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

《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碑文

餘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於有明。及其亡也，義烈之聲震鑠天地，亦為歷朝所未有。蓋太祖以布衣起兵，驅蒙兀、掃羣雄、光復神州，創業同乎漢高；迄于思宗，運丁陽九，毅然捨身殉國，且遺書為萬民請命，其悲壯之懷，淪浹於人人心腑者，歷千齡萬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慨英風，未嘗隨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固後世所宜崇敬者也。況碧血遺痕，長留禁苑，吾人沭目恫心，寧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揚休烈也乎！

夫明自萬曆以後，綱紀頹弛，神宗晏居深宮二十年，君臣否隔，政事叢脞；繼以光宗之短祚，熹宗之庸懦，婦寺弄權，忠良荼毒，內憂外侮交乘，而至民心離散，國之不亡亦僅矣。思宗嗣統，手除巨憨，召用舊人，奮然欲大有為。無如元氣椓喪，大勢已傾，朝庭方急於門户之爭，邊事則已無保障之固，加以饑饉薦臻，税斂橫急，民不堪命，流寇四起，遂釀成滔天之禍！嗟乎！以勤儉愛民之主，十七年宵旰憂勞，無終無救於危亡。卒至以萬乘之君，畢命於三尺之組，其事可哀，而其志彌烈矣！

觀夫甲申之歲，靈武、大同相繼淪陷，李建泰疏請南遷。帝召示羣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知死國之志，固已早決，及垂絕題襟有“任賊分裂，無傷及百姓”之語。揆之孟子民貴君輕之旨，大義凜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時忠義之氣，更足以激勵萬世不死之人心！故當時上自縉紳，下逮傭保，既多慷慨赴義之徒；而至今登萬歲之山，撫前朝之樹者，亦未嘗不感舊傷懷，欲叩九閽，而一抒其悲憤也！

今歲紀甲申，夏曆之三月十九日，距帝殉國時正三百年矣。燕京舊俗：是日恆有火星之祭。相傳為前代遺民故老託此以私祀舊君者，馨香於今不絕。茲者，故都人士，睠懷先烈，雅具同心。幸逢十世之期，永作千秋之鑑。愛以 殉國之日，定為紀念之辰，翕集羣倫，虔申禱拜，博徴遺事，用示表彰。督餘為文，將謀勒石。餘乃緬溯明祖開國之功，並闡思宗救民之旨，粗陳梗概，敬告國人。幽光盡發，藉抒耆舊之懷思；盛會長存，俟補春明之掌故。意所未罄，系之以銘。銘曰：

天厭明德，末運不昌。踵祻襲孽，以速亂亡。赫赫思宗，實為英主。沉機鋤奸，膏我齊斧。厲政勤民，日不遑暇。求鸞得梟，心勞力寡。外侮日殷，內訌莫戟。豺虎縱橫，憑陵京邑。大命俄傾，宸衷自譴。身殉社稷，被髮覆面。朕躬可裂，朕民勿傷。數行血詔，哀動昊蒼。龍馭莫攀，如喪考妣。都人幕思，瞻日曷已。陵谷貿遷，歷年三百。峨峨景山，蒼蒼松柏。杜鵑啼血，悽絕春城。望帝不歸，庶感精誠。此山不騫，此石不涅。煌煌三光，昭茲遺烈。

江安傅增湘撰文 易水陳雲誥書丹 濡陽潘齡皋篆額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三月十九日立

明思宗（明毅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母為淑女劉氏。於1622年（天啓二年）年被冊封為信王。1627年－1644年在位，年號崇禎。

朱由檢位後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節儉樸素，並六下罪己詔，是位年輕有為的皇帝。在位期間農民起義猖獗，關外清朝勢大，已處於內憂外患交集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北京後，於煤山自縊身亡，為江山社稷而死，終年33歲，在位17年。

朱由檢死後廟號思宗，後改毅宗、懷宗。清朝上諡號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諡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於十三陵思陵。

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朱由檢任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三桂入衞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太監曹化淳説：“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25]明軍在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兩線戰鬥中，屢戰屢敗，已完全喪失戰鬥力。

三月十七日，農民起義軍圍攻京城。十八日晚，朱由檢與貼身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稱萬壽山，今北京景山），遠望着城外和彰義門一帶的連天烽火，只是哀聲長嘆，徘徊無語。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朱由檢在宮中飲酒長嘆：“苦我民爾！”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朱由檢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勳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宮後寫下詔書，命成國公朱純臣統領諸軍和輔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將他們分別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對周皇后説：“你是國母，理應殉國。”周皇后也哭着説：“妾跟從你18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麼敢不死?”説完解帶自縊而亡。朱由檢轉身對袁貴妃説：“你也隨皇后去吧!”袁貴妃哭着拜別，也自縊。朱由檢又召來15歲的長平公主，流着淚説：“你為什麼要降生到帝王家來啊!”説完左袖遮臉，右手拔出刀來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傷她的右肩，她昏死了過去。

