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陽十二景

“陽山夕照”，是興化自明洪熙元年(1425年)以後，先後定名的“昭陽十二景”中歷史最為悠久的景觀之一，也是興化歷代文人墨客及廣大市民最為寄情的景點。它是古昭陽的歷史見證。

陽山為楚將昭陽墓冢所在地，即今昭陽鎮北山村西北角的高阜。

昭陽名雲，字陽，諡號“山子”，其祖父昭奚恤為春秋時楚宣王(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42年)大臣。楚王族本姓羋，本支為熊氏，另分為昭(昭陽)、屈(屈原)、景(景差)三氏(三户)。《史記·項羽本紀》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

昭陽將軍為楚國令尹、上柱國(戰國時楚國所設官名，原為保衞國都之官。後楚國的最高武官，也稱上柱國。其地位僅次於令尹這個相當於丞相的楚國最高官職)。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昭陽率兵攻打越國，殺死越國國君無疆，使興化一帶併入楚國。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昭陽又率兵攻打魏國，得襄陵(今河南睢縣)等八邑，此戰在古代軍事史上影響頗大，稱“楚魏襄陵之戰”，威震齊、燕、趙、魏、秦、韓六國。為此，楚懷王將傳國之寶“和氏璧”賜給昭陽，又將“古勃海之地”(即興化一帶) 封為昭陽食邑。此後不久，昭陽在封地病死。為表彰他的戰功，楚烈王便以周穆王“八駿”之一、美稱為“山子”的良馬名為諡號，賜給昭陽，故後人稱昭陽為“山子府君”，供奉他的廟宇稱之為“山子廟”，他所葬的地方為“山子村”，意在讚美和紀念這位楚國良將。

昭陽的有關事蹟，記載在西漢司馬遷《史記》和《國語》、《戰國策》及地方誌等史籍中。成書於明萬曆十九年(1591 年)的《興化縣新志》(歐志)記載：“陽有惠政，邑人祠而祀之。死葬於西山，去城三、四里高阜，隱隱隆隆，今俗稱‘山子廟’者是。”“山子廟”有前後兩進高大方形大門殿宇，前殿供奉着昭陽將軍的部將(此殿及部分配套建築於明萬曆年間改為“香山寺”)，後殿為昭陽殿，重檐下掛着“昭陽殿”匾額，殿內供奉着身着戎裝、氣宇軒昂、威風凜凜的昭陽將軍站立塑像。塑像上方屋樑上懸掛着“昭陽山子府君”橫匾，兩邊掛着“勃海鎮軍壓六王而霸楚，陽山食採留三户以誅秦”的抱柱盈聯。大殿東西牆壁上彩繪着昭陽將軍率兵攻城略地的戰鬥場景圖畫。昭陽墓位於此殿西北側，墓前神道兩側排列着石人、石馬、石麒麟等石像生，墓門上嵌有 “楚將昭陽之墓”的石額，墓碑上鐫刻着“昭陽山子府君之墓”八個大字。墳塋築石為台，封土為墓，其高三丈有餘，周圍二十餘丈，加上築在距地面一、二丈高的土墩上，遠遠望去，煞似一座小山，故稱此為昭陽山，簡稱陽山。明代興化著名詩人李沂在《昭陽山》詩中寫道：“孤城野水帶斜曛，西望高原楚將墳。”可見當時的昭陽墓是何等雄偉，簡直可與高原相比。巍峨的“山子廟”建築羣和高大的昭陽墓周圍碧水環抱、九河匯聚，勁松、古柏、皂莢樹林鬱郁蒼蒼，為興化地區自春秋戰國以來兩千多年間一大名勝景觀。

“孤忠一片委清波，留得芳名永不磨。雅志未酬緣命薄，高才欲騁奈時何！衣冠寂寂蒙塵土，門徑蕭蕭長綠蘿。欲賦招魂無處所，一庭秋草夕陽多。”這是明洪熙元年(1425 年)興化籍進士高谷歌詠“三閭大夫廟”的詩，表達了對三閭大夫──愛國詩人屈原的景仰、懷念以及對廟宇因年久失修而一片荒涼的惋惜與慨嘆。此後，該景區被命名為“三閭遺廟”，列入“昭陽十景”中。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又將“三閭遺廟”列入“昭陽十二景”中，並賦詩道：“屈子沉湘潭，茲來幾千祀。”

“三閭大夫廟”是為紀念屈原和他的胞姐女須而建的，建築年代略晚於“陽山夕照”山子廟和“木塔晴霞”敕建木塔禪寺。由於屈原曾在自敍詩《漁父》中借隱者在澤畔吟誦楚國民歌《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表達了他“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情志，故興化人民將廟建於水邊，並將此水(即今上官河流經城南的清澈支流)命名為滄浪溪(即今滄浪河)。

“三閭遺廟”遺址位於大南門城外城南小學校區內，是一組由前後三進主殿及東西配殿構成的東臨滄浪河的唐式寺廟建築羣。

第一進為山門，門前兩側立有一對高大粗獷的青石獅子。大門上方嵌着石質陰刻楷書“三閭大夫廟”門額。門內正中央豎立着一塊兩米多高的石碑，其正面鐫有站立汨羅江畔屈原單線素描畫像，兩側刻有對聯：“澤畔行吟，五月孤忠沉夜月；離騷壽世，三閭遺恨泣秋風。”在石碑背後的東西兩側牆壁上，鑲嵌着屈原所作楚辭體詩歌《離騷》、《九章》、《九歌》、《天問》、《懷沙》等石刻。繞過畫像石碑從北門出來，寬闊的庭院四周幽蘭滴翠，清香飄溢，中央立着一尊刻有“三閭大夫廟”鐘鼎文的高大石香爐。

過了石香爐便是正殿，殿門上方懸掛着“屈子殿”匾額，殿內正中帷幔神龕內供奉着屈原的彩色塑像。塑像前面東西兩側4根殿柱上各掛一副楹聯，前兩根殿柱上的楹聯為：“千古忠貞千古仰，一生清醒一生憂。”後兩根殿柱上的楹聯是：“何處招魂？香草還生三户地；當年呵壁，湘流應識九歌心。”

第三進為“女須殿”，殿內供奉着屈原的胞姐女須的塑像。四周牆壁上彩繪着端陽佳節百姓劃龍船紀念屈原的盛大場景壁畫。大殿東西兩間堆放着本邑民眾為紀念屈原而使用的龍舟、舵槳及鑼鼓、旌旗、衣物等祭用品。

迄今為止，全國紀念屈原的廟宇共有4 處，皆在原楚國版圖之內。一處是位於屈原投江處──始建於漢代的湖南汨羅縣玉笥山上的“屈子祠”；一處是始建於唐代元和十五年(820年)，位於屈原出生地──湖北秭歸縣東三閭鄉樂平裏屈沱北岸的“三閭大夫廟”(內有屈原的衣冠冢)，該廟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改為“清烈公祠”，現改為“屈原紀念館”。第三處是始建於南宋的位於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旁的“三閭大夫廟”。第四處便是我們興化的“三閭大夫廟”，大約建於唐代開元年間(713年至741 年)。

