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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刻刻

（邁克爾·坎寧安著長篇小説）

《時時刻刻》（The Hours）是邁克爾·坎寧安創作的長篇小説，首次出版1998年11月。

《時時刻刻》構思非常獨特，作者用虛實相間的手法，以小説《達洛維夫人》為銜接故事的媒介，將歷史上真實的人物——自殺身亡的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另兩位虛構的人物──家庭主婦勞拉·布朗及其兒子理查德的初戀情人克拉麗莎·沃恩三位女性人物糅合在一起，以平行交替的敍述結構和冷峻、洗練、富於詩意的語言，描繪了她們各自一天的生活，並通過這一天的生活展示了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女性為追求理想自由的個性生活所經歷的焦慮、恐懼，以及不斷地自我救贖並堅強地走向未來的生存路徑及心靈歷程，勾勒了具有濃郁悲劇色彩的女性生活圖景。這樣的女性生活圖景既平常普通，又令人驚悚、震撼人心。^[1]

作品名稱: 時時刻刻
外文名: The Hours
作品別名: 麗影萍蹤
歲月如歌

作者: 邁克爾·坎寧安
創作年代: 當代
文學體裁: 長篇小説
首版時間: 1998年11月
字數: 145千字（中文版）

時時刻刻內容簡介

《時時刻刻》中共有三條主線，敍述了三個女人的一天：20世紀20年代，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正在倫敦市郊的里士滿休養，在治療自己神經衰弱的同時開始構思創作其作品《達洛維夫人》，但對生活的恐慌時刻伴隨着敏感的她；20世紀50年代，布朗夫人，一個家庭主婦，懷孕在身，正在閲讀《達洛維夫人》。生活使其絕望，在沒有從索然無味的生活中逃離後，試圖自殺；20世紀末，克拉麗莎，一箇中年女編輯，在為其好友籌備舉辦一個晚會，卻意外目睹了他的自殺。從名字到經歷種種的巧合使她和達洛維夫人有了絲絲縷縷的聯繫。三個女人的一生看似彼此沒有任何關係，卻因為一本《達洛維夫人》而聯繫在一起，在全書的最後，作者筆鋒一轉，讓人發現布朗夫人正是自殺的理查德的母親，兩條主線逐漸併成了一條，逐漸映入人們眼簾的是一部現代女性生存狀態的文字交響曲。^[2]

時時刻刻人物介紹

伍爾夫

伍爾夫作為小説中的第一個人物出場。20世紀20年代，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正在倫敦郊區里士滿休養，在治療自己神經衰弱的同時開始構思創作其作品《達洛維夫人》。女性主義思想從誕生之日起就致力於消除男女不平等，消解邏各斯中心話語下的二元對立。20世紀初期，雖然通過鬥爭婦女在多方面獲得了法律賦予的和男子同等的權利，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以更加隱蔽的形式繼續存在。這一時期女性追求自我發展，訴求於走出家庭羈絆，融入社會，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與自由。

伍爾夫鄙視里士滿，一個傳統封閉的男權社會縮影。她被權威的醫生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囚禁在這裏；被丈夫嚴格地監督着飲食和睡眠。在這個相對落後的小鎮，女性自覺將男性對她們的要求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從而安享自己的從屬地位，成為“遛狗的太太們”。這些典型的傳統女性，明顯地對伍爾夫表示出困惑甚至反感，就連和她朝夕相處的僕人耐莉，也把性格怪異、痴迷寫作的女主人視為怪物。坎寧安能感受到她脈搏的跳動，“她寧願在倫敦瘋瘋癲癲地死去，也不願在里士滿人間蒸發”。

伍爾夫終其一生都在反對男權思想，與社會的、文學的男性霸權體制相抗爭，努力探索女性重建自我的道路。她在頭痛時會出現一種幻覺，會伴隨着一種聲音，“毫無疑問是男性的聲音，老氣橫秋，令人厭惡。充滿了怒氣、指責、失望”。這個隱蔽的卻無處不在的男性的聲音，是無論在真實還是虛幻中生活的伍爾夫都無法擺脱的陰影，使她最終自沉於烏斯河底，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對死亡的理解。

坎寧安理解伍爾夫對死亡的情有獨鍾。在《時時刻刻》中，我們讀到了伍爾夫對死亡的嚮往。看到安傑莉卡給死去的畫眉鳥搭建的臨終花牀，那是用美麗的玫瑰花蕾拼成，伍爾夫隨產生一種衝動，“很想自己代替小鳥躺在那裏”。“死亡揭示了我們真正的尺度，其實是小得令人驚異的。”“而她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希望深深地走入其中，直到永遠找不到回來的路。”然而伍爾夫的這種樂死情節並沒有阻止她對生活的熱愛，無數次憧憬着倫敦的生活，“多麼有趣！多麼刺激！”自殺對伍爾夫而言是一種解脱，更是一種抗爭，或許只有通過死亡才能獲得身心平靜，實現對命運的掌控。但是無論如何自殺作為女性主體性的反映，卻是乏力的、消極的，削弱了女性主義主張的戰鬥力，也給後人留下無盡的嘆息。

