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春樓

唐代著名建築，主要是用來舉行迎春活動的，所以被稱作“望春樓”。 是唐代帝王祭天、迎春的重要場所之一，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後的迎春活動主要在這裏舉行。

由於年代久遠、長期戰亂等因素的影響，望春樓已湮沒於歷史的長河，沒有任何的地面建築遺存。由於並沒有進行考古發掘，我們只能根據現存的文字資料，勾勒出它的相對位置。

第一、望春樓位於長安城東的禁苑東部。

禁苑是建在都城長安之旁的皇家專屬區域，唐代禁苑的位置在宮城以北，置於唐高宗龍朔以後，它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功能。第一：它是供天子游獵賞玩的休閒場所。皇帝在處理政務之餘，就近不僅能欣賞到秀麗的湖光山色，還能進行射獵活動，起到怡情悦性和鍛鍊保健的功能。第二：它是保衞皇帝及其近親安全、拱衞宮城的軍事緩衝地帶。隋代在營建大興城時，把作為皇帝起居之處的宮城營建於長安城地勢最高的北部正中央，這樣雖然符合了帝王須“坐北朝南”的古制，卻帶來了安全的隱患――如果敵軍自北向南發動進攻，宮城將作為首選打擊目標直接暴露在敵人的兵鋒之下。所以，唐代長安城因襲了隋代大興城的很多舊制，保留了隋長安城北的“大興苑”，並更名為“禁苑”。不同的是，唐代禁苑面積要遠遠大於前朝之大興苑，它包括了漢代長安城的全部以及其以東的廣大地區。唐代禁苑計開有十門以便交通，其中南北各三門，東西各二門，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坡頭亭、柳園亭等都在其中。

第二、望春樓在龍首原，樓後是長樂坡。

龍首原又稱“龍首山”，它同樣是一個很廣大的地理概念。據史念海先生考證，龍首原綿延廣大，“東界滻水，南界樊川，西界在阿房宮故址，北界渭水”。

長樂坡的位置則相對比較清晰，它在萬年縣東北十二里（又説十里或者十一里，本文的説法採信自《元和郡縣誌》），滻河的西岸；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郊仍有村莊名“長樂村”，長樂坡當在此村附近。此坡原名為“滻”， 隋文帝厭惡它的字音與“反”相近，不是很吉利；並且由於坡與漢代長樂宮相對，所以改名“長樂”。它是位於長安東北的一個高地，由於它高，所以四面山巒皆見。此外，長樂坡與長安城的距離正好符合古人“十里長相送”之制，往北而行交通便利，再加上附近就有驛站（名“長樂驛），既可駐足休憩又能借酒澆離愁，是十分理想的送別之地。有唐一朝，在這裏發生了許多文人之間慼慼然離別之事。白居易《長樂坡送人賦得愁字》曰：“行人南北分徵路，流水東西接御溝。 終日坡前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摯友將遠走他鄉，即使一路長相送也到了該分離的時候，苦酒入愁腸，卻仍強顏歡笑；夕陽之下，蕭索的秋風捲走了一襲白衣，此去天涯，何日是歸期？

第三、望春樓面值滻水，其下是廣運潭。

廣運潭開鑿於天寶元年三月，歷時二年而成，主持其事是的當時任陝郡太守、水路轉運使的韋堅。大約是盛唐以後京師長安人口劇增，所需物資嚴重不足，陸路運輸又勞民傷財，玄宗遂使韋堅開漕運以聚天下貲貨。極盛之時，廣運潭下舟楫無數，檣帆如雲，天下財貨鹹聚於此。

滻水即是《漢書》所稱之沂水，發源於今陝西省藍田縣西南的山谷之中，向北流至咸寧縣界附近併入灞水，而後共同併入渭水。按照《新唐書》“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 的説法，滻水和禁苑苑牆銜接所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區域，望春樓距離在禁苑和滻水的交匯處不遠。然而，如前文所説，滻水在縣界附近入灞並渭，怎麼又會流入禁苑呢?筆者懷疑此處所説的“滻水”是“滻水渠（又稱‘龍首渠’）”之誤筆。關於滻水渠，史念海先生在《環繞長安的河流及有關的渠道》一文中有如下論述，十分精當，現引以為證：“此渠由滻水引出後，北流到長樂坡西北，分東西二渠……所分的東渠經長安外郭城東北隅外，折而西流，入於苑中。”這樣以來，廣運潭就位於滻水渠和禁苑東牆構成的這個不大的半封閉區域，望春樓則在廣運潭之西的苑牆以內，可以據高而觀廣運潭。