屈原(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戰國末期楚國人，曾任左徒(副宰相)、三閭大夫等職。他主張改革政治，任用賢能，走富國強兵之路，採取“聯齊抗秦”策略統一中國。由於遭受誣陷，被放逐到漢北及沅、湘等地域(今屬湖北、湖南)。公元前278年，楚國郢都(今湖北江陵)被秦國攻陷，楚國危在旦夕，屈原感到理想破滅，遂於同年農曆五月初五投汨羅江殉國。屈原一生的重大貢獻與成就，在於其奠定了我國乃至世界浪漫主義詩歌的基礎。他所創造的“楚辭”體，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內容。1953年，屈原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與紀念。

值得一提的是，楚將昭陽於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因滅越戰功被分封到楚國瀕臨東海之地，作為楚王的族親貴戚“昭、屈、景三户”的管理者屈原，按理會在這塊封地行使王族事務管理權力。為此，揚州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水滸學會常務理事黃成先生在《施耐庵與“水滸”》一書中曾提出一説：“當年屈原‘行吟澤畔’，曾到過這塊昭陽食邑之地，人們在昭陽墓東南建廟紀念。”

被列為“昭陽十二景”之一，距今已有近1200年曆史的“木塔晴霞”，位於興化城東約30公里處的與古鎮唐子(今昌榮鎮)相連的木塔寺村，為興化地區僅次於“陽山夕照”的古老景觀。

據史籍記載，唐長慶年間(821 年至824年)，泰州籍高僧德信和尚慕名雲遊到被唐太宗李世民敕封為“大唐子民”李姓聚居的東海海防重地唐子鎮，看到這方土地不但物產豐饒，而且民風淳樸，便決意“駐錫梵修”，將此處一座原建於唐開元年間(713年至743年)的廟宇進行改建。此舉得到唐穆宗李恆的恩准。現今尚保存的一塊長200釐米、寬50釐米、厚16釐米的“敕建木塔禪寺”山門門額，便是歷史的佐證。

千年古剎“敕建木塔禪寺”飽經歷代戰火及自然災害，幾度興廢，直至民國年間，才初具規模，成為一座佔地百餘畝、綠樹環抱、殿宇恢宏的叢林寺院。

走過寺前一座單孔石橋，便見唐式斗拱單檐古寺山門。正門檐下嵌有一塊石質門額，自右至左為“敕建木塔禪寺”六個陰刻楷書大字，其右上角豎寫：“穆宗長慶年間住持僧德信初建”，左下方豎寫：“光緒二十五年僧璧成重修，邑人徐嵩峻書”(徐嵩峻為清代興化著名書法家，曾為鎮江金山江天禪寺大雄寶殿題過匾)；大門兩側有一副“黃梅紫槿，木塔晴霞”的嵌壁楹聯。

繞過彌陀，穿過山門，只見寬闊的庭院東西兩側各植一叢枯枝臘梅(黃梅)，旁邊還有一叢紫槿。由此北行，經過天王殿，便是禪寺主體建築──高大巍峨的唐式大雄寶殿。殿內三尊貼金大佛的兩側懸掛着“佛在西域，金身夢於漢帝；法流東土，祥光現於周朝”的抱柱楹聯。殿東為關帝殿，殿內一副“秉燭非避嫌，此夜心中思漢；華容豈報德？那時眼底無曹”的對聯，正是關羽塑像的寫照。

尤為令人稱奇的是，在大雄寶殿東南側，矗立着一座兩層磚砌塔樓，中間安放着型製為九層六面的木塔。此塔用整段珍貴的紫槿木雕刻而成，高7 米，直徑2米。整座塔身小巧玲瓏，重檐復宇，翼角飛，精美異常。此塔在當時為全國僅有，比建於遼代清寧二年(1056年)的山西應縣木塔早230年。沿着護塔樓螺旋式樓梯拾級而上，可以觀賞木塔全貌。底層正門飛檐下懸掛着“飛角流丹”橫匾，塔門兩側掛有“木塔晴霞是昭陽千載勝蹟，黃梅紫槿乃上剎三叢奇葩”的楹聯。木塔各層6面神龕內共供奉着50多尊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金身微型佛像。行至塔樓頂層憑欄遠眺，四周田園風光和重重疊疊的寺院建築盡收眼底，使人心曠神怡。

更使人歎為觀止的是，木塔頂尖上嵌有一顆碩大的寶珠，每當清晨初升太陽透過塔樓窗户照耀着它時，便發出五彩斑斕的奇光異彩，與大雄寶殿頂脊正中央的寶鑑相映成輝，形成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令人稱奇叫絕。千百年來，觀賞這一奇觀的人羣絡繹不絕，木塔寺因此名聲遠播。

明洪熙元年(1425年)，被後人稱為“五朝元老”的高谷慕名前往觀賞這一奇異景觀，並欣然賦詩：“晴霞五色照林扉，高映浮屠爛有輝。浴海已隨紅日上，彌空又作彩雲飛。”同時，將此景再次確定為“木塔晴霞”，列入“昭陽十景”之中。

明萬曆九年(1581 年)，興化知縣凌登瀛面對被毀的木塔遺址，發出“木塔今安在？霞光宛如昨”的感慨，遂召集興化地方有識之士集資對木塔及景區進行恢復和整修，並將“木塔晴霞”列入“昭陽十二景”中。不久，“狀元宰相”李春芳與時任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的胞弟李齊芳又一起出資對木塔進行了大修。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木塔寺住持璧成傾畢生募化積聚巨資，對木塔寺進行了高標準的修建、擴建。到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木塔寺發展到極盛時期，恢復擴建的殿宇建築中有東西配殿、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東客堂、西祖堂、地藏殿、法堂樓、木塔及護塔樓等。這樣，木塔禪寺便被升格為佛教禪宗“叢林”，並獲得了受戒權。

歷史上，“敕建木塔禪寺”雖幾經毀壞，但古寺遺址上一叢唐代栽植的枯枝臘梅仍生機盎然，百枝叢生，高達數丈，每到寒冬臘月，滿樹黃花，清香四溢，成為古剎叢林的活的歷史見證。正因如此，難怪清末民初興化著名詩人任宗儒在《遊木塔寺》中發出由衷的讚歎：“最愛寺中黃梅花，花開預卜驗年華。傲骨殊枝殊色相，三冬依舊發奇葩。”

景範明堂，亦名景範名堂，又被稱為景範堂、四知堂、畏知堂。遺址位於市政府大院內的人事局大樓(原興化報社大樓)南側不遠處，是一座並不十分高大軒敞的宋代單檐、斗拱、三開間磚木結構的典型衙署建築。南宋紹興年間(1131年至1162年)，興化知縣黃萬頃在將縣衙西擴時，按照北宋天聖三年(1025年)至天聖六年(1028年)擔任興化知縣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退而省其私”的縣衙署(明代改為“縣丞署”)二堂格局建成一座廳堂，為勉勵後任官員以範公為榜樣，弘揚先憂後樂、清正廉明的為官之道，故將此建築命名為“景範堂”。