朱由檢又砍死了妃嬪數人，並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張皇后自盡。懿安張皇后隔簾對朱由檢拜了幾拜，自縊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義軍從彰義門殺入北京城。然後朱由檢手執三眼槍與數十名太監騎馬出東華門，被亂箭所阻，再跑到齊化門（朝陽門），成國公朱純臣閉門不納，後轉向安定門，此地守軍已經星散，大門深鎖，太監以利斧亦無法劈開。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重返皇宮，城外已經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將明，朱由檢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朱由檢説：“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着左腳，右腳穿着一隻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

“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一日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將朱由檢與周皇后的屍棺移出宮禁，在東華門示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31]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32]當地平民又將他合葬在田貴妃墓中。清軍入關後．將他移葬思陵，諡為懷宗，後改諡莊烈帝。南明政權諡他為思宗烈皇帝，後又改諡為毅宗，史又稱崇禎皇帝。[33-34]

明思宗死後，自殺官員有户部尚書倪元璐、工部尚書範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左中允劉理順、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駙馬都尉鞏永固全家自殺，[35]太監自殺者以百計，戰死在千人以上。宮女自殺者三百餘人。紳生生員等七百多家舉家自殺。[36]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趙一桂等人將崇禎與皇后葬入昌平縣田貴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體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1644年的農曆甲申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在李自成農民軍的威逼下，以“三尺之組”畢命於煤山，標誌着大明王朝的結束。

大明王朝結束後，李自成也曾在金鑾殿上過了一把皇帝癮。但為時不久，清軍入關，經幾番爭奪，李自成農民軍潰不成軍，中國的正朔終於淪入滿洲人的手裏，周邊少數民族再次君臨中原，中國歷史揭開新的一幕。

明清鼎革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後世來説也留下了豐厚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所以，自清初以來，明史的研究，尤其是明朝滅亡史的研究，一直引起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自顧炎武、黃宗羲至章太炎、柳亞子、黃節乃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郭沫若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明何以亡，清何以興？李自成的農民軍何以不能擔當王朝更替的歷史重任？

六十年前的上一個甲申年即1944年，郭沫若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探討了明朝滅亡及李自成農民軍不足以成事的根本原因，並由此映射和批評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

郭沫若的這部著作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黨方面很快組織相關學者對郭沫若的看法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評，而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卻對郭沫若的看法感到由衷的讚佩，毛澤東甚至將這部歷史政論列為當時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的必讀教材。

在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的同一年，另一個四川大學者傅增湘也在北平撰寫了一塊《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替換1930年剛剛樹立起來的《明思宗殉國處紀念牌》。傅增湘的這篇文章所探討的問題與郭沫若的問題基本一致，也是分析明朝何以在勤奮愛民的崇禎皇帝的統治時期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但由於兩人的寫作背景不同，不僅其價值趨向有着相當的差別，而且其現實關懷也根本不同。大體而言，郭沫若是為了映射、批評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而傅增湘則除了抱怨國民黨當局不顧淪陷區人民的死活而一味撤退，還告誡在華北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及那些身居高位的漢奸們要牢記崇禎帝的歷史教訓，以民為本，居安思危。

郭沫若的情況大家都耳熟能詳，而傅增湘由於二十世紀政治史的演變使其經歷非專業工作者不能詳。為準確理解傅增湘這部重要作品的真實含義，有必要對傅氏經歷略作回顧。

傅增湘（1872-1949）四川瀘州江安人，與郭沫若算是同鄉，字潤沅，後改字沅叔，由於其藏有一部南宋本《資治通鑑》，一部元刻本《資治通鑑音注》，故別署“雙鑑樓主人”；又由於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孃衚衕建有“藏園”作為書庫，故又自號“藏園老人”等。傅增湘少年時代隨乃父宦遊江浙等地，1880年始定居天津。1891年入吳汝倫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問學，並因吳汝倫的介紹，結識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批政界、學界名流。1898年中戊戌科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凱幕府，得以結交北洋系的重要人物如馮國璋、段祺瑞等軍職人員，而自己實際上也成為北洋系比較重要的文人。辛亥革命爆發後，傅增湘受袁世凱的委任，參加唐紹儀領導的議和代表團南下議和。1917年12月，入北洋系內閣為教育總長，在職一年有半，其間總統一易，總理三易，而傅增湘任職如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洋系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長蔡元培策動、包庇學生的責任，逼蔡離職。作為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居中調停無術，遂不得不引咎辭職。

