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曬煙

有兩種生產消費方式：一種是農民自種自吸，或有少量出售；另一種是對晾曬煙進行規模生產，用於製造煙製品，如製造雪茄煙、煙絲、鼻煙、嚼煙等。晾曬煙也可少量搭配用於生產捲煙。但它辛辣味重，刺激性大，消費面較窄。經過研究試種，許多品質上乘的煙葉品種培植成功了，同時改進了原來的曬煙質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晾曬煙。

陝西種植曬黃煙和黃花煙的歷史悠久。明清之際，方以智撰寫的《物理小識》卷九載:“淡芭姑煙草，萬曆末有攜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日淡肉果，漸傳至九邊……。”延綏鎮原為明代北方九個邊防軍事重鎮之一，始建於明正統年間。其防地東至黃河，西至定邊。綏德、榆林曾先後是鎮城所在地。由邢景文和李鳳岐、樊志民分別主編的《陝西古代科學技術》《陝西古代農業科技》，都據此認為陝北是陝西煙草傳入最早之地。

陝西在清代前期，“小農經濟商品化的程度超過前代”，禁煙嚴律也逐步鬆弛，曬煙生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的《延綏鎮志》載：煙酒“嶺南江東諸州及齊魯秦晉間往往有之”，“鹽茶及煙之在今日皆服食之，不可缺一者矣”，“而各省之有名者，……美原煙焉”。該志還以舊志罕見的篇幅，專門設置《煙税》和《市集》等篇目，不僅記述了陝西多任撫臣和總督上疏蠲免黃甫川煙税的經過，以及黃甫川等國互市煙草邊貿的興衰，且對煙草的性狀、功用、加工和名品等記述甚詳（見附錄623頁），足見當時陝北、渭北的曬煙生產已有一定的規模。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出版的《城固縣誌》載：“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內奉文豁免”煙税，“米、姜、薑黃、煙、柑子，五者較他邑為勝，故特載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華州志》稱： “草，則多……煙草。”康熙三十三年（1694），《鳳翔縣誌》把曬煙與棉、椒等同列為大宗“貨屬”。雍正十一年（1733）出版的《眉縣誌》和《鳳翔縣誌》，其《物產》中都有煙的記述。雍正十三年（1735）出版的《陝西通志》，除重複《城固縣誌》和《華州志》有關煙草記述外，還稱佳縣的曬煙“服之而醉，名日煙酒，又謂之相思草”。至此,陝北、陝南、關中、渭胃北，已普遍種植曬煙。

自乾隆年間（1736—1795）始，省內曬煙商品生產和煙草加工逐步增多。陝北宜川縣的曬煙是重要貢品之一，綏德縣的煙草有“水旱兩種”，寶雞縣的煙葉與“棉、布、絲、縑、靛、板、木、油、木炭、柴薪”一起，“日以麥、粟、花布相為交易”，渭河一帶皆藝此而貨”。嘉慶年間（1796—1820），煙禁完全解除。陝南借漢水之利，率先擴大曬煙商品生產。洋縣人嶽震 川 撰寫的興安府志《食貨志論》稱：“城固湑水以北，沃土腴田，盡植煙苗，盛夏晴霽，彌望綠野，皆此物也。當其收時，連雲充棟。”“又聞紫陽務滋煙苗，較漢中尤精，尤易售。”道光二年（1822），由漢中知府嚴如煜撰寫的《三省邊防備覽》稱：“漢川（今漢中）民有田地數十畝之家，必栽煙草數畝”，“煙草畝摘三四百斤，賣青蚨十千以外……以為納錢糧布慶弔人情之用。煙、姜佔地雖多，其地頗加糞，次歲收糧必多，於民谷無妨也。”道光中後期，除渭河沿岸的寶雞、鳳翔等地的曬煙生產繼續發展外，鳳縣、千陽縣的曬煙生產也有一定的規模。陝北神木縣以地產煙葉生產“包煙”，安定（今子長）、清澗、延川縣產的“煙草有大小葉兩種，絲有黃白二種”。