明洪熙元年(1425年)，時任翰林侍講的邑人高谷按儒家“明堂之制”再次定景範堂為“景範明堂”，將其列入“昭陽十景”之中，並賦詩云：“翼翼高堂晝不扃，洞開窗户見雲屏……不須古鑑須今鑑，請看堂前戒石銘。”

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又為“景範明堂”題詩：“景範即範徒，堂皇有清風。”又將此景列入“昭陽十二景”中。

範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而深受邑人世代崇敬和景仰。

范仲淹(989 年至1052年)，吳縣(今蘇州)人，為唐代名相範履冰後裔，字希文，諡號文正，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大中祥符八年 (1015年)中進士，天禧五年(1021年)任泰州西溪鹽監。其時，築於唐代大曆二年(767年)的捍海堰倒塌，“海潮倒灌，大片耕地棄荒；西水狂瀉，沖刷百里鹽場”。面對這種狀況，范仲淹提出重新修築海堤的主張，先後得到泰州知州兼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和淮南轉運使胡令儀的大力支持，遂奏請宋仁宗於天聖三年(1025年)任命范仲淹為興化知縣，“董理築堤”。天聖五年(1027年)秋，范仲淹帶領4萬多民工，幾經周折，歷盡艱辛，於天聖六年(1028年) 春築成一條高標準、高質量的攔海大堤，從而使“堤內瀉滷之地盡復為良田”，裏下河地區受益百姓為感激他的功績，將此堤重新命名為“范公堤”(現為204年國道海安、東台、大豐段)。

范仲淹在擔任興化知縣的短短4年中，不但修築了“攔海大堤”，而且為規範教學體制，開啓一代文風，創建了興化有史以來第一所官辦學校──學宮，同時建造了最早的園林和驛站建築，為興化自宋元時期開始經濟發展、人才輩出奠定了堅實基礎。

清道光十四年(1834 年)，范仲淹當年理政的舊衙署被改為文正書院(即江蘇省興化中學前身)。從此，興化莘莘學子有了一處新的規範化學習場所。文正書院的“師範堂”(後改為 “文會堂”，即今市政府大會堂處)成為興化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以文會友、讀書講學的地方。師範堂檐下懸有“文會堂”三字匾額，兩側木柱上掛一副抱柱楹聯： “是前賢聽政之堂，尚有風流餘韻；為後學會文之地，定多益友良師。”

明清時代，任職興化的知縣在西擴的縣衙署“景範堂”前增建一座前有月台、廊軒，後有暖閣的高大軒敞的正堂，並在通道南端築有“戒石亭”，亭中立有戒石碑，上鐫四言體《戒石銘》一篇；亭南飛檐下懸有“如保赤子”橫匾。戒石亭南側儀門前為縣署大門──譙鼓樓，其東西兩側各建一座高大重檐木質牌坊。東牌坊坊額為 “文正流風”，西牌坊坊額為“海陵舊址”。

范仲淹在興化任知縣期間的舊衙署(今市政府大院東側信訪局、大會堂以及市政府行政科、市委宣傳部和大會堂南側三幢建築，佔地面積約15000平方米)，始建於北宋淳化年間(990年至994 年)，是一組十分完整的宋代縣衙署建築羣。它由照壁、門廳、大堂、二堂(范仲淹理政後退思之所)、東花廳、內花廳、經正齋、課花軒、啓其軒、古香堂、贊化堂、澹寧居等建築和一處園林小築景點構成。

由於年代久遠，加上戰火及自然災害侵襲，原宋代縣衙署僅存一座單檐、斗拱、三開間“原汁原味”的宋式大堂古建築，15間明清時期重修的配套古屋。令人惋惜的是，一座古樸典雅莊重、斗拱粗椽大柱的宋代門廳建築，因擴建而被拆毀。

值得一提的是，在縣衙署東北角，即今宣傳部大院“萱苑”東北隅，至今保存有一叢在明代就分株移植於此的古臘梅。這叢臘梅祖本原在宋代衙署二堂西北部的土山梅亭旁，為范仲淹當年親手種植。

北宋天聖四年(1026 年)，時任興化知縣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在城南的南溪(今南官河)與向北流經城區的滄浪溪(今滄浪河)交匯處──花園垛對岸(今城南小學南側“滄浪河公寓”範圍內)，砌成南北長約300米的磚石駁岸，並在岸邊建築了兩座高大軒敞的涼亭和連接“雙亭”的瓦捲回廊。以及門廳、軒廳、客廳、齋館、轎房、馬廄等配套建築，同時在其周圍廣植幽篁、蘭草，構築假山魚池，作為迎來送往各級官員的碼頭、驛站。文人雅士和平民也經常到此賞景遊玩。因此，這裏便成為興化第一處公共園林和文人園林。此園林歷史悠久，比始建於北宋慶曆五年(1045年)的江南現存最早園林——蘇州“滄浪亭”早19年。

園林建成以後，范仲淹根據屈原《楚辭》的《漁父》和《孟子》所引楚國民歌《孺子歌》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將駁岸南端的一座正方形歇山頂單檐飛角的涼亭命名為“滄浪亭”；將駁岸北側石碼頭上一座八面、重檐、翹角的涼亭命名為“濯纓亭”(又稱“接官亭”)。

據史籍記載，“接官亭”自北宋至清末民初800 多年間，一直是興化知縣上任、離任及興化縣衙署接待上司巡查、視察和督辦政事的碼頭、驛站。每逢朝廷和府、州官員蒞臨興化時，興化縣衙署有關官吏便預先乘官船前往距城南36裏的古陵亭閣(俗稱老閣，遺址位於今臨城鎮老閣村東河邊)迎接，然後共赴興化，在“接官亭”登岸。稍事休息後，再乘轎馬沿南大街——儒學街——縣橋街直達縣衙署。送別官員，仍循此路線進行。

在園林形成一定規模後不久，興化的地方名流和平民都喜歡到此遊樂，或臨溪垂釣，或吟詩作對，置身於秀美的園林建築和宜人的自然風光中流連忘返。

元代興化著名詩人錢舜卿一次遊覽園林，被突如其來的大雨所阻，一時未能返回。於是，他坐進軒廳，觀賞暮色籠罩下如夢如幻的亭、軒、館、廊，傾聽夜雨飄灑，時而如千軍萬馬馳過，時而似“大珠小珠落入玉盤”，浮想聯翩，從滄浪溪、南溪想到屈原放逐的湖南瀟水、湘水，想到北宋山水畫家宋迪的“瀟湘八景圖”中的“瀟湘夜雨圖”，不禁詩興大發，揮毫作了《滄浪夜雨》詩一首：“濯纓亭下滄浪渚，格格水禽飛停午……清兮濁兮人不識，勸君高歌達今夕。”

