定息，每年約2萬元，捐贈給家鄉。 其著作有：《紡織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紡織工務方略》及《棉紡織》（上、下冊）等。這一批專著填補了我國中文紡織科技書籍的空白，也為當時紡織廠技術人員與其他從業人員學習紡織技術知識提供了寶貴的教科書。 ^[1] 

1 朱仙舫.理論實用紡織學（前、中、後編）.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1919、1927.

2 朱仙舫.我的紡織觀.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1923，4（1）.

3 朱仙舫.論今日紗廠急宜改良工務及其改良方法.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1924，5（3）.

4 朱仙舫.論紡織各機宜有歷史記錄之必要.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1925，6（1）.

5 朱仙舫.棉紡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6 朱仙舫.紡織合理化工作法.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1931.

7 朱仙舫.改良紡織工務方略.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1931.

8 朱仙舫.建設上海紡織學校之商榷.紡織週刊，1931.1（22）.

9 朱仙舫.增進普通織機效率論.紡織週刊，1931.

10 朱仙舫.紡織業今後之出路.紡織週刊，1933，（3）1.

11 朱仙舫.中國紡織工業現代化之我見.紡織週刊，1934，4（2）.

12 聶光堉，朱仙舫.中國紡織工業之現狀及其自給計劃.紡織週刊，1934，4（7）.

13 朱仙舫.紡織工業與民生之關係及推進中國紡織工業之方策.紡織週刊，1935，5（1）.

14 朱仙舫.生產管理.紡織週刊，1935，5（4）.

15 朱仙舫.都會紡織工業衰落原因的剖析觀與棉業網之設計.紡織年刊，1934，1-10.

16 朱仙舫.中國紡織廠更生之我見.紡織年刊，1935，1-4.

17 朱仙舫.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紡織染機自給之設計.紡織世界，1937，1（18）.

18 朱仙舫.中國目 前之紡織工業建設.紡織週刊，1946.7（6）.

19 朱仙舫，陸紹雲.我國紡織業的當前危機.紡織週刊，1946，7（28）.

20 朱仙舫.貴州紡織工業之展望.紡織週刊，1946，7（9）.

21 朱仙舫.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程.紡織染工程，1947，9（8）.

1917年，朱仙舫從日本學成回國，應原上海總商會會長聶雲台之邀，擔任上海恆豐紡織廠技術工作。當時，中國棉紡織業剛剛起步，極端缺乏技術人員和技術資料，只得採用國外的紡織科技書籍。朱仙舫遂下決心結合中國國情繫統地編著中國紡織科技書籍，以指導企業技術人員的操作運用。從1918年起，朱仙舫開始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編著，經潛心鑽研，查閲大量資料，於1919年和1927年分別著成《理論實用紡績學》前編、中編和後編。1930年，朱仙舫著成《棉紡織》上、下兩冊，這套書收入了《萬有文庫》。緊接着1931年又著有《紡織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紡織工務方略》。

實踐中，朱仙舫深感培養、教育本國技術人員的重要，在恆豐、申新等投資人的支持下，他一面著書立説，一面舉辦紡織技術養成所，自編講義，親自任教，培養了一批紡織技術人才，這些技術人才均成為中國早期紡織業的技術骨幹。

二三十年代,紡織工業是朱仙舫研究紡織工業成果最多的一個時期，他發表的研究文章有數十篇之多。這些文章，既是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他從事實踐的經驗總結，在當時的紡織界是具有權威性和影響作用的。他的研究文章內容比較廣泛，高屋建瓴，氣勢恢宏，分析精闢，聯繫實際，總括起來大抵有以下幾方面：1．紡織工業發展戰略研究。這方面的代表作有：《紡織業今後之出路》、《紡織工業與民生之關係及推進中國紡織工業之方策》等，指出紡織工業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與作用，探索中國紡織業未來的發展道路。2．紡織工業現狀分析。這方面的文章有：《中國紡織工業之現狀及其自給計劃》、《都會紡織工業衰落原因的剖析與棉業網之設計》、《中國紡織業的當前危機》、《中國目前之紡織工業建設》、《30年來中國之紡織工程》等，剖析中國紡織業的現狀與變遷，主張政府應加強紡織業的全局性指導，給予重視並積極扶持。3．改進紡織管理。這方面的文章有：《生產管理》、《中國紡織廠更生之我見》、《紡織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紡織工務方略》、《論今日紗廠急宜改良工務及其改良方法》、《論紡織各機宜有歷史記錄之必要》等，主張改善生產條件，改進操作方法，加強現場管理。4．加速技術進步。這方面的文章有：《增進普通織機效率論》、《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紡織染機自給之設計》、《中國紡織工業現代化之我見》等，主張改進生產設備，提高生產速度，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這些文章至今對研究中國近代紡織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現代從事紡織業的管理人員，有着相當重要的指導作用，對今日紡織工業的發展亦有不少值得借鑑。 ^[3] 