唐人對迎春活動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在《全唐詩》、《全唐詞》、《全唐文》中所收錄的大量的唐人迎春詩文便是一證。這些詩文既有歌功頌德的應制之作，也不乏觸景生情的優秀作品，涉及從初唐到晚唐的許多文人，我們所熟識的大家更比比皆是。

唐中央政府的迎春祭天活動相當的繁複，既有對上至三代下至魏晉南北朝祭祀禮儀的繼承，也有大唐自己的創新。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整個統治階級舉行迎春活動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向上天祈福的祭祀活動換得基業永固、皇權永在的心理安慰，耗費巨大。相比之下，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的祭祀活動主要是向上天祈求風調雨順，換得五穀豐登的收成。《唐四時寶鏡》載：“立春之日，食蘆、春餅、生菜，號春盤。”或許正是浩蕩唐風的影響，唐人習慣吃春盤，貼春貼，佩戴春幡，過一個喜慶熱鬧祥和的節日。唐人的迎春熱情還在詩文中展現，大詩人元稹就曾把“鞭牛”這種習俗寫入詩歌之中，全詩如下：“何處生春早，春生野墅中。病翁間向日，徵婦懶成風。斫筤天雖暖，穿區凍未融。鞭牛縣門外，爭土蓋蠶叢。”《全唐詩》、《全唐文》、《全唐詞》收錄的這些唐人迎春詩文，幾乎貫穿了整個李唐王朝的始終。

有唐一朝，皇帝親耕、后妃親桑的例子屢見不鮮。如唐太宗就曾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親耕於東郊。關於這次親耕的禮儀，時任給事中的孔穎達（唐冀州衡水人，字仲達,一作仲遠或衝遠,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孫）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依據古禮，天子當藉田南郊，諸侯東郊；唐太宗則認為青帝位東而主宰農業的諸神也位東，所以當親耕於東郊。最後皇帝採納了自己的意見，親耕於東郊舉行。

事實上，不管中央、地方政府主持的迎春活動，還是民間自發的祭祀都表達了一個美好的願望：那就是希冀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而位於權力金字塔最頂端的皇帝和皇后以身作則的親耕親桑活動，儘管在我們看來非常做作，但是對天下的垂範作用還是是非常明顯的，客觀上促進了我國中古時期農業的發展。

望春樓是唐代帝王祭天、迎春的重要場所之一，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以後的迎春活動主要在這裏舉行。據考證，望春宮、望春樓、望春亭距離相當的近，它們很有可能是同一組建築，所以三者幾乎可視為一體。經過蒐集資料和對比發現，望春樓還有其它一些功能。唐代望春宮、望春樓和望春亭上進行的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在中國古代，皇帝親自出城迎接或者親自離城送別大臣是難得的曠世恩典，有唐一代，能獲此殊榮的雖稱不上絕無僅有但也寥寥可數，中興名將郭子儀是其中一個。有意思的是，郭子儀和安祿山，一為平定叛亂的再造之臣，一為結束了大唐盛世的叛軍賊首，都曾勞動大唐皇帝御駕出城，一迎一送之間，開元盛世的繁華就成了黃花。唐玄宗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安祿山赴長安覲見，玄宗召之於華清宮。當時，玄宗依靠安祿山鎮守邊境，對他信任有加，不僅加封他為尚書左僕射而且賜實封一千户。臨走之時，玄宗親臨望春亭送別，甚至要把自己的龍袍脱下來賞賜給他，安祿山大恐，驚懼不敢受，疾馳而去。此次覲見，安祿山達到了查看朝廷虛實的目的，僅在一年之後，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叛亂。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叛軍內部發生變故，安祿山肆意暴虐，屠殺下屬，部將惶惶不可終日，其子安慶緒弒父奪權。郭子儀等趁此良機大舉反攻，於當年十月收復京師，百萬人民夾道歡呼：“不圖復見官軍！”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包圍安慶緒於鄴城(今河南安陽)，經過激烈鏖戰，當年七月，擒賊悍將安守忠獻給朝廷。肅宗大喜，下詔令羣臣前往長樂驛迎接，皇帝本人親臨望春樓等待獻俘。面君之時，唐肅宗一句話發自肺腑：“雖吾之家國，實為卿再造！”

其實，早在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就曾登望春宮送別。當年，唐高祖李淵第十二個兒子彭王李元則去世，高宗輟朝三日以示哀悼並追贈司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高祖李淵陵寢，位於今陝西省三原縣東北）。下葬之日，高宗登望春宮目送其靈柩出城，“哭之甚慟”。

