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經濟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危機發生這一歷史時期，是日本國內社會經濟政治動盪、對外不斷強化擴張侵略的特殊時期。在經濟上，景氣與危機交替出現，與此相聯繫，在政治上社會動盪、政局不穩。這一時期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3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是對日本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大事件，日本也正是在繼承這兩大事件所造就的歷史遺產的基礎上迎來這次大危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無暇東顧，不僅給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提供了空間，而且給日本的經濟帶來了“戰爭景氣”。從大戰第二年的夏天開始，日本的貿易出口激增，海運異常繁榮，這些給出口產業、造船工業以及包括礦業在內的基礎工業和有關工業創造了發展和繁榮的契機，使得各產業部門都得到飛速擴張。整個製造業增長30倍以上，化學工業增長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產業的利潤率達到55．2%，其中個別時期更高達191．6%，造船業也達到166．6%。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從明治以來的長期入超國而一躍成為出超國，產業結構也從戰前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914年，農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45．1%，工業比重為44．5%，大戰結束時農業產值比重降為35．1%，工業產值比重上升為56．8%），同時一批“戰爭暴發户”大發戰爭財，成長為“新財閥”，壟斷資本進一步發展。此外，日本在大戰期間也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1915年，大隈內閣向中國提出21條，要求擴大日本從“滿蒙”到中國北部、中部以至南部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權益，通過各種手段急劇擴大了對中國的貿易額和投資額。

“戰爭景氣”隨着大戰的結束而告終，隨之出現的是半年的經濟蕭條。戰後第二年又出現了持續一年左右比戰時還要好的“瘋狂的繁榮”，然而這種戰後繁榮並沒能繼續維持下去，1920年春又出現了真正的戰後經濟危機。危機深重且波及面大，股價暴跌、企業倒閉、銀行擠兑、經濟蕭條。日本政府籌措發放救濟金融貸款，經過大約半年時間的努力使危機趨於緩和，但此後日本經濟除了1921年的“中間景氣”外，再也沒有出現過繁榮，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大正時代的結束。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戰前多年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新的國際政治格局和秩序尚未重建，世界處於動盪混亂之中。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各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戰後經濟蕭條的長期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昭和經濟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923年，日本發生了里氏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這次強震是在戰後經濟危機當中日本經濟處於蕭條徘徊的情況下發生的。工廠、機關和民房倒塌或者燒燬，金融機構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於癱瘓，使得本來已經蕭條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作為歷史遺產留給昭和時代的救濟措施後遺症，給昭和時代的日本經濟帶來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其負面影響尤為深遠的是針對關東大地震的“救災票據”，它是由政府直接補償、讓日本銀行實行救濟性再貼現的災區支票。日本銀行的此項貸款高達4．3億日元，這個沉重的經濟包袱，成為1927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這次金融危機使新財閥鈴木商店破產和政府的台灣銀行倒閉，整個日本銀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在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之際，爆發於美國而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機的深淵，使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昭和經濟危機”的一大特點，是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而且影響深遠。從1930年到1932年持續達三年之久。金融、工業、貿易、農業等多種危機連環爆發，其衝擊性和破壞力遠超過20世紀前30年的任何一次危機。1920—1921年的戰後經濟危機使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9%，而這次危機使其下降了30%以上。這次危機首先從商品和股票的價格暴跌開始。1930年的批發物價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與1929年相比則下跌30%以上。股票價格的跌幅也大體相當，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價格指數設定為100的話，那麼1930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要滿足其擴張本性就必須依賴國際貿易解決工業原料和商品市場，而經濟危機卻沉重打擊了它的進出口貿易。1929年的外貿總額為43．6億日元，1930年降至30。1億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億日元。進口額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額下降47%。受物價暴跌和外貿萎縮的影響，工業生產急劇下滑。1929年工業生產總值為77億多日元，1930年降至59億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為51億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產企業達823家，減資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於破產和停業狀態的銀行達58家。

日本這次經濟危機的另一重要特徵是對農業的衝擊特別厲害。危機前的日本農業依然處於地主、壟斷資本雙重壓榨下的半封建小農經濟階段。日本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野呂榮太郎在分析此前日本的經濟狀況時曾指出：“工業資本主義急速地高度發展和農業資本主義緩慢地低度發展（兩者的不平衡日益嚴重），成為日本資本主義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危機爆發之後進一步加劇，壟斷資本利用價格壟斷和限制生產等辦法減少危機造成的損失，分散落後的農業經濟在危機面前卻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由此進一步拉大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把廣大農民推向了破產的邊緣。商品化程度高的農副產品大米和蠶繭是廣大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危機之後這兩種產品的價格連年下跌。1930年4月每擔大米的價格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為17．7日元，而當時每擔大米的生產成本卻需要27—28日元，因此雖然稻穀豐收卻由於價格暴跌而出現“豐收饑饉”。1929年春，每貫（3．75公斤）蠶繭的價格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這又使佔全國總農户4/10的養蠶農户遭受了致命的打擊，養蠶地區的地方銀行也有17家因此停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