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

13世紀初葉，蒙古族興起強大起來，相繼征服了西夏和金。在金統治下的契丹人，由於復仇心理和對金統治者監防政策的不滿，紛紛投向蒙古貴族。投向蒙古人的契丹族人被編入“探馬赤軍”中，他們隨忽必烈征服大理並參加統一全中國的戰爭。

1253年，忽必烈率大軍先後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基本上佔領了雲南地區。隨蒙古軍征戰各地的契丹族官兵，當戰爭告一段落時，多留居各地從事防戍和屯墾。於是入滇的契丹族軍官與士兵就地安家落籍，開了契丹族入居雲南之先河，成為雲南契丹族的來源。 ^[2] 

中國醫學科學院的一些研究人員從有墓誌為證的契丹人墓中出土的契丹人頭骨、牙齒和契丹女屍的腕骨中提取DNA，與現今達斡爾族母系DNA進行對比，發現他們的同源度比較高。

研究組接着又到雲南保山提取阿、莽、蔣姓“本人”的父系血樣，與內蒙古一些旗、縣取得的達斡爾、蒙古和漢族等人羣的父系血樣進行DNA研究和對比。

結果發現“本人”與達斡爾族具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遺傳關係。從而得出初步結論：雲南“本人”與達斡爾族可能同為契丹人後裔。

20世紀90年代，雲南省施甸縣有自稱“本人”的蔣姓家族的一塊墓碑，上面刻有兩個典型的契丹小字，這是在我國南疆發現的刻有契丹文字的墓碑。

在昌寧縣一塊“本人”墓地上，至今仍有一塊保存完好的《阿公碑文原序》，石刻首段就説：“公原籍乃遼東人氏，後遭逢變遷，保機後裔四散奔走，遑遑而遷，移民滇西順寧而覓其食。”

“本人”散居在保山、大理、臨滄等地州，分屬漢、彝、布朗、佤等民族。中國蒙古族研究專家陳乃雄在保山進行實地考察時，將326個“本人”的語詞與多民族詞語進行分析比較，發現其中100多個屬於阿爾泰語系，與達斡爾族語言之間確實存在着某種聯繫，從而初步認定，雲南“本人”源出於契丹人。

至於“本人”是怎樣遷徙來到雲南的，尚沒有史料記載。 ^[1-2] 

1992年，來自內蒙古的專家以及包括楊毓驤在內的雲南許多專家一起來到施甸縣考察。那次考察的一項重大收穫，是在施甸縣城東北約6公里處蔣姓契丹遺裔聚居的大竹篷村（即長官司村）東山小田壩伯墳坡，意外尋得“皇清待贈孝友和平一世祖諱阿蘇魯千秋之墓基”的墓碑。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兩個典型的契丹字。

根據內蒙古社科院孟志東等專家對這些契丹小字做的考釋，這兩個字譯為漢文是“長官”之意。之後契丹小字研究專家陳乃雄教授也認定這一發現是完全可靠的，並將施甸縣長官司發現的施甸契丹始祖阿蘇魯墓石上的兩個契丹小字“穴”讀為“太守”或“有司”，正與阿蘇魯曾任長官司正長官的經歷相吻合。其後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專家劉鳳翥教授在為《雲南契丹後裔研究》一書所作的序中，也對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遼，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時間最晚者為金代中期，出土地點則僅限於內蒙古、遼寧、河北等北方省區，所以施甸縣發現的阿蘇魯墓碑則是我國西南部邊疆第一次發現的一塊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遠遠突破了歷史所載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進一步注意。 ^[2]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蔣家雲所珍藏的《勐板蔣氏家譜》：“蔣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創建遼朝，為金所滅。後裔以阿為姓，又改為莽。在元初，隨蒙古軍隊南征有功，授武略將軍之職。明朝洪武年間，因麓川平緬叛有功，分授長官司，並世襲土職。後又經歷數代，改為蔣姓。”

保山施甸縣木瓜村蔣文良收藏《施甸長官司族譜》：“遼之先祖始炎帝，審吉契丹大遼皇；白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駕女來。一世先祖木葉山，八部後代徙潢河；南征欽授位金馬，北戰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機；金齒宣撫撫政史，石甸世襲長官司。祖功宗德流芳遠，子孫後代世澤長；秋霜春露考恩德，源遠流長報宗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