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邑起義

1928年5月，旬邑起義爆發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全國“左”傾錯誤蔓延時，在中共陝西省委直接領導下，在渭北地區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地方農民武裝起義，其發生具有歷史和社會的必然性。

1927年，旬邑歷史上發生了大面積、長時間的旱災和蝗災，造成1928年嚴重的春荒，羣眾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苦不堪言。據《旬邑縣誌》所載：“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栒邑縣同關中其他縣一樣，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旱災，莊稼顆粒無收，以致餓殍遍野。 ”人民的温飽問題得不到解決，主要依靠樹皮、草根來維持生命。正如《中山日報》所描述：“近年來災祲迭見，十室九空，哀鴻遍野，悲慘情狀，聞着酸鼻，聽者墮淚！鄭俠復生，恐不能繪其梗概” 。國民黨反動分子龐天籟主政旬邑後，無視旬邑人民的苦楚，絲毫沒有同情憐憫之心，反而派國民政府旬邑軍警下鄉催糧派款，拉丁拉夫，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激發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1928年春，龐天籟調離旬邑，李克宣任國民政府旬邑縣縣長，儘管暫時放鬆了徵糧派款，但是國民政府陝西省派來催糧委員梁武，夥同清水塬郝村劣紳程茂育，逼清水塬一帶的農民交糧交款。對交不起糧款的農民。梁武威脅説“我一手拿的生死簿（催糧花名冊），一手拿的勾魂筆，叫誰死就得死，叫誰活誰才能活”。梁武和程茂育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羣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清水塬一帶農民要求除掉梁武和程茂育而後快。這時候的旬邑人民，特別是清水塬郝村的農民需要一個領頭人領導他們反抗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謀求他們的幸福生活。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結合，加速了旬邑起義的爆發。這也為旬邑起義的爆發奠定了堅實的羣眾基礎。 ^[4]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方針。”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安排部署地方武裝起義，1927年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表示“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了中央八七會議案及其對陝西工作的指示後，認為滿意，完全接受” 之後，陝西省委開始部署安排武裝暴動，準備在一些地理環境優越、羣眾基礎好的地區舉行暴動。1928年1月12日，中共陝西省委發出《省委通告第十六號》通訊要求“開展游擊戰爭由部分的農民暴動過渡到全陝西的總暴動。”“渭北區：涇、原、高、富、淳、旬......等縣，以涇、原為中心。”“開發游擊戰爭中，應注意的幾個重要時期，二、三月正是農民青黃不接的時候。貧困農民多年挨飢捱餓，我們在此時可鼓動鄉村貧民搶劫富户、豪紳等的囤糧；大殺豪紳，並準備奪取城池，殺官吏；奪取駐軍武裝，釀成全陝西的大騷動。” 起義的時間、形式已經確定。按照文件要求，結合當時旬邑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旬邑暴動的時機已經成熟。 ^[4] 

旬邑是陝西較早成立黨組織的地區之一。1926年春，中共西安地方執行委員會派黨員王佛宗到旬邑寶塔高小以教師身份為掩護，發展黨員，建立了中共寶塔高小中共小組。8月，許才升等奉黨組織之命回到旬邑開展革命活動。9月，在中共寶塔高小黨小組基礎上，建立中共旬邑特別支部和中共寶塔高小支部。中共旬邑組織成立後，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建立農民協會，保護農民利益，創辦“貧民夜校”“平民夜校”等，組織農民學習文化，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培養農民骨幹力量。同時，幫助建立學生聯合會，開展非基督教運動，紀念“三一八”、“五四”、“五卅”等學生運動，宣傳革命思想，促進了農民和學生的覺醒。並組織農民和學生，成功發動了“三河”請願，鼓舞了人民羣眾的鬥爭士氣，為旬邑起義發動和中共組織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羣眾基礎。 ^[1] 

1928年5月初，許才升赴中共陝西省委聯繫工作，接受省委要求關於組織武裝暴動的指示。返回途中，許才升路經三原，接受張性初（張秉仁）對旬邑暴動的指示的部署指示。許才升回到旬邑，向旬邑區委書記呂佑乾作了彙報。之後，旬邑黨組織利用三天的時間，召開黨員大會，決定在清水塬各村動員武裝起義，確定以“雞毛傳帖”和擊鼓為訊號，以“抗糧交農”為口號舉行起義。

5月7日晚，許才升在清水塬郝村藥王廟召集清水塬18個村140餘人參加起義，舉行誓師大會後。程國柱、程志英率領部分起義農民，趕赴郝村，處決了惡紳程茂育和催糧委員梁武，成為旬邑起義爆發的導火索，也進一步加強了旬邑黨組織領導人民羣眾與國民黨反對派統治一戰到底的決心。

起義隊伍連夜向旬邑城進發，行進過程中，隊伍擴大到400人左右。5月7日拂曉，起義隊伍攻佔縣城、打開監獄，救出了被捕的共產黨員王廷碧、王日省以及被押的部分羣眾，又攻佔了糧秣局和縣政府。8日，許才升帶領數百名起義農民回到清水塬進行整訓，除部分起義羣眾回家務農，許才升把剩餘的200餘人改編為蘇維埃紅軍渭北支隊。11日，許才升、程永盛、程國柱等人帶領蘇維埃紅軍渭北支隊返回旬邑縣城。之後，呂佑乾召開會議，成立中共旬邑縣中心支部作為起義軍的指揮機構，決定成立中共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

