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招寺

明招寺又名惠安寺、智覺寺，俗稱明招寺，位於武義縣城以東3公里處的明招山麓，為羣山環抱，峯巒雄奇，登巔而望，諸山俯伏，但見青山如兩條巨龍環繞，龍頭前面是一口水潭，名為“二龍戲珠”，若是雨天，則雲籠霧罩，雙龍時隱時現，使人疑為天界。始建於東晉咸和初年。縣誌記載，東晉“竹林七賢”之一阮籍的曾孫阮孚，赴任廣州刺史時，棄官於明招山隱居，晚年又舍宅建惠安寺，該寺至清乾隆年間奉敕改為智覺寺，為浙江省境內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已有1600多年曆史，比杭州靈隱寺還早500多年。到五代後唐時期，著名佛教建築大師德謙禪師前來明招山開山聚徒，由此，明招寺成為當時影響全國的佛教勝地。 ^[1] 

明招寺四周環山，峯巒清秀。寺前有一池、一形似饅頭的小山，這座小山在地質年代應為一火山口。民間稱此小山為“缽盂峯”，四周有九個山峯走勢從不同方向擁向它，形勢九龍，“諸山爭而向之，其形為龍爭珠”，故又稱“玩珠山”，舊時山頂有玩珠亭。明招之勝用古代的風水理論，抑或用當今地理環境學説來看，當不失為一風水寶地。

明招寺在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曾被敕賜名“智覺寺”，然而民間不因乾隆的改名而改稱，因它坐落明招山，故仍稱其為“明招寺”。考“明招”二字，亦可以看出人們對明招寺的鐘情喜愛。“明”，《説文》：“明，照也。”又“照，明也。”“招”，《説文》：“招，手呼也。”《荀子·勸學》：“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招通召（召：喚、呼喚）招又通韶。因此，明招二字有“明智聰察”之意，故而乾隆要把它改名智覺寺了。

阮孚，晉尉氏人，元帝時為黃門常侍，終日酣飲，嘗將皇帝御賜的金貂換酒，被大臣彈劾，但皇帝總是原諒他。東晉咸和初年（公元326~327）太后聽朝，政權漸歸舅氏，阮孚預見到“亂將作矣”，因此請求外任，委為鎮南將軍，赴廣州途中，果聞蘇峻叛亂，阮孚就來到武義明招山，築屋隱居。他在明招山常以飲酒為樂，喜着木屐遊山玩水，怡然自適。他常説：“不知一生當着幾量屐？”超脱得很。死後葬於明招山。後人為紀念他，把其中一山取名為蠟屐山，築有蠟屐亭、金貂亭、換酒亭，遺蹟仍在。

阮孚的隱逸，千年來為文人雅士所憑弔：“吾愛阮遙集，高風猶竹林。”（指竹林七賢。王惟孫詩句）“將軍已矣經千載，景仰遺蹤不可攀！”（翁昌詩句），鞏豐在《蠟屐亭》所寫的：“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蒼蒼蘚，曾印高人屐齒來！”傾慕之情，溢於言表。

阮孚把自己的住宅改建為寺，卻為南宋理學文化準備了物質條件，從此理學的鐘聲打破了武義這個“世外桃源”的沉寂，從“隱”變為“顯”，明招寺之名，震撼了南宋的半壁江山。提起明招寺的理學文化，不能不先提到鞏庭芝。鞏家於南宋建炎年間（1128—1130年）從山東碩城遷來武義，愛南鄉曲湖之秀而定居南鄉（今泉溪鎮鞏宅村）。鞏庭芝於紹興八年（1138年）中進士，在山東時就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儒者。南遷武義之後，鞏庭芝就在明招寺傳道、授業、解惑，其弟子有數百人，並著有《山堂類稿》等。他的講學活動，在武義的歷史上寫下了“武義人士知義理之學自庭芝始”一筆，武義的知縣汪正澤概括為“前席開朱呂，賢聲屬祖孫”，是明招理學文化的先聲，而作為完整的明招理學文化，還是金華人被諡為呂成公的呂祖謙集其大成。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金華人。祖籍東萊（今屬山東），世稱東萊先生。隆興元年（1163），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任南外宗學教授。乾道三年（1167）母喪，廬墓武義明招山，與朱熹等講學於明招寺，士爭趨從學。後歷任太學博士、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等。曾參與重修《徽宗實錄》。為學主明理躬行，治經史以致用，“講實理，育實才，並求實用。”南宋時，以其獨立的學派，與朱熹、張拭齊名，稱“東南三賢”。與唐仲友、陳亮同為浙江學派中金華一支的主要人物。晚年講學、會友于金華城內麗澤書堂，自編《麗澤講義》，主張“惟能出窠臼外，然後有功。”四方學者趨歸心服，麗澤書堂之學生中，不少成為金華學派之骨幹，故被推為金華學派之祖。呂祖謙主講麗澤書堂外，曾在東陽友成書院主師席，並先後到永康五峯、東陽石洞書院和浦江月泉書院等地講學。金華學派自麗澤諸儒傳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度中興，史稱“得金華而益昌。”曆元至明，數百年間文獻流傳，影響深遠。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傳説》、《東萊博議》、《呂氏家塾讀詩記》、《東萊集》等。 ^[1] 