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30多年間，朱仙舫一直在進行興辦民族紡織實業和管理企業的實踐探索。這一時期，他的工作地點主要在上海和江西九江，他先後擔任上海、九江、漢口、重慶等12家紡織廠的廠長、經理，親自主持設計興建上海、九江、重慶等數家紡織廠，工作建樹顯著，成為當時中國紡織界第一批專家之一。他親手創立了江西第一家機器紡織企業——九江久興紗廠，併為這個廠的生存與發展辛勞奔波，殫精竭慮，成為江西民族機器紡織工業的奠基人。

1917年朱仙舫自日本學成歸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由於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受到影響，誘發一批民族資本家興辦工廠，中國紡織廠得逢發展機遇。朱仙航先供職於上海恆豐紡織廠，當時，該廠生產的紗布供不應求，遂為恆豐總經理聶雲台主持新建紗場，改建布場，後又受聶雲台之邀，在上海吳淞設計大中華紗廠。

1919年，江西政界、工商界知名人士集資100萬銀元，興辦江西久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聘請朱仙舫擔任2萬錠紗廠的設計任務。朱仙舫以事關振興實業，為家鄉出力，欣然允諾，並親赴南昌、九江兩地選擇廠址。經多方考察，廠址選定在九江官牌夾。經數年之營造，於1922年建成，陸續投產。久興紗廠由朱仙舫親自設計，選購當時較為先進的美國薩可洛威爾廠1922年製造的設備，工程設計、生產工藝、廠房結構、建築施工等均為同期較高水平。這是贛人自行設計、自辦民族紡織工業之開端。該廠生產的12英支、16英支廬山牌棉紗暢銷市場。後因董事長抽走工廠資金，董事間發生摩擦，朱仙舫辭職離去。不久，久興紗廠因無力償還機器價款，經法院裁決，劃歸債權人美商慎昌洋行。

朱仙舫一貫注重管理，鋭意改進，使得企業短期見效，深得總經理之讚賞。他在申新供職期間，廣攬紡織人才，選拔重用賢能，使得當時申新人才薈萃，極一時之盛。

1939—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軍政部請朱仙舫任軍政部重慶紡織廠廠長，朱考慮紗布為抗戰軍需，允予任職。重慶紡織廠有兩個分廠，分別建於重慶沙坪壩和南岸彈子石兩地，朱仙舫冒着嚴寒酷暑，奔波於兩廠之間，親臨現場，督促施工，鼓勵施工人員積極工作早日竣工，支援抗戰。僅一年多時間，重慶紡織廠就正式投入生產，支援了抗戰急需。

抗日戰爭勝利後，朱仙舫出任中紡公司上海第十六紡織廠廠長。是時，慎昌洋行將利中紗廠產權估價出售，朱聞訊後，與上海、江西政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協議集資數十萬美元，購得全部產權，組成興中紡織公司，後朱被推舉為董事長兼經理。當時飽經八年戰火滄桑的利中紗廠滿目瘡痍，機器被搬遷一空，車間成為馬廄，馬糞遍地，臭味難聞。興中紡織公司積極籌備復工，一是在滬聘請紡織保全技術人員和採購機物料，二是將搬運至漢口的機器運回九江，三是僱請潛水員打撈因飛機轟炸沉於長江的設備，並積極組織力量進行整機配套安裝。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奮鬥，終於組裝成8台舊紡紗機，形成3200錠生產能力，並於1946年中秋節前生產出第一批20英支廬山牌棉紗應市。到1949年12月，興中紗廠已擁有18000枚紗錠。