明洪熙元年(1425 年)，興化籍進士高谷來到園林遊玩，欣賞“滄浪亭”亭柱上楹聯“短艇得魚撐月去，小軒臨水為花開”和“濯纓亭”亭柱上楹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溪皆有情”，同時觀賞園林周圍半村半郭的風光，一種“曲盡而韻未了，景止而情不盡”的感覺油然而生，遂欣然賦詩曰：“滄浪亭子枕幽溪，溪上行人入望迷。釣艇盡依青草岸，酒帘高控綠楊堤。塵纓可許當時濯，勝蹟重煩此日題。風景滿前看不足，野花如繡水禽啼。”同時，他將此景再次命名為“滄浪亭館”，列入“昭陽十景” 之中。

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興化知縣劉廷瓚在“濯纓亭”北側駁岸邊的玉石蓮花座上建成兩層圓攢尖頂水榭式建築——“蓮花堡”，並將范仲淹所作的《濯纓亭》、《梅亭詠梅花》、《南溪馴鷗》、《文會堂》、《清風謠》等5首詩勒石鑲於堡壁之上，儆誡後任官員銘鑑範公清正自律的為官之道。此外，他還親自為“蓮花堡”題寫了“水面文章風寫出，溪邊意味月傳來”的楹聯，懸於“蓮花堡”門前。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興化知縣雷頤對“滄浪亭館”景區進行了修整和擴建，將南宋紹興年間(1131年至1162年)知縣吳莘所立《濯纓亭碑記》和南宋寶慶元年(1225年)知縣陳垓所立《滄浪亭碑記》移嵌在門廳牆壁上，讓遊人瞭解園林的建築歷史和意義。

明萬曆九年(1575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將“滄浪亭館”景區列入“昭陽十二景”中，並賦詩云：“仲尼亟稱水，舉世昧其清。孺子歌滄浪，清以濯吾纓。除辱匪外來，感召信所營。百川赴滄海，虛谷留風聲。此一室，百感從茲生。”

位於海池河畔的“玄武靈台”景區，樓台亭閣依城傍水，參天大樹遮天蓋地，景色幽雅秀麗。這是興化城內最具規模的一處人文景觀，擁有700多年曆史。

據史籍記載，南宋寶慶元年(1225 年)，興化知縣陳垓為防禦金兵和剛崛起的蒙古兵等北方軍隊渡淮南犯，利用改造大小垛島和河道開挖的積土，圍繞縣衙署四周築成長約7華里的土城和東南西北四門以及四座水關，並在縣衙以北的土城南側構築高台；根據五行方位及其對應“四象”中的玄武(神龜)，將此台命名為“玄武台”。同時，在“玄武台”上建成寓意“攻佔防守”且與淮河一衣帶水的“襟淮樓”。樓下為“真武祠”，供奉被敕封為“北方真武大帝”的舜王時代治水的崇伯鯀(夏禹之父)全身塑像。其後，為了紀念造福於民的元代興化縣尹詹士龍的功德，人們將詹士龍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作為理政行館和讀書處的“襟淮樓”稱為“讀書樓”。

由於取土築城築台，“玄武台”南面形成較大水面，元代被稱為“海子池”(今海池河，海子為蒙古語，意為湖泊)。

明洪武五年(1372 年)，興化知縣謝修己令守禦千户所千户郭德、蔡德、劉人傑等捐出巨資，用長40釐米、寬20釐米、厚10釐米、重10多公斤的大城磚，沿着原土城外圍砌成高9米、厚1米的磚城牆，加上城牆內側原有夯實的土城泥土，使城牆頂寬達4米，底寬達12米。這樣，“玄武台”上依託磚城雉堞重檐飛角的“襟淮樓”更具氣勢，成為興化城牆上第一座高大建築物。與此同時，謝知縣又在四城門上建成四座高大城樓。其中，威武門(西城門)上的“見山樓”(意為向西遙望“陽山夕照” 景區)，肇魁門(北城門)上的“仰宸樓”(意為仰望宸極，即北極星)與依城而建的“玄武台”上的“襟淮樓”近在咫盡，形成犄角之勢，顯得雄偉壯觀。

明洪熙元年(1425 年)，“五朝元老”高谷根據《詩經》中“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寓意，將景區再次命名為“玄武靈台”，旨在將“玄武靈台”讚美為我國最早的園林建築──周文王的“靈囿”。同時，他將景區列入“昭陽十景”中，並賦詩讚嘆：“高台北極隆千古，祠屋依依近水濱……願得居民常席庇，年年來為薦芳。”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興化知縣傅 利用疏浚海子池和護城河的泥土，加長加寬“玄武靈台”台基，並根據《論語》中“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及《舊唐書》中“葉台耀以分輝，契編珠而拱極”之意，將“玄武台”改稱為“拱極台”。

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又將“玄武靈台”景區列入“昭陽十二景”中，並賦詩云：“詹公當宋季，喪亂失所依……永言奠茲土，千秋吾與歸。”

南明弘光元年(1644 年)秋，駐守揚州的抗清英雄史可法與其義子副將軍史德威赴興化督查城防，登臨“拱極台”察看地形，將“襟淮樓”改稱為“海光樓”，並即興題“海光樓”匾額懸於樓上。清順治二年(1644年)以後，此匾被取下，至上世紀30年代“失而復得”被重新掛上，1945年毀於戰火。

清康熙年間(1662年至1722年)，為避康熙帝玄燁御諱，“玄武靈台”景區被改為“元武靈台”。“拱極台公園”門前牌坊橫額上“元武靈台”四個楷書大字，系仿照清末民初興化書法家石繩武先生手跡複製而成。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夏至二十八年(1688年)冬，孔子六十四世孫、國子監博士孔尚任隨工部侍郎孫在豐監浚丁溪、草埝入海河道時，以“拱極台”為行館，曾重題“海光樓” 匾額，並作了《海光樓記》。同時，他利用閒暇進行歷史傳奇劇《桃花扇》第二稿創作，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戲劇史上的佳話。

清同治六年(1867 年)，時任興化知縣的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俞麟年參照家鄉西北隅杭州西湖美景重修“拱極台”，使景區擴大到相當規模，將鄭板橋原先為“海光樓”撰寫的 “六七月間無暑氣。二三更後有漁歌”的對聯重新書寫，並製成抱柱楹聯懸於“海光樓”上，同時自撰“常倚樓台瞻北極，每逢煙雨憶西湖”的楹聯，把“玄武靈台”喻為西湖景觀。

在海子池南部綠島上，薈萃着眾多的園林建築，成為“玄武靈台”景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南側有一處南明右都御史李長倩在其曾祖父“狀元宰相”李春芳所創園林基礎上擴建的“曼園”(今實驗小學處)，由李春芳所建延青閣和李長倩增建的竹林、苔蘚山等建築和景點構成。在“曼園”西部，則是李春芳之孫明禮部尚書李思誠所建的“棗園”(今市人武部及以東英武路中段)。園內有水明樓、杏花樓、土窟樓、補亭、澹寧齋等建築物，其中的幾株參天棗樹象徵主人赤心報國的胸懷。南明滅亡後，李春芳玄孫、著名學者李清隱居“棗園”40年，“杜門纂述”《三垣筆記》、《南渡錄》等，成為“南明史料中之至寶”。“棗園”東側是“方壺島”，建有被譽為道教“東派” 之祖的明代學者陸西星生活和著述40多年的“北海草堂”(後被改建為“陸仙祠”，即今老幹局“松鶴樓”處)。明隆慶年間(1567年至1572年)，陸西星在此創作了長篇神話小説《封神演義》。