辭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無意於再入官場，他此後雖然還曾擔任過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之類的公職，但基本上侷限於文化類的閒職。他的所有興趣幾乎全部集中在圖書的收藏與研究上。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傅氏的收藏在當時可謂獨步天下，中外聞名，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餘種，後來編制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就著錄傅氏所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種，為同期個人收藏之冠。

或許是因為其藏書太多，或許是因為久居北方不習南方水土，或許因為年邁體弱，總之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傅增湘並沒有隨着大批的文化人南下，而是與數十輩舊文人留滯舊京，且一如既往地從事古籍的收藏與整理。

自從脱離政界、賦閒家居之後，傅增湘確實如他自己在《七十自述》中所説的那樣，“沉冥人海，摒跡政途”，不再關心政治。但是面對日偽的統治，傅增湘又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那麼這種心情又是怎樣支配他撰寫這篇重要的歷史政論文章呢？

其實，和所有的留滯在淪陷區的舊文人一樣，在事變之初或許具有周作人所説的“俘虜”的感覺，既然他們無法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軍隊逃亡到大後方，既然他們不得不留在淪陷區淪為“俘虜”，那麼他們也要生活，哪怕這種生活是一種“隱忍的勉強”，但生活必須繼續。所以，他們可以暫時不與日偽合作，只是隨着戰事的發展，他們看不到中國軍隊何時能夠光復，所以經歷過大清王朝三百年異族統治的漢民族不可能與日本殖民者持久地對恃下去。特別是隨着汪偽政權的建立，那畢竟也是漢族人的統治，至於説到他們受到日本人的支持，那重慶的政權何嘗沒有美國人的背景，那延安的政權何嘗沒有蘇聯的支持？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不僅周作人這樣的新派文人終於下水了，即便連多年不問政治的傅增湘也無法逃脱與日偽政權的合作。這一心跡的轉變，也可見於傅氏的《七十自述》，他説：“近歲戰事勃發，燕北舊都，別開新局，政府羣彥，鹹屬故交，冀卜匯徵，共謀國是，披心相告，幸荷見原。”偽政府中的成員確實有一大批傅增湘的老朋友、老同學，這從1941年8月27日在懷仁堂舉行的傅增湘七十大壽出席名單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名單居首的是王揖唐，他此時的職務就是南京汪精衞政府任命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基於這樣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生存環境，傅增湘較周作人提前一年就下水，1938年他先是參加日本人控制的東亞文化協議會，並出任副會長，後又出任該會會長。而周作人在東亞文化協議會成立一年後加入，至終也僅是該會的理事、評議員。不過稍有區別的是，周作人畢竟出任過偽政府的行政職務，而傅增湘充其量不過是當時北平的社會賢達而已。

這樣説當然不意味着傅增湘是一個沒有民族節氣的人，他雖然長時期地脱離政治，但他畢竟是經歷過戊戌變法，參加過辛亥革命，介入過五四運動的政治老人，所以在他的骨子裏，在他的思想深處實際上依然藴含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從他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中可以獲得一定的感知。

明清易代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以極大的震動，素有嚴“夷夏之辨”思想傳統的漢族知識分子無論如何也不甘心於少數民族的統治，在有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滿漢之間的衝突時隱時現伴隨着清朝統治的全部過程，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其最具號召力的口號依然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由此可見漢族知識分子具有怎樣頑強的民族心態。這一思想傳統也深刻影響了傅增湘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在這篇紀念碑文的開篇就格外強調“餘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於有明”（以下凡引《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者，均見張富強《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寓意何在》一文，載《中國紫禁城學會會刊》總第13期，2003年12月），格外強調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地位，其弦外之音當然是不滿意於或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仔細尋繹下面一段話的含義，我們似乎可以從中得到某種啓示：“蓋太祖以布衣起兵，驅蒙兀，掃羣雄，光復神州，創業同乎漢高。”這顯然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肯定明朝的正統歷史地位。

在明清易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大明王朝亡於滿族人之手是為亡國，而如果當年大明王朝亡於李自成之手，那只是漢族人內部的爭奪，不過是王朝更替，是朱家的天下變成了李姓王朝而已。所以，這些漢族知識分子在痛恨滿族統治者的同時，也對李自成的農民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深感惋惜，也在不斷地總結、反省李自成農民軍最終沒有完成王朝更替的根源。