勞拉·布朗

小説中第二個人物是勞拉·布朗，生活在二戰後的洛杉磯。生活舒適、衣食無憂的布朗太太有着愛她的丈夫，可愛的兒子，同時又孕育着一個小生命。在常人眼中勞拉是個幸福的家庭主婦，但是她卻被瑣碎的家務和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責任所困擾着：她是一個妻子、母親，卻迷失了自己。女性主義運動讓女性地位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接納，但是戰爭又讓一切回到原位。從戰場歸來的戰鬥英雄丹向勞拉求婚，“除了同意她還能説什麼？她怎麼能拒絕一個英俊的、好心腸的青年，一個幾乎是家庭的一員、從死者的國度裏回來的青年？”於是她成了勞拉·布朗，那個獨立的，熱愛讀書的女孩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在索然無味的生活中默默奉獻的布朗太太。生活中的束縛無處不在，丈夫感情的羈絆，兒子敏感的觀察，使勞拉無時無刻不處在男性注視和監督下。她感到疲憊不堪，陷入了困境，內心充滿矛盾，在虛假的美滿和真實的背叛之間拉鋸煎熬。當她打開小説《達洛維夫人》時，伍爾夫的思想瞬間抓住了她，引起她不斷追問自己，什麼才是更有意義的生活？

“婦女不可能通過他人——丈夫和孩子，找到自我，也不可能在枯燥無味、老一套的家務勞動中找到它”。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提到“存在就是超越自我的無限需要”，然而在現實中，婦女卻處在一個被男人置於“他者”的地位的世界，所以“她的超越性要永遠地被另一個本質的和統治的意識所超越”。“婦女的悲劇表現在二者之間的衝突，她作為主體，始終懷着把自己當作本質的基本要求，而她的處境卻偏要把她變為非本質”。在丈夫生日當天，勞拉做好了生日蛋糕，把兒子交給鄰居照看，一個人驅車來到旅館，進入19號房間，愉快輕鬆地閲讀《達洛維夫人》。達洛維夫人的故事使她看到了自身的悲劇，以致產生了此刻結束生命的想法。她充滿渴望地想到體驗死亡，“死亡中可能有一種可怕的美，像清晨的冰原或沙漠一樣”。“不用再擔心、或者掙扎、或者失敗，這會是多麼奇妙。”但是死亡的意念只存在了一瞬間，她明白，她要是自殺就等於殺死了丈夫、兒子和腹中的小生命。她回到了家，重新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

與溺水而死的伍爾夫不同，最終勞拉沒有通過自殺來尋求解脱，而是衝出家庭牢籠，遠赴加拿大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圖書管理員。坎寧安讓勞拉走向新生，但是小説結局也讓我們看到，勞拉一生遭受道德和良心的譴責，她的行為也給兒子幼小的心靈造成無法彌補的創傷，從而證實了當女性“試圖逃出迄今為止強加給她的範圍，並企圖參與人類共同體時”，她所必須承擔的後果和付出的代價。

克拉麗莎·沃恩

第三位女性是克拉麗莎·沃恩，生活在20世紀末的紐約，正過着達洛維夫人式的生活。克拉麗莎可以説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後現代女性，生活富足，有女性伴侶和男性戀人，女兒是借精子生產的。表面上來看克拉麗莎可説是個時尚、自由、獨立的女性，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她時時刻刻被煩惱困擾着。她深愛的男友理查德，才華橫溢卻因艾滋病難以自理。多年來，她和相愛的女友薩利共同生活，並自願擔當着探望並照顧理查德的義務。

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其基調是要消除兩性的差別。20世紀70年代的激進女權主義者主張以“同性戀”標榜自身的革命先鋒身份，把性選擇同反大男子主義的政治鬥爭聯繫起來。美國《村聲週報》著名記者吉爾·約翰遜,曾嘲諷異性戀的浪漫是麻醉劑，使婦女永久地陷入家庭勞役。“從你倒入他的懷裏開始，到把你囚禁在他的家務中結束。”吉爾鼓勵婦女拒絕異性戀，積極追求性自由。同性戀一度成為女性在政治上“最佳的”也是“唯一正確的”向男性霸權挑戰的選擇。