唐人性格豪放，喜集會、宴飲，上至皇族下到平民，均是如此。唐代在望春樓附近最早的集會，見於王維的《奉和聖制上己於望春樓觀禊飲應制》。祓禊，亦稱“修禊、祓齋”，是源於春秋時期的一項古老習俗，主要形式是在郊外水濱舉行的洗浴活動，目的在於祓除疾病、盪滌污穢，獲得清潔、健康，所以古人又稱“祓”為“祈”，稱“禊”為“潔”。 祓禊活動一般於農歷三月三日上巳節舉行，故杜甫有詩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唐人多於這一天攜食出遊、踏青聚飲，舉行地點主要在南郊曲江池、芙蓉園一帶（今陝西省西安市南郊有大唐芙蓉園）。由於王維只仕唐玄宗一朝，這次祓禊活動肯定是唐玄宗親臨的，至於他為什麼改到東郊就不得而知了。

望春樓上始聞干戈殺伐之聲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尤以唐德宗朝次數最多。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十一月，“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調動本部兵馬，又徵調了部分同羅、奚、契丹、室韋人馬，總計15萬，號稱20萬以“誅楊國忠”為名，起兵造反。此時，已當了42年太平皇帝、且年過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正和貴妃楊玉環暢遊華清宮，消息傳來，京師譁然。當月，玄宗以高仙芝為討賊副元帥，領飛騎軍以及朔方、攏右等地軍馬繼封常清之後出潼關平叛。十二月，軍隊出發前，玄宗親往望春亭勞師出征並按唐代慣例遣宦官邊令誠監軍。十二月十一日，封常清戰敗，十三日東都洛陽失守，高仙芝被迫據潼關之險以固守。然而，監軍邊令誠挾私報復，誣高仙芝剋扣兵糧中飽私囊，斬之，潼關遂為叛軍所破，玄宗倉惶出逃，行至馬嵬坡（在今陝西興平）時，激憤難平的士兵發生譁變，殺死了禍國殃民的宰相楊國忠，玄宗迫不得已令高力士引楊貴妃於佛堂縊殺之並就地安葬。此後，唐玄宗等逃往四川；太子李亨等奔往寧夏。天寶十五載（756）七月，馬嵬兵變的幕後主使、太子李亨在未獲聖意的情況下於靈武（今寧夏靈武）自行稱帝，改元“至德”，史稱“唐肅宗”。

及德宗繼位，開始着手收服不馴之藩鎮，望春樓上干戈再起。這裏需要指出，唐代中後期實行道、府（州）、縣的三級行政區，藩鎮指的就是以節度使或者觀察使為長官的道。唐代的藩鎮割據現象出現於“安史之亂”後，開元、天寶年間唐中央政府為鎮守邊境在沿邊境線廣置節度，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又在內地大量設置節度使。不過，並非所有的節度使都桀驁不遜到了可以和政府對抗的地步，大體來説，唐代的藩鎮可分為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最強大的是河朔三鎮，即成德鎮、魏博鎮、盧龍鎮；中原防遏型，主要置於今河南省和陝西省，起到溝通江淮，屏障關中的作用；邊疆防禦型，主要作用是為了防禦吐蕃的入侵，警戒邊境；東南財源型，安史之亂後，中央的財源主要仰仗江南八道。可以看出，後三種都不是割據藩鎮，即使河朔地區的強力藩鎮對唐中央政府也有遊離性和依附性的特點，將藩鎮視為叛亂割據的代名詞是不準確的。德宗時期的藩鎮制亂，始於建中元年（781）。當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其子李惟嶽自行繼任，要求中央政府予以確認。德宗拒絕，成德鎮、魏博鎮、山南東道公開反叛朝廷。

總之，唐望春樓既是迎春、祭天的場所，同時也具有其它一些功能。唐代以來，許多名家都有吟誦望春樓的詩詞，可見它的影響很大。但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它的研究非常有限，導致研究滯後的最關鍵因素是資料缺乏，且相當的散亂。應當注意的是，迎春雖然在“五時迎氣”中居於主要地位，可是縱觀歷朝歷代它並不是定時如期舉行，原因是中古時期禮儀的規定太過於繁複，如果要一一實踐不僅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帝王本身也不可能以全部精力都從事禮儀活動，所以我們視制度的規定為儒者們所追求的至高理想，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盛唐時期也並不能按照制度落實每一種禮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