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選官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農民起義中產生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對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據《明史·選舉志》載，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詔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聯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這一年，京師和行省都分別舉行鄉試。第二年舉行會試，朱元璋親制策問，試於奉天殿，錄取了120人。這時，明王朝建立不久，官員缺額很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令各行省連續三年舉行鄉試，所有舉人都免於會試，赴京師聽候授官。又從各行省的舉人中選拔一些“年少俊異者”擔任翰林院編修、秘書監直長等官職，讓他們在宮中文華殿學習。連考三年後，朱元璋發現所錄取的人才，大多是“後生少年”，他們只會寫文章，缺乏實際工作能力。於是，他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二月決定暫停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薦舉的科目有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長官舉送京師，破格錄用。從此，科舉停止了十年。但是，薦舉的情況並不比科舉好。薦舉多而且濫，經吏部舉薦需要授官的，最多的一次達三千七百餘人，少時也有一千九百餘人。長此下去，將無官可授，而且被薦舉的人也不比科舉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經過比較，朱元璋感到科舉制度還是有它的優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下詔恢復科舉。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定科舉成式，命禮部頒行各省，薦舉、科舉兩途並用。永樂以後，科舉日重，薦舉日輕。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薦舉一途“久且廢不用矣。”

清於入關以前並沒有實行過科舉考試製度，努爾哈赤在世的時候，對明王朝的知識分子非常痛恨，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俘虜中的知識分子，一經查出，全部處死。公元1627年，皇太極即位，為了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對知識分子開始有所重視。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八月，他在一篇上諭中説：“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並用，以武威克敵，以文教治世。朕今欲興文教，考取生員。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赴考，家主不許阻撓”。這年九月舉行考試。從“隱匿得脱”的大約三百名知識分子中選拔了兩百人，俱免二丁差徭，並候錄用。這是滿洲貴族用考試方法選拔和錄用人才的開始。但是，這時的考試，不僅和當時明王朝實行的科舉考試不同，也沒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之後，採納范文程的建議，實行科舉考試。 ^[2] 

科舉取士制度建立於隋朝，確定於唐代，歷宋而至明清，各朝都有所沿革，而明朝科舉制度最為完備，清朝基本上是沿襲明朝制度，沒有太大的變化，因此把明清兩朝科舉取士制度綜述如下：

明清的科舉制度，可歸納為三級考試：第一級是院試，第二級是鄉試，第三級包括三種考試，即會試、複試和殿試。此外，還有一次朝考。 ^[2] 

院試：明清時代，凡應考生員（或稱秀才）的讀書人，稱為“童生”（或稱儒生），童生在應院試以前，必須經過縣試和府試。縣試由知縣主持，縣試錄取後才能參加府試，府試由知府主持，府試錄取後才能參加院試。院試由學政主持。通過院試錄取後，一個童生才能取得生員（即秀才）的稱號，生員又分附生、增生和廩生。初進學的秀才稱附生，經過歲考、科考成績優異者，才可以升為增生或廩生。秀才一般是隸屬於本府、州、縣學的，若考生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則不再是本府、州、縣的生員，而稱為貢生。明清兩代貢生有不同名目。明代有歲貢（明清兩代，一般每年或二、三年，從府、州、縣學中選送廩生升入國子監讀書，稱為歲貢）、選貢（於歲貢之外考選學行兼優者充貢）、恩貢（凡遇皇室慶典，根據府州縣學歲貢常額，本加貢一次作為恩貢。又清代特許“先賢”後裔入監者，也稱為恩貢）、納貢（由生員納捐的，明代准許生員納資入監）。清代有恩貢、拔貢（清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為十二年一次，每府學2名，州、縣學各1名，由各省學正從生員中考選，保送入京，稱作拔貢。拔貢若經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副貢（在鄉試錄取名額以外列入備取的，可直接入國子監讀書，稱為副貢）、歲貢、優貢（每三年由各省學政從儒學生員中考選一次，每省不過數名，亦無錄用條例。同治中規定：優貢經過廷試後可分別任用為知縣、教職等）、例貢（因為不由考選而由生員依例捐納，故稱例貢）。以上五貢都算正途出身，經過一定形式的考試，可以直接授官。但貢生不能參加會試，如要參加會試，必須先參加鄉試，取得舉人資格方可。

貢生照例要入國子監讀書，叫做“坐監”，坐監期滿稱為監生。監生還可以用錢捐納，在明代宗景泰中，就有這種例子。清代更加盛行，後來變得非常濫了，中晚期後，監生這一名稱，多為捐納以應鄉試和求官的用途，並沒有真才實學。 ^[2] 