在描寫兩性間各種關係時，坎寧安融入了他對女性主義思潮的理解和反思。一方面克拉麗莎不依賴男性，與薩利組建的同性戀家庭是對父權制的有力挑戰；另一方面，她卻陷入不能抗拒現實世界中“像萬有引力”一樣強大的“常規的力量”的痛苦。“即使你一生叛逆，即使在一個只有女人的家裏，你盡你所知努力體面地養大了一個女兒——即使如此，你似乎還是發現自己有一天站在一塊波斯地毯上，面對着一個由於你而使她不能擁有一個父親、因而鄙視你的女孩子，心裏充滿了一個母親的非難和不愉快的、受到傷害的感情。”除了對女兒的愧疚和擔憂，克拉麗莎對她所選擇的這種生活，還常常處於一種錯位、茫然的狀態，她的情感在理查德和薩利之間擺渡。她甚至想悄然脱離這種生活，回到她的另一個家裏去，“那裏薩利和理查德都不存在；那裏只有本體的克拉麗莎”。“可以獲得本體的她”，“自自然然地生活”，前途會“無限光明”。男女之間的關係不應是敵對的，不可調和的。或許最終構建雙性和諧社會才是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

理查德的死是對自己病痛的解脱，也是為了實現對克拉麗莎的精神解脱。克拉麗莎在悲痛之餘，身體卻有了一種“像一棵草從地裏拔了出來”的輕鬆感。與伍爾夫選擇死亡、勞拉選擇出走不同，克拉麗莎選擇了笑面人生。死亡帶來的不是毀滅感，而是積極向上的生的希望。最後克拉麗莎找回了自己，“不再是達洛維夫人了；現在沒有人這麼叫她了”。卸下了對男人的情感上的責任，她迴歸了以往的樂觀堅強，“不是這裏就是那裏，儘管面對極大的困難，完全出乎意料，我們的生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突然綻放開來，給予我們所希望的一切”。克拉麗莎抒發了自己對生活的熱愛和未來生活的期盼，“我們仍然珍愛這座城市，珍愛清晨；我們更加希望的是得到更多期望的一切”。“只有老天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這麼熱愛它。”^[3]

時時刻刻作品鑑賞

時時刻刻主題思想

女性主義

《時時刻刻》裏反覆出現女主人公買花的情節，各種類型的花，可以理解為這部作品中不同女性角色的映射，花的不同顏色則反映了她們不同的心理狀態。通過研究作者在小説中設置的三位女主人公“打算買花”的年代及相應時期女權運動發展的軌跡，讀者可以看到女性主義的發展和進步。

20世紀20年代的弗吉尼亞始終打算“自己去買花”，卻一直沒有實現。此時，女權運動的中心已從歐洲轉至美國，1920年美國通過了法案，保障女性享有選舉權。儘管女性在政治經濟領域爭取平等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卻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可以説，女權運動還沒有取得實際意義上的進展。1949年的勞拉·布朗也要自己去買花，卻被體貼的丈夫搶了先。這一年，美國的女權主義家貝蒂·弗裏丹生下了第一個孩子，並且從此開始一步一步從職業女性退回到家庭主婦的角色中。此時社會輿論還在不斷鼓吹和塑造女性“幸福的家庭主婦”的形象，聲稱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才能獲得幸福和實現自我。1963年，弗裏丹出版了《女性的奧秘》，在書中，她將家庭比喻為“舒適的集中營”，號召婦女衝破家庭的束縛走向社會，結束對女性的性別歧視。這段時期生活在洛杉磯的勞拉一方面感受到女權運動的波瀾，為家庭的束縛而萬分苦惱；另一方面卻連何時買花、如何擺花這種家庭瑣事都無權決定，種種情緒交織，讓她焦慮不已，打算重蹈弗吉尼亞和達洛維夫人的覆轍，以死了結。到了2001年，隨着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的出現與發展，女性獨立的意識已經滲入到社會各個領域。這時的克拉麗莎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去買花、買什麼花。買花雖是小事，卻能很好地體現女性主體性地位的強弱。為了給理查德準備晚會，克拉麗莎自己去買了花，自己決定如何插花、如何擺放花瓶，這一系列有條不紊的動作，暗示了克拉麗莎生活的獨立性。在女性主義的視野裏，她超越了小説中的另兩位女主人公，真正獲得了獨立和自主。^[4]