李自成的農民軍不足以擔當王朝更替的歷史使命，那是因為它的許多政策不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特別是其流寇主義的傾向使其沒有一個鞏固的後方，所以一旦清軍入關，大軍壓境，李自成的農民軍在短暫地佔領了北京之後便不堪一擊，一鬨而散。這是從農民軍方面説。

至於從明朝的統治立場上看，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個君主崇禎皇帝是有明一代特別是明中後期少有的明君，少有的勤奮愛民之主，然而他以十七年的宵旰憂勞並沒有挽救明朝的滅亡。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另類的亡國之君。對於這一點，傅增湘在他撰寫的這篇碑文中深感惋惜，他寫道：“迄于思宗，運丁陽九，毅然捨身殉國，且遺書為萬民請命，其悲壯之懷，淪浹於人人心腑者，歷千齡萬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風，未嘗隨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後世所宜崇敬者也。況碧血遺痕，長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寧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揚修烈也乎？”其惋惜、遺恨之情溢於文字之間。

明朝的滅亡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按照傅增湘在這篇碑文中的分析，大約自明萬曆以後，久享太平盛世的明朝統治者不思進取，他們在祖宗創建的基業上盡情享受，明神宗竟然身居宮中幾二十年不理朝政，君臣隔阻，政事叢脞，綱紀廢弛。繼之以明光宗之短命，明熹宗之庸懦，後黨與閹寺交替弄權，荼毒忠良，民心離散，內憂外患一時並起，大明王朝已經到了氣數將盡的關頭。當此之時，明思宗崇禎皇帝繼承大統，整肅朝政，召用舊人，手除奸佞，重建綱紀，奮奮然欲大有作為。無奈大明王朝的政治元氣淪喪已久，大勢將傾，朝廷內部的門户之爭接連不斷，而周邊的少數民族如女真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利用明朝統治的不力而崛起，開始有意識地問鼎中原。再加上連年的饑荒而賦税不減，民不堪命，流寇四起，危機四伏，卒至釀成滔天巨禍。所以，氣數已盡的大明王朝並沒有因為有了聖明的崇禎皇帝而不亡，充其量崇禎帝只是減緩了明朝滅亡的時間而已。於是傅增湘不禁嘆息：“嗟乎！以勤儉愛民之主，十七年宵旰憂勞而終無救於危亡。卒至以萬乘之君，畢命於三尺之組，其事可哀，而其志彌烈矣！”

緊接着，傅增湘還提出一個深有意味的問題，他説，“觀夫甲申之歲，靈武、大同相繼淪陷，李建泰疏請南遷，帝召示羣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知思國之志，固已早決。及垂絕題襟，有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之語。揆諸孟子民貴君輕之旨，大義凜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時忠義之氣，更足以激勵萬世不死之人心。故當時上自縉紳，下逮傭保，既多慷慨赴義之徒，而至今登萬歲之山，撫前朝之樹者，亦未嘗不感舊傷懷，欲叩九閽，而一抒其悲憤也。”如果我們稍微知道抗戰初期的那段歷史，我們看到那時的所謂黨國領袖當東三省、華北地區相繼淪陷之後，他們有誰像崇禎皇帝這樣拒絕遷都、堅持抵抗，不惜以一己之生命激勵萬民之奮起呢？更有甚者，這些逃到大後方的所謂抗戰領袖，他們對那些根本無法逃離故土的無數同胞，什麼時候給予過關懷和安慰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説，傅增湘的這篇碑文如果一定要説具有什麼現實意義的話，那麼就是他通過相當隱晦的話語表達了他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議，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初期不顧百姓的死活而一瀉千里的大退卻表示了自己的憤慨與蔑視，他理想中的抗戰領袖至少應該像崇禎皇帝那樣第一應該堅持就地抗戰精神，不能丟下人民不顧而自己逃到了大後方；第二應該像崇禎皇帝那樣在自己的臣民不得已淪為敵人的“俘虜”的時候，應該通過不同的方式向敵人表達這樣一個信念，那就是國土可以任你們就佔領，但希望你們不要傷害我的百姓。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按照傅增湘的期待而發生，留滯舊京的傅增湘等文化老人只能按照自己的邏輯生存下去，他們或許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抗戰會因國際局勢的變化在八年之後結束，更沒有想到他們在淪陷區的作為被視為一種文化漢奸行為。通過傅增湘《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我們看到一個文化老人在淪陷區的苦悶心情，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人的心態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