呂祖謙出身官宦世家,祖上為趙宋王朝世臣，有“累朝輔相”之稱。先後有呂蒙正、呂夷簡、呂公弼、呂公著、呂希哲等任宰相之職，封侯受爵。八世祖呂蒙正，字聖功，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第一；七世祖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鹹平三年（1000）進士；六世祖呂公弼（1007—1073），字寶臣、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蔭入仕，分別賜進士出身和登進士第。五世祖呂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父呂弸中、父親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歷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範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説：謝山《札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啓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謝山）的計算尚不準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説：“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1127年北宋亡，在我國曆史上又出現了一次民族大遷移的高潮，不少北方豪族、官僚、知識分子隨着朝廷的南遷紛紛南下，其間當然也有大批飽受戰爭之苦的貧窮百姓。這也帶動了北方中原文化向南的傳播，尤其是當時在北宋佔有統治地位新儒學——理學也迅速在南方傳開來。

呂祖謙家族就是這南遷中的一族。呂氏家族原系山東人，後遷徙至安徽，又遷居北宋京城東京（今河南開封），宋室南渡之後，呂祖謙曾祖東萊郡侯呂好問攜全家遷居浙江金華。呂氏家族既是顯赫的宦官世家，也是有名的書香門第，具有深厚的家學傳統。金兵滅宋之際，使得中原地區不少著名的詩禮之家，書香門第家破人亡，這些被毀滅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隨之散佚殆盡。而呂氏家族由於呂好問在金兵卵翼下的張邦昌政權中任職，而保全了呂氏一門的安全。後呂好問攜家南下時，宋高宗已經即位，南方趨向安定，所以呂門所有的歷史文獻得到了很好的保存。這就為其後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而為其他學者所不及。

全祖望在《宋文學案·紫微學案》中指出：“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指呂本中）再傳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非及也。”因此可以説，呂氏家學的優勢在呂祖謙這裏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由此可以確定呂氏家學對呂祖謙學術思想的形成，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呂祖謙創建的呂學，應該認為是他在明招寺講學中開始形成的，並在他的影響下形成了獨特的武義“明招文化”。

那麼明招寺為什麼對呂祖謙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呂祖謙為什麼對明招山、明招寺特別鍾愛，以致發展到將自己身後葬於明招山，而且將先祖、父母、妻室以至其他家族成員也歸葬明招山呢？又是什麼動因促使他不在金華創辦書院，而全身心地投入講學，著述活動呢？要解開這些歷史迷團，還應從明招寺的名稱來源講起。早在南宋的飽學中原文獻的呂祖謙當然對“明招”二字更是慧眼獨具了。對於熟讀研究《易經》的呂祖謙來説，當然是他嚮往的一個十分理想的好去處。

呂祖謙認識了鞏庭芝（1099—1163年）以後，鞏庭芝對明招寺的介紹與渲染，也是呂祖謙認識和鍾愛明招寺的一個原因。呂、鞏兩家都是從北方南遷的望族，其時鞏庭芝與呂祖謙過從甚密。呂祖謙對比他大28歲的鞏庭芝十分敬重，也常到明招寺與鞏庭芝一起講學論課，鞏庭芝亦陪呂遊歷明招山及武義諸山水名勝，但呂祖謙偏對明招山的山水愛之有加。大凡古人皆有風水觀念，熟讀《易經》的呂祖謙也不在例外，對明招山九龍搶珠之形勝，加上前有虎溪（今小白溪），可謂風水勝地，故：“鞏山堂（庭芝之字）始至武義曲湖之旁，呂東萊愛其溪山之秀，輒命駕往遊，山堂實左右之。”（《鞏榮墓誌》，鞏榮為鞏庭芝之孫，呂祖謙學生，鞏豐之弟）。可見鞏榮也常常受到祖父的命令，陪呂祖謙遍遊明招山諸形勝之地。這些都促成了呂祖謙今後在明招山創建麗澤書院舉行諸多重大活動的原因。他自己也説：“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呂祖謙在玩珠山建玩珠亭，他也學阮孚常履屐登山遊憩，還寫了《明招山居雜詩》四首，舒張自己意心，讚美明招山勝景。

阮孚對呂祖謙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明招山是他隱居之地。大凡古代知識分子對隱居山林不聞世事的隱士是十分崇拜、十分嚮往的，因為古代的隱士，大多為學問家，滿腹經綸，對世事厭倦而選擇了歸隱。如中國古代第一大隱士陶淵明，東漢隱者嚴子陵皆為古人所推崇。這種尊隱思想同樣在呂祖謙的身上表現出來，他慕名到明招山尋訪阮孚的蹤跡，還常學阮孚履屐遊明招山。他對阮孚的為人及隱居的生活是十分敬仰而嚮往的，這對他以後遭遇家庭坎坷生活而決定在明招山講學，離開繁華的金華鬧市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