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書》的本義是記錄的意思，大概是當時的—些歷史檔案（見圖）。《尚書緯》稱《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定為102篇。這些話雖不可信，但説明古代此類文字甚多，主要是記言，也有小部分記事。記言或為當時史官所記，或為後人追記。記事部分一般認為是戰國末的作品。這些歷史檔案在孔子、墨子之前大概已經成書。《墨子》中引到《書》的篇數達25篇。孔子以《書》教弟子，相傳他曾刪定《詩》、《書》。實際上《書》是經過多次編輯、整理而成的，已非古貌。在《書》的形成史上，有四種傳本值得注意：①《今文尚書人史》載，秦王政三十四年，採用李斯之言，禁民間藏書，“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至漢孝惠帝，始除挾書令。文帝時，傳《書》者只有伏生一人。據《史記·儒林列傳》載：“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又説：“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所傳的書，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的，故稱《今文尚書》。②《古文尚書》。史載，漢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屋壁中發現一種用先秦文字寫的《尚書》，共45篇，比伏生所傳之本多出16篇。這16篇被稱為《逸書》。此書後歸孔安國所有，孔安國傳授之本被稱為《古文尚書》。漢代典籍沒有孔安國為《尚書》作傳的記載，至《經典釋文》和《隋書:經籍志》，方説孔安國曾受詔為《尚書》作傳。③百兩篇《尚書》。《漢書·儒林傳》中説，漢成帝時，張霸獻“百兩篇《尚書》”。這百兩篇，實際是離析29篇為百篇，又把百篇的《書序》編為兩篇。當時以中古文相校，知為偽造，便被廢黜，但百篇《書序》卻流傳下來了。④偽《古文尚書》。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本，在西晉永嘉之亂後，與《今文尚書》俱散亡。東晉時搜求典籍，豫章內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此書有經文58篇，其中包括西漢今文28篇，但已析為33篇。又從百兩篇《書序》中採取了18個篇題，從當時流行的一些古籍中搜集《尚書》零星文句，編綴而成22篇。該書有孔安國作的傳，並附孔氏序一篇。這部《尚書》傳本原為梅氏偽造，破綻百出，但由於它對《尚書》每篇都有解釋，因此廣泛流傳下來。 ^[1] 

《今文尚書》按歷史順序編為虞書、商書、周書3部分。《虞書》含《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4篇，《商書》含《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5篇，《周書》分《牧誓》、《洪範》、《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等19篇，分別記載遠古、商、周時代的政治、地理、歷史、征伐、祭祀等各種大事，記錄了二帝三王的風範，成為儒家社會理想和品評人物的標準。 ^[1]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經過數傳，在西漢有歐陽生和大小夏侯三家，漢宣帝時，三家均列於學官，三家都有自己的解詁和章句之作。此派後來失之繁瑣，如小夏侯派一個叫秦恭的人為《堯典》二字篇名就寫了百餘萬字的解説，對開篇首句“曰若稽古”四字寫了三萬多字解説。漢成帝時，又出現了緯書。《尚書》的緯書有《尚書中侯》、《尚書璇璣玲》等多種。漢成帝、漢哀帝間，劉向、劉歆父子整理中秘書，曾將《今文尚書》和古文有關篇目相對照，發現今文中有兩篇脱三簡，約六七十字，還脱去單字幾十個，另有700餘字彼此不同。這説明西漢今文和古文已有很大不同。劉歆重視古文經，希望立於學官，遭到博士們反對。他又移書太常博士，指責他們抱殘守缺，但古文經學，包括《古文尚書》最終還是沒能立於學官。漢哀帝以後，王莽掌權時，《古文尚書》才被立於學官。東漢時，只有《今文尚書》立於學宮，《古文尚書》派受到冷遇。《今文尚書》學者桓榮為漢明帝老師。桓家世傳歐陽《尚書》，一家三代連任五個帝王老師，各代弟子人數以千計。東漢後期，從桓氏受業的楊震家族，一連幾代位至三公，門生故吏遍及全國，大、小夏侯學雖不及歐陽《尚書》顯赫，但也立於學官。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到光和六年（183）,有7種經書刻石立碑，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前，其中《尚書》以歐陽為主，而校以大、小夏侯本，於是今文經學有石經文字出現，但不到10年，由於董卓之亂，熹平石經遭到破壞，石經殘片拓本僅存809字。