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日山

曾日山，又名曾日三，原名美男，1904年5月6日出生於湖南省宜章縣縣城南關街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他6 歲時在曾氏族學啓蒙，後入縣城閣邑高小讀書。這所學校由李文香(後任中共宜章縣委書記)主持，鄧中夏的父親鄧典謨也在這裏執教，學生思想活躍。曾日三性格温柔,又受到父親的嚴厲限制,不敢參與社會活動。

1919 年夏，曾日三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曾日三成績出類拔萃，但對“五四”運動後興起的新思潮卻漠然處之。有一次,宜章籍學友高靜山邀集他參加驅逐反動校長劉志遠的鬥爭,他怕開罪校方丟了學籍,婉言推脱。在同學們眼中,他是個十足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學子。 ^[4]  女同學吳仲廉思想進步，大膽潑辣，熱烈追求他。曾日三的父親極力反對這門親事，為曾日三買了一個9 歲的童養媳。曾日三畢業後,其父送他到縣捐税局供職。他厭惡這個差事，辭職到第一區高小（即原悶邑高小）任教。1924年春，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建立，宜章縣和廣東省毗連，工農運動迅速興起,曾日三的許多同學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卻依然遊離於革命活動之外。由於他治學嚴謹,在本縣教育界略有名氣,國民黨委他為縣署督學。 ^[2]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曾日三的許多同學都投入了革命洪流。他開始時仍然抱着“唯有讀書高”觀念,遊離於社會活動之外。北伐軍經過宜章後,工農運動迅速興起。他的堂姑曾樸是女子學校教員,擔任宜章縣婦女會長,對他影響很大。曾日三先是主張婚姻自由,進而支持婦女解放並不顧父親反對，支持妹妹素娥上了女子學校，頗有些革新氣息。他對舊禮教的不滿進一步滋長,過去的信念開始動搖,在革命浪潮衝擊下,開始認識到了“久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土豪劣紳之壓迫”的現實,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加入了國民黨。

大革命失敗後，曾日三對政治再度表示冷淡。憑着“辦教育”的熱情,他在宜章教育界有了些名氣。國民黨右派勢力拉攏他,委他為縣勸學署督學官員。對此,他並不推辭。他的同學吳仲廉、吳漢傑、彭曬都是共產黨員,他們通過曾日三的關係,把湘南特委派任宜章縣委書記的胡世儉安排到碕石村承啓學校任教,此後碕石村成為縣委活動的中心。曾日三受吳仲廉的影響很大,他漸漸同情被慘殺的共產黨人。有好幾次,隱蔽在碕石的革命者有暴露身份的危險,都在曾目三的暗中幫助下安全轉移到外地。 ^[4] 

1928年1月12日,湘南暴動部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智取宜章縣城,反動縣長楊孝斌以為是自己人前來,率頭面人物出迎,被一網打盡。在朱德等發動湘南暴動“智取宜章”的筵席上,他以“督學”身份,應邀赴宴。席間,與20多個地方官紳同時被扣留。 ^[3]  吳仲廉原是曾日三的同學，她認為曾日三是個正直的青年，是可以爭取參加革命的。她把曾日三的情況報告朱德,遂將他釋放。接着,吸收他參加了縣蘇維埃政府編寫宣傳材料的工作。工農革命軍第三師成立時,曾日三被任命為師部秘書。他寫信給家裏,表示決心擺脱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跟共產黨幹革命。同年4月，曾日三隨湘南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湘南起義部隊同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合編後，曾日三任第十師第二十九團團部秘書。在保衞井岡山的戰鬥中,毛科文、胡少海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十九團攻佔七溪嶺的戰鬥中，曾日三和吳仲廉等到前沿陣地喊話,瓦解敵軍鬥志。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利用湘南農軍的鄉土觀念,鼓動第二十九團離開了井岡山,被敵人打散。曾日三協助團長胡少海組織餘部衝開一條血路,返回井岡山,調任紅四軍軍部秘書。曾日三和吳仲廉此時結為伉儷,主婚人是朱德。紅四軍主力在贛南、閩西的征戰中，曾日三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領導下，以紅四軍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寫標語、出佈告，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吳仲廉能歌善舞，曾日三和她一起編了許多歌詞，帶領宣傳隊員演唱。

1930年8月，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曾日三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不久，調任紅三軍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和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一起，率領紅三軍投入了第二、第三次反“圍剿”，屢建功勳。1931年9月15日，在第三次反“圍剿”的最後一戰——方石嶺戰鬥中,紅三軍迎擊敵五十二師,戰鬥空前慘烈。曾日三深入前沿陣地指揮,激揚士氣。紅軍一舉全殲五十二師,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1月，曾日三任新成立的福建省軍區政委。他同省軍區司令員葉劍英一起加強地方武裝建設,統一了閩西蘇區的軍事指揮。6月，閩西紅十九軍在曾日三的領導和組織下，改編為紅三十四師，由他率紅三十四師和福建地方部隊,協同彭德懷率領入閩的東方軍作戰，相繼收復清流、寧化、歸化、連城等地，殲敵七十八師的3個團。這年年底，曾日三調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副主任，跟隨彭德懷、楊尚昆投入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紅軍長征開始後，曾日三繼劉伯堅之後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擔任全軍後衞。曾日三和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後為陳伯鈞）一起，指揮部隊邊打邊撤。敵人在湘江設下第四道封鎖線。曾日三等率部扼守東岸的小山頭，擋住如潮的追兵，激戰 3 晝夜，掩護中央機關和輜重渡過湘江。此時,紅軍已減員過半,紅三十四師因來不及過江,全部損失。曾日三面對嚴重挫折,痛心疾首,對“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領導者強烈不滿。遵義會議後,他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陳雲,連日向紅五軍團各部隊傳達會議精神，大大提高了部隊的士氣。中央紅軍四渡赤水，直趨金沙江畔，紅五軍團掩護主力北渡，在南岸堅持了5天,敵兵力猛增,形勢危急。這時,李卓然負傷,由曾日三代理紅五軍團政委。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和曾日三到前沿陣地進行政治動員，指揮戰鬥，終於完成了阻擊任務。總部首長表彰他們甘願承擔犧牲,保證了渡江北上戰略意圖的實現。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後,軍委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路軍,經草地共同北上。紅五軍團改番號為紅五軍,編入張國燾指揮的左路軍並作為前鋒部隊。曾日三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反覆強調要克服困難，堅決北上，然後率領部隊踏上了茫茫的草地。可是，進至噶曲河邊時，曾日三接張國燾電報，調紅五軍南返阿壩地區。