“玄武靈台”景區在南宋初具規模至清末民初，特別是明清時代，修建、擴建多達10 多次，先後增建了遺愛祠、景賢祠(後改屈子祠)、昭陽書院、綠波亭及碑堂等建築，受到歷代文人雅士及各級官員100多人的謳歌和讚頌，由此產生了大量詩文作品，其中詩歌100多首、碑記10多篇、賦3篇、詞8闕、序(跋)文8篇。同時更產生了由清同治六年(1867年)知縣俞麟年組織的文人“雅集”的《拱極台唱和集》和《興化拱極台志》詩文集以及具有世界影響的孔尚任名劇《桃花扇》，極大地豐富了“玄武靈台”景區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底藴，使其成為與揚州平山堂、高郵文遊台相媲美的蘇北、蘇中重要名勝景觀之一。

方圓20多平方公里的得勝湖，猶如一顆碩大無比的璀璨明珠，鑲嵌在興化城東約6公里處。由於該湖集名勝古蹟、人文景觀、自然風光和古代水戰場於一體，歷史上為興化及其周邊地區市民百姓、文人墨客、達官貴人遊覽、憑弔、謳歌之地，因而被列入“昭陽十二景”之中。

據史籍記載，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擔任通泰鎮撫使的抗金英雄岳飛由楚州(今淮安)奔赴興化，駐軍於得勝湖南岸蘆洲旗杆蕩，並在湖中操練水軍。為此，清代興化著名詩人王熹儒賦詩讚道：“海濱曾駐鄂王營，至今湖水留其名。”

在當年如火如荼的抗金斗爭中，有一支由興化漁民張榮率領的抗金義軍。張榮不但水性極好，而且足智多謀，英勇善戰，被稱為“張敵萬”。

南宋紹興元年(1131 年)三月，張榮與孟威、賈虎、鄭握在梁山義軍首領宋江遇害後，組織義軍餘部抗擊金兵，並輾轉進入興化境內縮頭湖(得勝湖)，安營紮寨，自稱“水滸寨”。當 他們得知金兵即將從佔據的泰州侵犯興化時，便在湖中打了數以千計的暗樁，布成水中“八卦陣”，然後設計將金兵引入湖中。由於縮頭湖地區河港湖汊縱橫交錯，地形極為複雜，加上湖面蘆葦叢生，水中暗樁密佈，金兵如同進入迷宮，處處被動挨打。這一仗，張榮不但擊退金兵主帥撻賴(完顏昌，金穆宗之子)，殺死、溺死 駙馬胡蘆巴等數千金兵，而且還活捉了撻賴的胞弟破辣叔以及金兵5000多人，繳獲大小船隻和物資無數，沉重地打擊了金兵的囂張氣焰，取得了抗金戰爭的重大勝利，將金兵趕出江淮地區。此戰在宋史中稱之為“縮頭湖之戰”，又稱“得勝湖大捷”。戰後，興化民眾將縮頭湖改名為“得勝湖”。張榮也因此被朝廷委任為泰州知州，並總攝興化等縣事。由此，張榮等義士後來成為施耐庵創作小説《水滸傳》中“阮氏三雄”和浪裏白條張順等水上英雄的原型而流芳百世。

元至正十三年(1353 年)正月，興化草堰閘人張士誠舉起反元大旗，率領鹽工起義，沿着水路進軍興化城，同時“結寨得勝湖”，粉碎了元軍將領福壽率領的幾千官兵的圍剿，取得了勝利。接着，又在湖中訓練水師，積極備戰。同年五月，張士誠率領義軍在得勝湖與納速剌丁率領的大批元軍激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義軍與元軍統帥董摶霄激戰，犧牲了許多將士，鮮血染紅了得勝湖。

由於得勝湖在古代曾發生過許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反抗強暴、抵禦侵略的正義之戰，引得興化歷代前賢先哲及廣大有識之士和市民們的景仰。每逢金秋季節，人們便成羣結隊乘船而來，以觀賞湖水、秋月為名，憑弔、祭掃抗金、反元英雄將士，激勵後來者繼承英雄們的偉大業績。久而久之，興化地區便形成了一個秋天去得 勝湖賞月觀景和遊覽湖畔名勝古蹟的習俗。

到了明洪熙元年(1425 年)，興化籍進士(後官至謹身殿大學士，即副宰相)高谷，在遊覽觀賞得勝湖湖光月色美景時，發現皎潔月光下一望無際的得勝湖，天水一色，銀波泛泛，四周綠樹隱掩下的村莊和古建築樓閣殿宇若出其內，使遊者恍惚進入蓬萊仙境；而湖中的蘆荻在秋風送爽中瑟瑟作響，彷彿數以萬計的戰馬在奔騰嘶鳴，使遊人觸景生情， 回想起古水戰場的一幕幕悲壯慘烈的戰鬥場景，便勾起一縷縷思古之幽情，遂將此景再次命名為“勝湖秋月”，列入“昭陽十景”之中，同時賦詩云：“小湖搖碧接 孤城，月色澄秋分外明。光澈玉壺棲鳥定，影沉金鏡蟄龍驚。漁舟未許張燈卧，吟客惟宜載酒行。何處一聲吹短笛？誤疑身世在蓬瀛。”

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又將“勝湖秋月”美景列入“昭陽十二景”之中，並賦詩道：“澄湖薄東溟，湛湛注凝碧……”

清雍正七年(1729年)，“揚州八怪”代表人物鄭板橋感嘆人生遭遇，融入“勝湖秋月”景區的情韻，創作了膾炙人口的不朽名篇《道情十首》，其中第一首中的“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傳神地描繪了得勝湖的旖旎風光。

明洪熙元年(1425 年)，一個雨過天晴的春日，時任翰林侍講的高谷，信步來到東城外大尖、小尖及向家垛、吉家垛、李家垛(向、吉、李三垛相連，舊址為原拖拉機廠廠區及周圍地段)一帶踏青賞景。只見麥苗青青的隔岸、菜花黃黃的高阜、秧苗綠綠的水田、農夫忙碌的身影和“漠漠水田白鷺飛”的戲鬧場景，構成一幅絢麗多彩、充滿詩情畫意的水墨畫。高谷被眼前的田園風光陶醉了，即興賦詩道：“積雨如膏土脈滋，春來民事頗相宜。一犁已足三農望，十室何憂八口飢？宿麥漸看青遍野，新秧初見綠盈池。天恩穆穆民何有？鴻雁鳧 總不知。”於是，他根據西晉辭賦家潘岳《秋興賦》中“耕東皋之沃壤兮”、春秋時楚國文學家宋玉《高唐賦》中“風止雨霽，去 無住所”以及東晉文學家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之意，將上述景點再次命名為“東皋霽雨”，列入“昭陽十景”之中。