鄉試：明代的鄉試開始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自此以後，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兩次，稱為正科。此外，若遇萬壽、登極、或各種典慶而加科的，稱為“恩科”。鄉試地點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舉行。參加鄉試的，必須是生員或出了貢的生員，沒有考上生員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監生資格者，也可以參加考試。鄉試被錄取的，稱為“舉人”，榜上第一名的，稱為“解元”，第二名的，稱為“亞元”，第三、四、五名的，稱為“經魁”，第六名的，稱為“亞魁”，其餘皆稱為“文魁”。在明、清兩代，考上舉人，不但可以參加會試，考取進士；就是考不上進士，也具備了做官的資格。清代規定，考不上進士的舉人，經過“大挑”分等，授以知縣、學正或教諭。

會試：明清制度，各省舉人赴京應進士考試的，稱為“會試”。每三年一科，在鄉試的第二年（即逢醜、辰、未、戌年）舉行。會試是由禮部主辦的，被錄取的稱為“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 ^[2] 

複試：明及清初，會試錄取的貢士並不複試，自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壬辰科始，訂立複試制度。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定製，各省舉人到京後，一律要先複試，未經複試，不能參加會試。複試分一、二、三等，等級和以後授官有關係。

殿試：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太祖在奉天殿策問會試中選貢士，一甲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進士出身，三甲同進士出身，以次授官。清仿明制，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定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即臚唱傳名）。傳臚後，第一名欽點狀元（也稱殿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2] 

朝考：殿試傳臚後三日，還有一次朝考，朝考分一、二、三等。這次考試與功名沒有關係，專是為了選庶吉士和授與官職而設的。挑選的方法是按複試、殿試、朝考三次所取等級而決定。如果複試一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共為“四”；或複試二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共為“五”，都可以入翰林院當庶吉士。以下則分別授予六部主事、內閣中書、國子監博士，最下的也分發外省當知縣。

科舉考試是明清統治者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除此之外，清代統治者還特設制科，以招攬人才。所謂“制科”，就是由皇帝特詔舉行的。制科之設，始於唐宋，清代沿之，有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還有保舉經學和巡幸召試等名目。孝廉方正科僅在皇帝即位之年舉行，重在品德。保舉經學和巡幸召試，既未設科，又是在個別地區或特定範圍內偶一行之。所以，通常所説的清代制科，是指康熙、乾隆年間的博學鴻詞科和光緒年間的經濟特科而言。 ^[2] 

公元1678年，康熙在關於開設博學鴻詞科的上諭中説：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壇，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著作之選。朕萬機餘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絕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

詔下之後，內外官員共薦舉186人，陸續到京。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初一，在體仁閣進行考試，參加考試的僅143人。考試之後，經過反覆酙酌，錄取了一等彭孫遹等20人，二等李來泰等30人。一、二等人員俱授為翰林院官員。繼康熙之後，乾隆元年九月，又舉行了一次博學鴻詞科考試，應試者176人，錄取一等劉綸等5人，均授翰林院編修；二等10人，其中由科甲出身的陳兆侖等5人，被授予翰林院檢討，未中舉人的楊度翁等5人，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 ^[2] 

公元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以後，帝國主義掀起了一個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在變法維新思潮的影響下，大學士翁同龢（h8音和）亦深感“當此時變，不能不破格求才。”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貴州學政嚴修奏請仿照從前博學鴻詞科之例，開設“經濟特科”。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諭令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撫、學政，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實考語，陸續諮送。俟諮送人數會齊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請定期舉行特科。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內外大臣保奏者已達370餘人。按照政務處議定的章程，在保和殿進行考試，試期為閏五月十六日，參加考試的僅186人。二十一日奉諭：擬定一等之梁士詒等48人，二等之桂坫等79名，准予複試。二十七日複試，僅取一等袁家榖等9人，二等馮善曾等18人。正場錄取中有100人淘汰。正場一等的前5名，僅錄取了張一麐（麟的異體字）人，梁士詒、楊度、李熙、宋育仁等均未入選。因為試卷進呈後，慈禧懷疑梁士詒與梁啓超同族，楊度是湖南師範學生，懷疑與康才常（與譚嗣同等提倡西學，義和團運動時，才常等謀乘機起義，事敗就義於武昌）同黨，所以都被取消了錄取資格。這次的經濟特科，從錄取的人數看，比乾隆年間的博學鴻詞科還要多，但這些被錄取的人，在官場上都毫無建樹。

科舉選官制從隋代開始，唐、宋以後歷被採用，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廢止（宣統元年雖尚有優貢、拔貢之名，但朝廷無正式開科）。這種選官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餘年。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知識分子為了作官為宦，謀取功名，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科舉之上。這些人一旦躍過“龍門”，金榜題名，爬上去，做了官，便直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成為維護封建秩序的忠實奴才。這就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設立科舉，選拔官吏的最終目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説，科舉制度一方面是統治者選拔官吏的一種主要途徑；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王朝籠絡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書呆子而服服貼貼聽從其指使的手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