曾日三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企圖極為氣憤，在張國燾召集的紅五軍營以上幹部會議上，他和軍長董振堂、保衞局長歐陽毅公開抵制張國燾的命令。張國燾又在川陝省委和各軍幹部會議上,攻擊北上方針,逼着曾日三等表態。曾日三和董振堂都以沉默表示反抗。會後、曾日三拒絕向部隊傳達這次會議精神。張國燾惱羞成怒,製造謠言,挑動紅四方面軍少數受矇蔽的人尋釁鬧事。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要求大家維護紅一、四方面軍的團結。這時，紅五軍的電台仍同中央保持聯繫，曾日三及時把電台收到的中央指示、以及中央紅軍過草地、攻克天險臘子口等消息告訴大家，使部隊在困境中受到極大鼓舞。張國燾為此更加惱火、指責曾日三“造謠生事,擾亂軍心”,沒收了紅五軍的電報密碼，使紅五軍中斷了和中央的直接聯繫。張國燾還不死心，將曾日三調到紅四方面軍所轄的第九軍任政治部主任，想陷他於孤立的境地。由於曾日三一身正氣,既有才能,又善於團結同志,很快得到紅九軍上下的信任和尊重。

一、四方面軍於甘南會師後，1936年10月底，紅五軍、紅九軍、紅三十軍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向河西走廊進軍。在古浪戰鬥中,曾日三先派4個小紅軍入城送信,要敵守軍讓路,但殘忍的敵人殺害了送信的小紅軍。曾日三義憤填膺，下令攻城。敵人抵擋不住,棄城逃跑。古浪兩面臨山,地勢低窪,易攻難守。盤踞涼州的馬步青部以優勢兵力爭奪古浪,雙方激戰3晝夜,敵人衝進城內,曾日三和政委陳海松指揮軍部警衞連、交通隊同敵人展開巷戰,且戰且走,幸得紅二十六師接應脱險,退守永昌城。馬步芳、馬步青糾集10個旅的人馬,連續發動進攻。紅九軍挫敗了敵數十次攻擊,堅守永昌達半個月之久。這時,紅九軍電台收到西安事變的消息,曾日三立即帶領敵工幹部,到陣地前沿,向敵軍喊話,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可是,地方軍閥依然兇悍地進攻。曾日三和其他領導同志交換意見後,下令撤出永昌。西路軍在戰鬥中失利，實際上已經被敵人打散，被迫進入祁連山區。此時，曾日三調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他率領總部直屬隊300餘人斷後,掩護總部及紅三十軍主力向西轉移,走出嘉峪關。

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指揮部決定，除個別領導幹部撤回陝北外，其餘幹部和部隊編為3個支隊，曾日三任第三支隊政委。巍巍祁連山,白雪皚皚。三支隊指戰員衣衫襤褸,赤腳踩雪,攙扶着傷病員向東遊擊。他們行走在荒山野漠，40 天不見人煙，糧食吃完了，樹皮、草根也很難找到，比過雪山、草地還要艱難。在這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曾日三總是用堅定信念鼓舞大家。在連隊支部書記會議上，他説：“我們雖然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黨中央和中央主力紅軍還在陝北，革命無疑是要成功的。”他要求共產黨員起模範帶頭作用，每一個幹部、戰士都要做鋼鐵戰士。一天早晨,曾日三從總指揮部趕回,興奮地對大家説:“好消息!我們的電台和黨中央聯繫上了，黨中央、毛主席叫我們到新疆去,還派陳雲、滕代遠同志接應我們哩！”部隊的情緒立即活躍起來。他走到政治部主任鍾立彬面前低聲説：“我們的擔子是更重了啊。”4月下旬，部隊到達安西，攻城未克，敵人騎兵包抄上來。曾日三命令一部分戰士掩護傷病員和婦女先撤，轉身帶領部隊向敵開火。突出重圍的部隊於 4 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5月初，西路軍剩下的人員由陳雲、滕代遠從新疆率汽車隊接送到迪化（今烏魯木齊），而曾日三和吳仲廉等 100 餘名紅軍指戰員，由於撤退不及，不幸落入敵手。敵人嚎叫：“當官的，出來！不出來，統統都殺掉！”曾日三毅然決然地走出了隊伍，橫目怒視敵人道：“我就是當官的。”敵人兇狠地把馬刀架在他脖子上，還要他供出其他當官的。曾日三毫無懼色，厲聲喝道：“放了這些士兵。要砍、要殺，都由我擔當！”當敵人舉起屠刀時，曾日三仰天大呼：“紅軍萬歲！”他的犧牲，為紅軍西路軍的歷史寫下了悲壯的一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