其實，“東皋霽雨”並不僅僅限於城郊郭外的田園自然風光，而且也囊括了紀念農民義軍建築物及官吏的宅第和地方文人雅士民居建築，只是因為高谷對市井生活司空習慣，故筆下疏於描繪罷了。當時，“東皋霽雨”景區已逐漸形成向東、西、南方向延伸擴展的趨勢，鱗次櫛比的商鋪樓宇和輻輳街、通泰街(今東城外大街)、 家舒巷、悦來巷等繁華街巷相繼融入其中。

在景區東首，矗立着一座高大軒敞、飛檐翹角的正方形重檐“四義樓”，給“東皋霽雨”賦予了濃厚的令人歎為觀止的人文色彩。南宋紹興元年(1131 年)，梁山泊義軍首領張榮、賈虎、孟威、鄭握四人率領隊伍南下抗擊金兵，在興化境內取得南宋抗金史上聞名的“得勝湖大捷”。興化人民為紀念、緬懷四位義士抵抗侵略、保衞國土的功績，集資在東城外小尖最東端的沙咀上(今龍津河農貿市場東北隅)，建成一座“四義祠”(後改稱“四義樓”)，供奉四位義士的塑像和牌位。明末清初，“狀元宰相”李春芳玄孫詩人李沂在《陽山賦》中對“四義樓”發出讚歎：“問觀樓之巍峨，曰俎豆乎四義……壯武功之驍勇，率三將而衝鋭。” 由此可見，當時的“四義樓”是何等壯觀！

在“四義樓”正西方五、六百米處，有一處由“解氏宗祠”、“晏公廟”等組成的古建築羣，成為“東皋霽雨”景區中另一處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元末明初，出身世家大族的解七二從蘇州閶門遷居興化東城外通泰街(今東城外大街市場巷2－4號)，建成“松鶴道院”定居。明洪武七年(1374年)，解七 二又在“松鶴道院”南側建“晏公廟”(又稱晏王廟，興化至今仍有“晏王廟許敗不許修”的説法)，供奉平浪侯晏公──即曾任泰州西溪鹽監的北宋名相晏殊。其後，解七二又根據宋代理學家朱熹《家禮》中祠堂規制，將“松鶴道院” 改建成一座大門朝東、前後兩進計30餘間房屋的串樓式“解氏宗祠”(該祠堂至今仍保存較好)。此外，在小尖上還有一座供奉道家創始人李耳塑像的“老子 廟”，其大門朝東，寓意老子“出函谷關，著《道德經》五千言而紫氣東來”，在江蘇地區十分罕見。

到了明萬曆九年(1575 年)，時任興化知縣的凌登瀛對高谷所命名的“昭陽十景”重新題詠，並根據《書經·洪範》中的“乃命卜筮，曰雨曰霽”之意，將“東皋霽雨”景區更名為“東皋 雨霽”，並將其列入“昭陽十二景”中，同時賦詩云：“登高坐舒嘯，禾稼已盈阡。時雨天末來，生意俄油然。偉哉造化工，羣卉各自全。持之佐明主，庶見中皇年。”

古興化城的地形，極象一條巨龍橫卧在莽莽蒼蒼的水鄉澤國之中，北城外如“龍尾”，東城外似“龍頭”。在“龍頭”上，“小尖”一帶為上顎，“大尖”一帶為下 顎，而“小尖”與“大尖”之間長達500 多米喇叭狀的龍津河(今龍津河市場及以東區域)，則似巨龍張開的“嘴巴”。龍津河中有一南北窄、東西長的垛子，酷似巨龍口中的舌頭，故龍津河又名“龍舌 津”。“龍嘴”東南隅車路河及東北側的白塗河，又恰擬“龍嘴”上兩根顫動的“龍鬚”。兩根龍鬚之間，漂浮着許多生長四時瓜果蔬菜的隔岸、高阜、垛子，四周環繞蛛網般的溝、港、河、汊，在陽光和水氣蒸發下，形成既像從“龍嘴”裏噴發出的“龍涎”流光溢彩，又如萬里藍天變幻莫測“春雲”景象，不僅奇特，而且十分迷人。

千百年前，由於龍津河口東門泊水域寬闊，每逢春夏季節，雨過天晴，時常發生被周圍百姓稱為“現城”現象的“海市蜃樓”。因此，在宋、元、明、清時代，這裏便逐漸成為商賈雲集、市井繁榮的“風水寶地”。東門泊、龍津河及與其相連的米市河裏一年四季都泊滿來自鹽阜、海陵(今泰州)、通州、揚州、江南和安徽等地區及本縣各地的大小商船；岸上百餘家商行、貸棧鱗次櫛比，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六陳行、八鮮行、糧行、魚行生意興隆，購銷兩旺，造就了昌盛數百年的“陳義 盛”、“薛永盛”等老字號商行。

南宋德祐二年(1276 年)三月，省元(舉人第一名)顧六三(名之中)為避元軍戰火，攜妻從吳中(今蘇州)盤門遷往“自古昭陽好避兵”的興化。後來，顧六三之孫顧瑞定居在龍津河附近，故自立堂號為“龍津堂”。顧瑞之子顧逖曾任吳王張士誠政權管轄下的嘉興路(今浙江嘉興)同知，後隱居故鄉興化，並邀請“相逢一笑舊同寅”的同鄉摯友 施耐庵從蘇州返回故里，同時安排他暫居西城外陽山附近的極樂庵，繼續創作文學鉅著《水滸傳》。在顧逖之後，又出現許多著名文學家、詩人、畫家和清正廉潔的官員，其中最為傑出的當推“揚州學派”早期代表人物顧九苞。在四牌樓所懸47塊匾額中，顧氏家族即佔有“忠孝同胞”、“冠楚廉能”、“詩畫名家”、“學冠 東南”4塊，可見，顧氏後代對興化歷史文化名城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據《麒麟堂徐氏宗譜》及咸豐元年(1851 年)《重修興化縣誌》記載，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麾下大將中山王徐達後裔中的一支從南京遷居興化東城外龍津河北岸。為方便來往行人交通，徐氏族人出資在龍津河北側支流上建成一座磚石結構的橋樑──徐家橋。同時在橋北建起了一座三進四廂的“徐氏宗祠”，供奉遠祖徐達及始遷祖等徐氏列祖列宗牌位。其中徐達的牌位製作考究，一直保存到上世紀50年代末。

明代，興化人民為緬懷反元英雄張士誠於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進兵興化城的英雄壯舉，在義軍登陸的龍津河與米市河交匯處建成條石大碼頭。這座大碼頭是興化明清時期最為繁忙的商貿、交通及裝卸碼頭，對“金東門”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洪熙元年(1425 年)，翰林侍講高谷首次將龍津河沿岸、東門泊及其以東“千垛之鄉”所構成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命名為“龍舌春雲”，列入“昭陽十景”，並賦詩云：“龍舌津頭 龍霧生，風垂碧掛春城。漫從巫峽朝為雨，忽傍吳山晚弄晴。天際遠隨鴻雁度，海溪常結白鷗盟。人生總為浮名系，誰似飄飄一穗輕？”