自由追求

20世紀西方世界最大的問題是精神危機，虛無主義是其主要表現形式，它直接導致了人心靈的無家可歸。在這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富足及各種運動和思潮後，生活在一個更多強調物質生活而較少顧及精神世界的社會里，人們很容易被社會所異化，人人都面臨着失去自我的生存困惑。《時時刻刻》中幾個主人公的心路，可以説是20世紀西方人精神生活的折射。從伍爾芙到坎寧安，從《達洛維夫人》到《時時刻刻》，時空變了，但人們內心的寂寞、孤獨、恐懼、彷徨似乎絲毫未變，內心與外界不可避免的對峙和無可奈何的和解也沒有改變。《達洛維夫人》將幾位主人公很普通的一天聯繫在了一起。幾位女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有着不同的家庭，然而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也是真正將她們連在一起的東西，那就是她們內心都依然活着的自由夢想，他們只是選擇了直面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死亡只是一種離開的方式，這是他們逃避生活的選擇。倫納德曾問弗吉尼亞為什麼一定有人要死，弗吉尼亞説，“‘為了讓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那麼誰會死’”‘詩人’弗吉尼亞説，‘那些心懷夢想的人’”。這或許是對這些“達洛維夫人”們向死而生的最好的註解。^[5]

時時刻刻藝術特色

視角特色

《時時刻刻》情節並不像戰爭小説或歷史小説那樣波瀾壯闊，也不像諜戰小説或懸疑小説那樣吸人眼球。它似乎僅寫了三位中產階級女性的日常生活，但它卻像開放在遠方的罌粟花一樣，有着耀眼的絢麗和令人驚悚的魅力，令讀者掩卷後為之深深嘆息，難以平靜。小説構思非常獨特：作者用虛實相間的手法，以小説《達洛維夫人》為銜接故事的媒介，將歷史上真實的人物——自殺身亡的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另兩位虛構的人物──家庭主婦勞拉·布朗及其兒子理查德的初戀情人克拉麗莎·沃恩三位女性人物糅合在一起，以平行交替的敍述結構和冷峻、洗練、富於詩意的語言，描繪了她們各自一天的生活，並通過這一天的生活展示了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女性為追求理想自由的個性生活所經歷的焦慮、恐懼，以及不斷地自我救贖並堅強地走向未來的生存路徑及心靈歷程，勾勒了具有濃郁悲劇色彩的女性生活圖景。這樣的女性生活圖景既平常普通，又令人驚悚、震撼人心。^[1]

時時刻刻作品影響

邁克爾·坎寧安的長篇小説《時時刻刻》出版於1998年，是一部致敬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長篇小説《達洛維夫人》的作品，該小説在人物、意象、情節等方面與《達洛維夫人》構成互文。邁克爾·坎寧安作為美國現代作家，在20世紀末對英國近代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及其小説代表作《達洛維夫人》進行創造性重寫，無疑是一次冒險。但是這次冒險可以説是成功的，該小説隨即獲得普利策小説獎和福克納文學獎。2002年年末，由作者本人擔任編劇的同名電影被好萊塢搬上銀幕，獲得當年的金球獎，並獲得多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6]

時時刻刻出版信息

《時時刻刻》首次出版1998年11月，中國大陸首次於2002年4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時名《麗影萍蹤》。2002年，根據該小説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獲金球獎，譯林出版社隨後對該書作了校訂與增補註釋後，將該書易名為《時時刻刻》再版，而後中國大陸的譯本均採用該譯名進行出版。^[2]

名稱	譯者	出版時間	出版社	ISBN
《麗影萍蹤》	劉新民	2002年4月	譯林出版社	7-80657-292-9^[7]
《時時刻刻》	劉新民	2003年4月	譯林出版社	7-80657-292-9^[2]
《時時刻刻》	王家湘	2008年8月	譯林出版社	978-7-5447-0538-7^[8]
《時時刻刻》	王家湘	2012年1月	人民文學出版社	978-7-02-008751-8^[9]
《時時刻刻》	王家湘	2022年4月	花山文藝出版社	978-7-5511-6096-4^[10]

時時刻刻作者簡介

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1952年11月6日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美國作家、編劇，先後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艾奧瓦州立大學。1984年，創作個人第一部小説《金州》。1990年，出版長篇小説《末世之家》，該小説獲得美國最佳短篇小説。1993年，邁克爾·坎寧安獲得了古根漢藝術基金。1995年，出版長篇小説《血與肉》。1998年，出版小説《時時刻刻》，該小説獲得普利策獎和國際筆會福克納獎。2002年，擔任劇情電影《時時刻刻》的編劇。2004年，擔任愛情電影《天涯家園》的編劇。2006年，創作小説《試驗年代》。2009年，在紀錄片《一部同志電影的誕生》中出鏡。2013年，擔任電視劇《性愛大師第一季》的編劇。2014年，創作小説《冰雪女王》，該小説被雜誌《文學評論》評為最差性描寫獎。2015年，創作小説《野天鵝與其物語》。2017年，擔任電視劇《大好洋房》的編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