當時《古文尚書》只在民間流傳，有一位學者杜林，因戰亂避地隴西，在那裏得到一卷漆書《古文尚書》，回到洛陽後，鄭興、衞宏同杜林學習，並有著作問世。此後賈逵為《古文尚書》作訓，打亂了今古文家法。東漢後期，馬融為《古文尚書》作傳，此外許慎也在所著《説文解字》中引用《尚書》字句159處，所引用的大多是孔安國傳本。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羣經，也為《古文尚書》作了注。他兼採古今文兩派説法，自此鄭注流傳起來。三國曹魏時，鄭注《尚書》立於學官，風靡一時，但由於鄭注有許多地方有別於賈逵、馬融的註釋，註解中尚存在一些缺失和牴牾不通處，有少數學者曾提出異議，如魏國的王粲、吳國的虞翻、蜀國的李撰等，但並未起多大作用。真正同鄭玄抗衡的是魏晚期的王肅。王肅是司馬昭的妻父，他的《尚書注》有意和鄭玄相抗衡，凡是鄭注不合賈逵、馬融舊説處，王肅大多采用賈、馬之説，並且還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王肅的《尚書注》後被立於學官。魏正始年間（240～249），又刻了一次石經，此次石經用三種文字寫成，《尚書》採用古文本子，現殘存110多字。西晉時，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的《尚書》注都立於學官。永嘉之亂（311）,《今文尚書》全部失傳，東晉時只有鄭玄注和孔傳本流傳，並立於學官。東晉末年，範寧對傳授《尚書》起過很大作用，他講授《尚書》基本依從鄭注。到南朝齊時，孔傳本也失傳了。北朝只通行鄭玄注。南朝梁時，偽孔傳開始流傳，蔡大寶、巢猗、費甝等，都為偽孔傳作疏，有取代鄭注之勢。到陳朝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其中《尚書》的音注就採用偽孔傳本為底本，同時附有馬融、鄭玄、王肅三家不同的文字。後來偽孔傳傳到北朝，有不少學者為之作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劉炫和劉焯，特別是劉炫的疏本，影響更大，到隋代廣泛流行起來。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命顏師古考訂五經，於貞觀七年，公佈新的定本，其中《尚書》則為劉炫編定的偽《古文尚書》本。後來孔穎達撰《尚書義疏》，就是以偽孔傳為底本，抉擇南北朝後期各家舊有疏本，如費甝、劉炫、劉焯等釋義，加以綜合發揮而成。從此，《尚書》偽孔傳就流傳下來了。唐玄宗天寶三年，又命衞包把偽《古文尚書》全部改成楷書。開成二年（837）又刻了一次石經，所用本子即衞包改寫的楷體本。以後翻刻的本子大都以開成石經為根據，此本一直流傳至今。宋代慶曆新政後，經學進入史家所稱的“變古時代”，出現了議經、疑經現象。南宋初年吳棫作《書裨傳》，提出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偽造。朱熹亦疑之，但朱熹弟子蔡沈在朱熹授意下作的《書經集傳》沒有全從朱子之説。而朱子也把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中的“危微精一”等十六字定為聖人傳授心法，寫於《中庸》注中。元代吳澄作《書纂言》，繼續對偽《古文尚書》提出質疑。明代學者梅鷲，提出許多證據，證明偽《古文尚書》為偽書。清代樸學盛行，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羅列128條例證，論偽《古文尚書》為偽作，於是閻氏之論成為定讞。儘管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為偽《古文尚書》辯護，也有某些地方擊中閻文的不足之處，但終究未能證明偽《古文尚書》不偽。此後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又提出不少證據，證明偽《古文尚書》25篇中某句抄自某書、某文，徹底暴露了偽《古文尚書》的作偽方法。此後王鳴盛、江聲、戴震、段玉裁、孫星衍、焦循都支持閻若璩意見。清代今文學興起，魏源作《書古微》，認為不僅閻若璩所攻擊的《古文尚書》為偽作，就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尚書》也不是孔安國真説。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把古文經典一概指為偽經，雖起到振聾發饋作用，但未免失之武斷。 ^[1] 

《書》為中國政治思想的源頭。歷代統治者都從《書》中吸取思想精髓。儒家所鼓吹的二帝三王之治，大都來自《書經》之中，為歷代帝王所效法。宋儒宣揚十六字心傳，也來自《書經》，其心性之説，也從《書經》中尋求根據。所以它對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影響很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