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又將“龍舌春雲”景區列入“昭陽十二景”中，並賦詩曰：“農人候時變，當春思荷鋤。天地正合，萬象萌厥初。凝睇望東郊，去物作卷舒。蜿蜓吐虯龍， 周太虛。幻化匪所貴，願言潤 ”。

由於“龍舌春雲”景區風光與古代楚國“雲夢澤”(洞庭湖附近水域)景色極其相似，故人們將“龍舌春雲”景區稱為“興化雲夢澤”，同時，根據唐代詩人孟浩然詩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製成“波撼氣蒸”匾額，懸掛在啓元門(東城門)“觀海樓”上。

明崇禎年間(1628年至1641年)，高僧元宗禪師將位於龍津河北島嶼(狀如龍眼睛)的古老“龍珠庵”擴建為“龍珠寺”。後來，揚州“淨慧園”住持弘覺國師駐興化“龍珠寺”，令其徒森鑑將“環帶龍舌津之右”方圓40餘畝水面開闢成“放生池”，一時成為“邑中名勝”。

“龍舌春雲”景區命名後，興化的一些文人雅士一時未解其中奧妙。後來，當他們登上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的“文峯塔”頂層，向東北眺望時，清晰地看到“龍頭”、“龍嘴”、“龍舌”、“龍鬚”和“龍眼”等奇特的地貌，飽覽到“龍頭”東側東門泊以東無數浮在水面的大小垛岸上煙波飄渺，宛若天空春雲浮動般的迷人的景色，才恍然大悟，為前賢先哲確定景名的匠心獨運所折服。

上官河是流經興化城東及城南市區的一條南北方向的主要河道。自東門泊向東的水路為車路河，向西經長安大橋，沿原水泥製品廠南側(今“金花園公寓”)拐彎往南由昭陽橋、五里大橋至陵亭閣(今臨城鎮老閣村)的水路則為南上官河，即南官河，古時稱之為“南津”。

千百年來，半村半郭的南津流域，水上舟楫穿梭，堤上綠樹如煙；秀美的田園與繁華的市井融為一體，星羅棋佈的名勝景觀點綴其間，構成一幅絢麗多彩的風景畫，為歷代文人墨客所鍾愛和謳歌。

自北宋至明代400 多年間，興化境內的丁溪、草堰、白駒、劉莊、小海等鹽場生產的原鹽由串場河經駁鹽河(今蚌蜓河)進入南津，再經陵亭閣(老閣)向西至高郵、揚州，向南至海陵(今泰州)；而行往興化城區的船舶，則由串場河進入車路河經南津抵達。此外，由海陵(今泰州)、揚州及江南、安徽等地區前往興化、鹽阜的商船、客船和官船也經過該水域，故南津水道十分繁忙。

南宋建炎年間(1127 年至1130年)，因戰事需要，興化設立了驛政鋪遞機構，利用綿延30多華里的南津河東大堤建成“南塘”驛道，用快馬傳遞官府文書、軍事要件。這條古驛道濃廕庇日，逶迤南去，由興化、五里亭、八里鋪、賈莊鋪(今開發區魏家莊)、孟家窯鋪(今開發區胥家、宦家一帶)至河口鋪驛與高郵驛站交接。

在驛道所經過的八里鋪(今臨城鎮八里村)東側“蒯墩”上，蓊蓊鬱鬱的樹叢掩映着一座十分高大的荒冢，這便是被譽為一代“兵仙”的“興漢三傑”之一韓信麾下的謀略家蒯通墓葬，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曆史。

蒯通名徹，范陽(今河北涿州)人，以多謀善辯著稱。陳勝、吳广部將武臣用其策，降燕、趙三十餘城。韓信用其計，遂定齊地。後來，蒯通勸韓信背漢自立，未被採納。公元前196 年，韓信在未央宮被蕭何、呂后處死時高呼：“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漢高祖劉邦得知後，欲烹殺蒯通。蒯通大呼冤枉。劉邦斥責道： “汝教韓信造反，罪過韓信，理應受烹，有何冤哉？”蒯通回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方能先得。臣聞跖犬吠堯，堯豈不仁？犬但知為主，非主即吠。臣當時只知韓信，不知陛下，我何罪之有？”劉邦認為言之有理，便赦免了他。蒯通獲赦後，怕劉邦出爾反爾，遂逃到“巫風極盛”的楚國濱海之地(今興化一 帶)。死後，他被當地“土人”葬於八裏鋪東側土墩上，故稱“蒯墩”，其旁碧水名“蒯墩河”，與南津匯成一體。蒯通生前著有謀略學著作《雋永》、《蒯子》和《戰國策》等。蒯通墓葬，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由興化知縣胡順華根據“胡元舊志”載入《興化縣誌》中。

元代末年，興化“四聖觀”(東嶽廟西側)道長柴默庵在城南南津河畔建成一座園林式“道院”修道，潛心研究道學理論，並撰有《百心箴》一書。他在一首詩中讚道：“少幹施主少抄堤，野鶴孤雲自在飛。有水有山還著我，莫教塵土污霞衣。”後來，人們將這座“道院”改建成“柴仙祠”，從而成為南津河畔一大景觀。

明洪熙元年(1425 年)，人稱“五朝元老”的高谷，一次路經南津一帶時，被眼前“煙柳飛輕絮”的迷人風光吸引，彷彿進入人間仙境，於是，賦詩讚嘆：“津高南望路遙通，煙樹蒼茫翳碧空。萬井人家春色裏，數聲啼鳥夕陽中，繁枝影浸平橋水，落絮迎香小徑風。多少征帆從此去，長條無計挽匆匆。”同時，首次將此景區命名為“南津煙 樹”，列入“昭陽十景”之中。

明成化十八年(1482 年)，為解決因滷水倒灌污染南津河水而帶來的飲水困難，興化知縣劉廷瓚在南津河畔驛道上建造了幾座六角重檐“井亭”，每座亭上均懸有由興化書法家陸錫(明 禮部主事、“遼城漢節”陸容之孫)題寫的“南津義井”匾額，亭內正中則築有廣口甜水井，供驛道人馬和津上航行人員飲用。“井亭”為南津流域古驛道上又一人文景觀。

明嘉靖十年(1531 年)後，曾任四川馬湖(今四川宜賓)知府的宗周辭歸故里興化，在南津河流經郊區南城外的百花洲(今機具廠廠區)建屋隱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至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官至福建提學副使的“中原才子”、文學家宗臣由北京歸隱興化百花洲，在其父宗周書屋旁建成“芙蕖館”讀書養病。其時，他的好友《封神演義》作者陸西星、被譽為“東海賢人”的哲學家韓樂吾，以及歸鄉省親的“狀元宰相”李春芳和明代著名文學家王世貞等前往百花洲探望，並遊覽、觀賞“南津煙樹”美景，留下了許多傳世詩文。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後，興化籍進士、曾任河南按察司副使的解宋，在南津附近的隔垛上(今昭陽鎮花園村)建成一座私家園林建築“解家花園”(又稱“南花園”)。後來，其孫刑部尚書解學龍對“解家花園”進行了大規模修建、擴建，使之成為南津河畔最大最美的人文景觀。