朱仙舫、汪孚禮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紡織學會，旨在“聯絡紡織界同仁研究應用學術，使國內紡織工業臻於發展”。學會選出中國優秀專家組成理事會，朱仙舫當選為首屆執委會主席委員，以後連選連任14屆，均任主席、理事長或主任委員，直至1954年。中國紡織學會是中國現代史上創辦較早的自然科學學術團體之一，為推進中國紡織技術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紡織學會每年都舉行年會，討論學會工作任務，交流學術論文，即使在抗日戰爭十分艱難的時期，仍堅持召開了4次年會。學會經常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和技術交流，舉辦小型討論會，接待外國專家等。1933年秋，朱仙舫從日本考察歸來，即在上海舉辦了“日本紡織業情況”專題演講。學會還出版學術刊物和紡織科技書籍，深受紡織科技與管理人員歡迎的《紡織週刊》1931年由學會創刊，學會的動態消息、紡織述評、學術論文、會務情況、會員名錄等，均在《紡織週刊》上登載。朱仙舫為週刊的發行人，並在這一刊物上，頻頻發表學術論文。《紡織週刊》刊載的一批具有相當價值的述評與論文是當時中國紡織界的工作指南，也成為今天研究中國紡織近代史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此外，學會還利用自身有利條件，發揮人才集中之優勢，創辦業餘紡織學校，培養了一批紡織技術人才。

中國紡織學會成立時，會員多數集中在上海及其他沿海紡織城市，會址設在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內。1947年，學會發起募捐，在上海烏魯木齊北路建設中國紡織學會新會所。在全體會員及有關企業的集資贊助下，1948年11月建成，為學會活動創造了便利的條件，成為紡織科技工作者之家。建國後，學會總會設在北京，上海會址移交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依據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在上海先後通過領導“中紡公司職員聯誼會”、“中國紡織事業協進會”，逐步實現了對中國紡織學會的領導，學會的面貌從而煥然一新。時任學會理事長、上海十六紡織廠廠長的朱仙舫，在中共地下黨領導和影響下，出面組織護廠團，親任十六廠護廠團團長，投入護廠鬥爭，迎接解放。由於朱仙舫帶頭，其他理事也都積極參加了以工人為主體的護廠鬥爭，擔任了所在工廠護廠團長，積極為護廠隊做掩護工作。

中國紡織學會於1949年8月第十四屆年會上通過決議，更名為中國紡織染工作者協會。1950年11月又恢復原名。1951年，中國紡織學會加入中華中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聯合會要求學會在原有基礎上籌組中國紡織工程學會。1954年，中國紡織工程學會成立，為了保持學會歷史的連續性，學會屆次從建國前的中國紡織學會共14屆起連續計算。 ^[3] 

1887年2月6日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臨川區。

1907—1916年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習紡織專業（1907—1910年，在日本補習中學課程，1913年因父逝世回國奔喪一年，1916年在日本實習一年）。

1917—1926年任上海恆豐紡織廠、申新第五紡織廠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廠長。

1927年任江西省九江久興紗廠經理兼總工程師。

1928—1934年任上海申新二廠、五廠、七廠廠長。

19301954年任第一至第十四屆中國紡織學會執委會主席委員（理事長、主任委員）。

1935—1938年任九江利中紗廠和漢口復興第一紡織廠經理。

1939—1941年任重慶紡織廠廠長。

1942—1943年任衡陽建成紡織廠經理。

1944—1945年研究紡織理論（在重慶家居）。

1946—1949年任中紡公司上海第十六紡織廠廠長，兼任九江興中紗廠經理。

1950—1952年任紡織工業部計劃司司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1954年任中南紡織管理局顧問。

1955—1957年任江西省工業副廳長。

1957—1960年任江西省科委副主任。

1961—1968年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1968年7月20日逝世於南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