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中

儒家謂立身行事，合乎時宜，無過與不及。 ^[1] 

《易·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2] 

金 王若虛 《＜論語辨惑＞序》：“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 ^[3] 

《漢書·張良傳》：“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2] 

在儒家思想中，“時中”作為“合時”的含義，則不僅被看作是個人道德修養和行為實踐所應遵循的根本原則，同時也被推廣為治國安邦的重要原則之一。儒家從自然農業生產對天時變化的密切依賴關係中，深感到“適時”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都把“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不違農時”（《孟子·梁惠王上》）等，列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之一。荀子把草木開花結果時禁止砍伐，魚鱉懷卵時禁止撒網下毒，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其時，稱之為“聖王之制”，並根據“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的道理，推論説：“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荀子·王制》）也就是説，國家的政令如果合乎時宜的話，那麼老百姓就會行動一致，而有才能的人也會服從擁護。這裏的推論是極其直接和樸素的，沒有深奧的理論論述，但卻有廣泛的實際意義。即使在今天，播種適時，砍伐有時，捕殺有時等思想中所包含的辯證原則，對於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態環境等，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家看到了事物在自發運動中往往是向着不平衡的（或偏面的）方向發展的現象，於是提出了“中”和“時”的原則，用以防止和克服思想行為方面的各種偏面和極端，並在綜合對立兩方不同性質的情況下，求得某種平衡和全面。這裏應當説是包含有積極意義的辯證因素的。不過，再好的原則用濫了也會走向它的反面。儒家“中”和“時”的原則，在實際運用中不斷被濫用，而演變為折中調和、見風使舵的代名詞。這種人因而也就成了為孔孟所痛斥的那種“鄉愿”式的人了。這也是我們在探討儒家這種實踐的辯證原則時，特別須要注意和警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