“十里蓮塘”景區位於興化城東車路河以南、姜興河以東、渭水河以西，即今垛田鎮沙甸村以東、林湖鄉戴家村以西及垛田鎮南腰村以北一帶區域。景區內河流縱橫交錯，垛岸星羅棋佈，癩子蕩、旗杆蕩、高家蕩、南蕩等大小湖蕩及一處處名勝景觀如珍珠、翡翠般點綴其間，景色十分秀麗。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這一帶曾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湖蕩沼澤之地。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大多以捕魚為業，同時利用淺水栽藕，深水長菱，並在露出水面的土墩高阜上種植瓜果蔬菜和五穀雜糧。後來，人們不斷圍墾造岸(高岸)，逐步形成“千溝萬壑芙蓉國，隔岸縱橫瓜果地”的奇特垛田地形地貌，從而名聞遐邇。

公元前1057 年(周武王四年)周武王分封其伯祖父仲雍的曾孫周章為吳國國君，直至公元前329年(周顯王四十年)越國國君勾踐吞滅吳國，興化一帶隸屬吳國長達728年 之久，故形成了許多吳地風俗習慣。其中，每年夏秋季節的採蓮(菱)活動，與纏纏綿綿的男女愛情交織在一起，成為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每逢夏秋之際，“十里 蓮塘”地帶的青年男女便成羣結隊地撐着小船，划着木桶，一邊採摘蓮蓬、菱角，一邊盡情唱起悠揚動聽的吳歌《採蓮曲》：“風起湖難渡，蓮多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這種一年一度盛大規模的水上採蓮(菱)民俗活動，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明弘治初年(約1488年前後)，户部侍郎楊果在赴蓮塘一帶觀看採蓮(菱)大型民俗活動時，被這裏連綿十里的蓮塘(菱塘)秀麗風光和熱鬧的採蓮(菱)場景所感動，遂將此景首次命名為“十里蓮塘”，列入“昭陽十二景”中。

由東門泊沿車路河兩岸(兩廂)向東5公里至林湖戴家村，向北沿上官河折彎東流至白塗河畔王橫村，向南沿興姜河達南腰舍，這方圓30多平方公里地帶，便是稱為“千島之鄉”的垛田。千百年來，勤勞智慧的垛田人民為戰勝旱澇災害，用汗水和心血造出了一塊塊既便於排澇，又利於澆灌和運輸的“隔岸”。這裏，氣候温暖，陽光充足，雨水充沛，特別適宜瓜果蔬菜的生長，是興化及周邊地區百姓的“果盤子”、“菜籃子”。

明永樂年間(1403 年至1424年)，官工部員外郎的詩人徐謐辭官返回日夜思念的故鄉興化，看中併購得距城東2公里車路河北岸徐家莊(今垛田大徐垛)一塊位於“菜籃子”中心 的“風水寶地”，建成一座園林式建築羣──“徐氏莊園”，作為自己安度晚年的隱居之所。該“莊園”以其建築的精美、環境的幽雅名聞遐邇，成為興化東郊一處人文景觀。在“莊園”中，頤養天年的徐謐飼養了一隻乖巧、機靈、頗通人性的天鵝。當時，官至謹身殿大學士(副宰相)的高谷出於對摯友徐謐“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情懷的欽羨，作詩表示敬佩之情：“千年喬木蔭家山，隱處殊非九曲灣。詩酒琴書唯遣興，老年難得似君閒。”後來，徐謐在“莊園”裏去世，天鵝因眷戀主人“悒悒而斃”，一時傳為佳話。

明宣德年間(1426 年至1435年)，官至順天府(今北京市)同知的徐謐之孫徐大經在“徐氏莊園”臨近車路河邊處建了一座高大巍峨的亭閣，並特意命名為“問鵝亭”，同時擴建 了“徐氏莊園”園林建築羣。後來，興化名士徐來複作了一篇情景交融的《問鵝亭記》，盛讚了“徐氏莊園”的景色之美，並賦詩抒懷：“九曲灣溪處，孤亭有問鵝。大都人客少，只是來雲多。野鳥衝青靄，游魚趁碧波。夕陽平野暮，時聽採蓮歌。”

明弘治初年(約 1488年左右)夏秋之交，興化籍“會元”(會試全國第一名)、户部侍郎楊果目睹車路河南北兩廂數以千計的隔垛上瓜果累累，詩興大發：“東陵五色舊相傳，九彩今看亞兩川。雨後婆娑新蔓立，風前娜嫋亂花翩。味甘朱火懷王母，色爛金緗憶傅玄。為愛纖 承白玉，掛冠須築邵平田。”同時，他將此詩題為《兩廂瓜圃》，並根據《周禮》首次將景區命名為“兩廂瓜圃”。

明萬曆九年(1581年)，興化知縣凌登瀛在讀了楊果的《兩廂瓜圃》詩後，便乘興赴車路河南北兩廂“三十六垛”、“七十二舍”察看瓜果蔬菜的種植情況。

在一座座“漂浮”水面的垛岸上，長着形狀各異的時令瓜果，有當蔬菜食用的色白而碩大的筍瓜、色黃而嬌嫩的黃瓜、色青而纖長的絲瓜、粉藍而粗壯的冬瓜、翠綠色的菜瓜、西瓜、稍瓜、粉白色的瓠條；有當糧食食用的橙紅色蒲團狀的南瓜、俗稱“奶奶哼”的撕皮爛瓜；有當水果食用的青綠色棒錘狀的酥瓜、梨狀的香瓜、崩瓜、梨瓜；有當祭品或藥物使用的金紅色凸臍金瓜……

凌登瀛佇立瓜圃旁，聽着藤蔓裏、草叢下、河浜處蟋蟀、金鈴子、紡織娘等昆蟲鳴唱，看着瓜花上葉片間彩蝶、蜜蜂在飛舞，聞着濃郁的瓜果芳香，恍惚進入世外瓜果園圃中，不由觸發詩情：“種瓜青門外，蔓葉萋以綠。瓜熟食貧人，離離子相續。凱風自南來，冰盤薦寒玉。頃刻氣候改，蟋蟀鳴聲足。行以無太康，詩有遺 俗。”同時，他將此處獨特的夏秋美景再次命名為“兩廂瓜圃”，列入“昭陽十二景”之中。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兩廂瓜圃”景區里長有一種現已失傳的珍貴稀罕的興化特色瓜果珍品──露果，它一度被列為貢品。清嘉慶六年(1801年)，時任兩淮都 轉運使的詩人曾燠在揚州品嚐到由興化縣教諭史炳贈送的露果，遂作一首題為《謝史恆齋寄饋興化所產露果》的詩歌，對產自車路河兩岸隔垛上的露果讚不絕口： “甘露一以霖，雨足闕都彌……誰能盛露去？偏灑千楊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