自清道光元年（1821）以後，省內小農經濟商品化進程逐步停滯。社會輿論對種植煙草的批評也相當嚴厲，認為：“庶人之行，則蠶桑之利”，“勸藝桑柘為生”，才是“民之本業”所在；民眾種煙，最大的害處就是敗壞民風，有礙桑麻。在此背景下,同治至光緒年間（1862—1908），除城固縣、洋縣的曬煙仍為特產之大宗外，就全省而言，漢水那種“舳艫相接”向省外運送煙葉的局面已不復存在。相反，由漢水輸入湖北均州和河南鄧州的煙葉，每年達6000—8000捆（每捆3060公斤），銷往安康、商洛和西安等地。宣統末，因“陝省本非富產煙酒之區”，清廷內閣會議政務處原擬增税銀五萬兩之議，也不得不作罷。

民國元年（1912）至20世紀初，陝西在經歷了頻繁的戰事、特別是民國2年（1913）和民國18年（1929）的全省性大旱之後，小農經濟嚴重凋敝。曬煙生產一直徘徊在年種10萬畝、畝產百斤左右。從河南、四川、湖北等省輸入煙葉有增無減。民國4年（1915），由城固縣沙河營鎮梁家庵村首次從四川省三台縣引種的曬紅煙，也因缺乏應有的扶持，種植時斷時續。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陝西煙草加工業逐漸興起，曬煙因成為加工捲煙和水煙的重要原料而得到發展。民國19年（1930），姜國幹所著《關中之農業》載：“關中產煙各縣都有，鳳翔、乾縣、咸陽、長安、大荔尤多。”民國21年（1932），由葉恭綽編纂、張銓等撰文的《陝西實業考察》稱：“自安康至漢中一帶，餘經其田野者，七百十四里，每見一片紅粱、黃稻、綠煙、白棉，燦爛蓬勃。”城固煙葉“葉大而厚”，西鄉煙葉“高及人腹”。該書所列南鄭、安康等11縣特產共計22種，煙葉居第二位。民國23年（1934），《續修陝西通志稿·物產》稱：煙葉“岐（山）、鳳（翔）、隴（縣）、寶（雞縣）產者最佳”。民國25年（1936），《關中人口調查》載：“鳳翔陳村為產煙葉有名地方”，其產品外銷陝西關中、晉南、豫西和甘肅、寧夏、內蒙古、上海等省（區）市。是年，陝西省化驗所工作報告稱：以陳村為中心的鳳翔縣西部和南部，所產煙葉“成分甚佳，尚合於實業部商品檢驗局之煙葉檢驗標準,堪為製造捲煙、旱煙及水煙之原料”。英美煙公司欲在此購地百頃種煙，並承諾該縣縣長李靜慈為“當然股東”，因李恐權益外溢，遭拒絕作罷。民國27年（1938） 10月，《城固縣誌續修方案》，仍把煙草等特產作為“尤須詳記”的內容。農墾家、南鄭縣人安漢在此前後發表的《西北墾殖論》和《犁坪墾區調查報告》，對南鄭、安康和犁坪墾區的煙葉生產盛況也有詳細記述。民國27—29年（1936—1940），全省曬煙種植面積猛增到35萬—39萬餘畝，總產36萬—52萬餘擔，創抗戰以來的新高。是時陝西在全國21個產煙省中，種植面積居第六位，產量居第九位。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在全國的比重，以民國27年（1938）為例，由前七年平均都為3%，分別上升到6.5%和5.8%。省內外煙商，對岐山等地的煙葉“爭購紛紜”。

