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設立的背景是，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福祉和健康的地球和所有人經濟繁榮的基礎，這包括與地球母親平衡和諧相處，人類依靠生物多樣性獲得食物、醫藥、能源、清潔的空氣和水、免於自然災害的安全以及娛樂和文化靈感 ，它還支持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體系。 ^[3] 

該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發佈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作出了迴應，並回應了聯合國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5）以及許多其他科學文件提供了充分證據，表明儘管不斷作出努力，生物多樣性仍正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範圍惡化。

《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以及該計劃的成就、差距和經驗教訓以及其他相關多邊環境協定的經驗和成果為基礎，提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用以根據《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及其可持續發展目標採取基礎廣泛的行動，旨在到2030年轉變人類社會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並確保到2050年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同願景。 ^[3] 

大會通過了60餘項決議，在“框架”目標、資源調動、遺傳資源數碼序列信息等關鍵議題上達成了一致。確立了“3030”目標，即到2030年保護至少30%的全球陸地和海洋等系列目標；建立了有力的資金保障，明確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支持措施。“框架”將指引國際社會攜手遏止並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推動生物多樣性恢復進程，共同邁向2050年與自然和諧共生願景。 ^[4] 

該框架確立瞭如下目標：通過建立具有生態代表性、連通性良好、公平治理的保護區以及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s），到2030年有效保護和管理至少30%的陸地和內陸水域、海洋和沿海區域；到2030年，至少對30%的已退化陸地和內陸水域生態系統、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採取修復措施。 ^[14] 

“這個‘框架’歷史性地描繪了2050年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歷史性地將DSI落地路徑納入，歷史性地決定設立‘框架’的基金。”黃潤秋説，“可以説我們正在採取果斷的行動逐步邁向願景。” ^[2] 

黃潤秋表示，將積極推動各締約方按照“框架”要求，更新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與行動計劃，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級政府部門和所有行業主流，為生物多樣性保護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及時開展監測、報告和審查。同時加強宣傳教育和信息分享，確保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區、婦女和女童、兒童和青年，以及全社會的廣泛參與。 ^[5] 

2023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聲明》發佈，氣候、生物多樣性和土地退化防治是中法兩國共同優先事項。兩國承諾秉承2019年11月提出的《北京倡議》，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明－蒙特利爾框架”）的框架內繼續保持高水平雄心。 ^[8]  12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舉辦期間，中國宣佈牽頭髮起“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簡稱“昆蒙框架”）實施倡議。 ^[11] 

2024年3月，在第六屆聯合國環境大會舉辦期間，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的主席國，舉辦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實施倡議國際研討會。 ^[12] 

該目標被譽為協定的核心，旨在到2030年保護地球30%的陸地、海洋、內陸水域和沿海地區。這是一個全球目標，但阿爾巴尼亞政府也承諾在國內實現陸地和海洋目標。

澳大利亞大約22% 的土地面積受到保護。要達到30%，需要額外保護約6100 萬公頃的土地，即維多利亞州面積的三倍左右。為達到這一數字而開展的工作已經開始，10個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新土著保護區將使陸地保護面積達到27%左右。

世界自然基金會澳大利亞分會表示，重要的是澳大利亞不僅要達到30%的土地保護目標，還要確保其保護的區域具有生態代表性。這意味着要確保澳大利亞的許多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都在受保護的區域中得到體現。

世界自然基金會澳大利亞健康陸地和海洋景觀負責人蒂姆·克羅寧 (Tim Cronin) 表示，該組織希望看到在澳大利亞東南部的一些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建立更多土著保護區，併為新協定的一項決定性原則做出貢獻，即優先考慮土著社區主導的保護。

對於海洋公園，政府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水域受保護的比例為45%。但這是有爭議的，因為澳大利亞只有大約 17% 的水域是海洋保護區，這些保護區完全不受工業捕魚和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等採掘活動的影響。

“為了防止任何新的海洋物種滅絕並幫助海洋應對全球變暖的影響，澳大利亞的海洋公園區域必須包括30% 的高度受保護的保護區，”澳大利亞海洋保護協會的活動主任託尼·馬赫託（Tooni Mahto）説。

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商定的目標承諾到 2030年“採取緊急管理行動，阻止人類造成的已知受威脅物種的滅絕”。這不是環保運動者所希望的、澳大利亞政府在峯會上推動的立即或在十年內結束滅絕的目標——該目標已被推遲到2050年。

但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的國家，已經設定了不再有新的物種滅絕的國內目標。綠黨環境發言人莎拉-漢森-楊(Sarah Hanson-Young)表示，實現這一目標不僅意味着實現保護區目標，還意味着回答“我們如何關心和保護剩餘 70% 的環境”這一問題，包括應對氣候危機的問題。

政府將利用2023年制定保護澳大利亞環境的新法律，試圖扭轉2020年澳大利亞環境法審查所確認的“不可持續的衰退”。解決生境破壞問題將需要解決工業對自然的威脅，包括在政治上有爭議的領域，如本土林業。改善物種保護需要更多的資金，科學家估計每年需要大約20億美元。

環境組織表示，要實現採取緊急行動終結物種滅絕的全球目標，澳大利亞還需要向太平洋等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的鄰國提供更多援助。

這一目標旨在消除或減少入侵物種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包括防止高風險“優先”害蟲的引入和紮根。入侵物種一直是澳大利亞物種滅絕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入侵物種委員會的保護主任詹姆斯·特雷茲（James Trezise） 説，澳大利亞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意味着要加強對環境生物安全的投資，以阻止高風險害蟲進入該國，並增加生物安全數據的透明度、進一步加強數據的管理。他説，關鍵是要記住協定中的目標是相互關聯的，這意味着要保護棲息地，澳大利亞還需要管控好會產生重大威脅的入侵物種。

該目標還呼籲各國控制和根除高環境價值地點的入侵物種。

該協定的目標15規定各國要求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監測並披露其對自然的依賴和影響。

如果實施，這可能意味着大公司和金融機構需要了解並説明他們在整個供應鏈中對自然的依賴程度，及其運營對自然的破壞程度。ACF 的一份報告發現，澳大利亞大多數主要銀行和養老基金尚未這樣做。

澳大利亞保護基金會的商業和自然活動家納撒尼爾·佩爾 (Nathaniel Pelle) 表示，改進信息披露可能意味着報告諸如水的使用、或者產品或投資組合對土地利用變化（包括通過土地清理）的影響程度。

阿爾巴尼亞的政府已表示將開發一個氣候風險披露系統，但尚未針對自然提出開發一個類似的系統。然而，政府已與美國達成協議，為各國政府制定一個全球標準，以衡量自然界物種的數量、自然狀況及其對就業和福祉的經濟貢獻。

該協定要求各國承諾到2025年確定對環境有害的補貼，併到2030年大幅減少這些補貼。對於澳大利亞來説，要實現這一目標，可能意味着要仔細審查其對農業、採礦業或林業的補貼，以考慮和量化它們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荒野協會的國家運動主任Amelia Young説，昆明-蒙特利爾宣言標誌着“生物多樣性議程的重大演變”。

她説：“政府的環境部門致力於保護一些特殊的地方和物種，而其他部門卻在加速或補貼環境的惡化，這樣的做法已經站不住腳了。” ^[7] 

2024年4月，多米尼加將拉普拉塔和拉納維達河岸哺乳動物保護區以及奧蘭多·豪爾赫·梅拉海洋保護區列入該國自然保護區，由此該國自然保護區面積從10.8%增至30.8%，約86175平方公里。這也使多米尼加成為加勒比地區第一個實現“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的國家。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