抗戰勝利後，物美價廉的煙葉及其製品大量輸入陝西。主產曬煙的岐山、鳳翔、寶雞等縣，“農民無科學常識，對於土煙之選種及管理，不知注意，費土地勞力甚多，收穫甚少，而煙之色澤香味又極不良，每每不得善價而沽”。民國34—36年（1945—1947），全省曬煙種植面積佔全國煙葉生產總面積的4.4%，總產量卻只佔全國總產量的3%，種植面積在全國由第七位降到第九位，再降到第11位，總產量由第七位降到第12位，再降到第13位。商業部門每年只收購2萬擔。每年由甘肅、四川省輸入的煙葉達5萬擔。直到新中國成立前，種植面積和總產量都沒有恢復到抗日戰爭前中期的水平。

建國初，吸食簡便併成為時尚的捲煙進一步為城鄉人民接受。曬煙（土煙）因質量差、銷售困難,收購價格大幅下跌。1952年，滯銷的低次土煙葉，僅寶雞縣虢鎮就有2萬擔，省供銷合作社系統3600擔，羣眾手中約4000擔。有的讀者向《羣眾日報》投書，呼籲有關部門收購曬煙，以幫助羣眾度過春荒。是年3—4月，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和陝西省農林廳等單位，不得不多次發文要求各地於“一五”計劃期間，將曬煙種植面積壓縮6萬畝。嗣後以曬煙為重要原料的丁級捲煙得到發展，土煙市場一度出現求大於供。因此前煙農種煙積極性受挫，其生產終無起色。1958年，曬煙種植面積首次下降到10萬畝以下，曬、烤煙種植比率由1949年的28:1下降到22:1。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長期依賴四川省的雪茄煙進口中斷。西安市郊區“旱煙很難買到”，“每市斤價由1958年前的四五毛漲到四至八元”。1959年，省供銷合作社提倡“川煙陝種”。從四川省引進曬紅煙種15公斤，在漢中、寶雞、渭南等地區試種、推廣。並安排藍田、臨潼縣部分公社，在四川師傅的指導下，專為省內老藝人生產市面上很難買到的黑捲煙。為了保證糧食生產，1964年8月，經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批准，陝西的曬黃煙收購價再次調低。同時，省人民委員會決定停止執行曬煙獎售政策。煙農生產曬煙的積極性更低。1966—1971年，曬煙種植面積再次下降到4萬—5萬餘畝，曬、烤煙種植比率由1965年的4:1降到1.6:1。1978年，曬煙商品率由1964年的27%降到12.5%。曬煙逐漸從捲煙原料中退出。

20世紀80年代，混合型捲煙開始發展，曬煙市場有所升温。曬紅煙在廣泛種植的基礎上，經過篩選，逐步形成漢中、南鄭、城固三縣（市）為生產基地。1985年，全省曬煙種植面積恢復到11萬餘畝,商品率提高到19.8%。1988年，山陽縣十里鄉、延川縣眼岔寺鄉分別引種白肋煙、香料煙獲得成功。是年6月，省煙草專賣局（公司）將延長、武功、南鄭、城固、旬陽、眉縣、扶風等縣的曬紅煙，商南、山陽、丹鳳、麟遊、鎮安、柞水等縣的香料煙列入專賣管理。1989年，省煙草專賣局（公司）召開全省晾曬煙評吸鑑定會議，並會同省物價局調高曬黃煙收購價，1991年，又決定武功縣為曬黃煙生產基地。1992—1993年，以宜川、延川為重點的陝北黃河沿岸香料煙生產基地和以山陽縣為重點的白肋煙生產基地基本形成。延川縣和山陽縣的白肋煙被列入國家名晾曬煙名錄。全省晾曬煙生產面積穩定在8萬—10萬餘畝，總產19萬—21萬餘擔。1993年後，混合型捲煙發展趨緩，晾曬煙生產隨之下滑。1994年，全省僅收購6360擔，完成任務的4.8%，收購量較上年下降79.3%。1995年，全省種植面積僅3.8萬畝，曬、烤煙種植比率為1:19。由於種者日少，效益反而提高，一公斤曬煙可抵五公斤小麥，麥煙套種者，一畝旱煙可抵二畝糧，商品率上升到27.5%，但整體頹勢已難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