1928年5月12日上午，起義隊伍在旬邑縣城寶塔高小召開羣眾大會，宣佈成立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推選許才升任臨時蘇維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軍事總指揮。臨時蘇維埃政府下設秘書室及軍事、土地分配、經濟、交通、宣傳、外交、革命裁判7個委員會共8個機構，呂鳳岐任秘書主任、程永盛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程百印任土地委員會委員長、蒲玉階任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程國柱任交通委員會委員長、王浪波任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王日省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程雨順任革命裁判委員會委員長。改編起義軍為紅軍渭北遊擊支隊，下設3個連，由程永延、程志英、程雙印分別任一、二、三連連長。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機關及中心支部均設在旬邑縣寶塔高級小學院內。

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誌着西北地區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正式成立。臨時蘇維埃政府建立後，許才升、呂佑乾等人發揮黨組織的領導力量，鞏固新生政權，發展革命力量，迅速在全縣開展了一系列的組織活動，建立農協，打土豪、分田地，深受羣眾的支持和擁護，增加了人民羣眾參加革命的熱情。 ^[4] 

在旬邑縣臨時蘇維埃政府領導下，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縣，並波及到周圍的邠縣（今彬縣）、淳化、永壽及甘肅的寧縣、靈台等地。國民黨反動當局非常恐懼，一方面調集軍警、民團圍攻旬邑縣城，一方面收買起義隊伍中的投機分子。5月30日，敵人攻入旬邑城內，起義失敗。次日，起義領導者呂佑乾、許才升、呂鳳岐、程永盛、王浪波、程國柱、王廷碧等英勇犧牲，起義失敗。 ^[1] 

（一）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革命進行了局部探索。　　

早在北洋軍閥統治期間，陝甘地區的民眾自發進行了一系列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農民是這些鬥爭的主力軍。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下，陝甘政局動盪，人民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和羣眾自發的鬥爭一直連續不斷。按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陝西省委在召開了擴大會議之後，首先發動了清澗起義，起義於1927年10月10日發動，1928年1月底遭遇失敗，起義在西北地區樹起了第一面武裝鬥爭的紅旗。之後，陝西省委又於5月初組織領導了渭華起義，起義過程中，成立了西北軍事委員會，改編組建了西北工農革命軍，唐澍、劉志丹等同志任領導人，起義一直堅持了三個多月。渭華起義為黨培養了一大批革命骨幹和領導人物，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並將革命的火種引向陝甘邊，為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基礎。1928年4、5月份，包括旬邑起義在內的渭北地區的多次起義，燃燒起渭北地區的革命火焰，這是大革命失敗後陝甘地區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成果，對貫徹黨的八七會議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也是在國民黨背叛革命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局部性探索。這些探索與全國各地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相輝映，為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成功革命道路，做出了積極可貴的貢獻。 ^[5] 

（二）促進了陝甘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奠定了基礎　　

陝甘地區的農民運動是隨着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建立逐步興起的，旬邑起義推動了陝甘地區農民運動進一步走向高潮，促進陝甘地區革命形勢逐步進入創建紅軍和根據地的階段。 ^[5]  在渭華、旬邑起義帶動之下，先後爆發了三原、涇陽、禮泉、淳化、永壽、鹹長、澄城等地農民起義，使渭北地區成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較早的區域，農民羣眾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土豪劣紳望風而逃，起義影響波及陝西和甘肅寧縣、靈台等地。在旬邑起義、渭華起義的接連爆發，在關中地區形成了渭北、陝東起義的掎角之勢。由於渭北地區農民起義力量的配合，客觀上分散了國民黨的注意力，配合了渭華起義，實現了省委對農民起義的要求，推動了全省革命形勢的發展。旬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沉重打擊了反動統治，推動了革命向前發展，為此後創建陝甘邊根據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共陝西省委在考慮建立紅軍和根據地時，把旬邑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1929年7月19日，中共陝西臨時省委在給中央的第一號報告中説：“栒邑組織潰散後，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動組織與臨委發生關係，邠州、淳化亦恢復組織，由栒邑管轄，同時接連栒邑之甘肅正寧，亦發生組織，甘肅工作今後亦可開始發展。”“陝、甘接連之栒邑山中有數百人，槍械很多，已派二十餘同志打入活動”。這説明，旬邑的革命活動，對於中共陝西省委建立在陝甘邊一帶建立根據地是有着重要影響。1932年9月17日，中共陝西省委制定的邊區軍事計劃中，關於“根據地的創造與改造”部分中提出：“邊區範圍目前以旬邑職田、清水塬、土橋塬、淳化鞍子坡、白廂塬、盤克塬、耀縣照金、馬欄一帶、正寧之山河北塬、盤克塬、湫頭塬、寺村塬周圍400裏為中心，軍事根據地在湫頭塬。”軍事計劃還提出：“應廣泛的運用農民游擊隊的活動和紅二十六軍的配合起來，肅清旬邑淳化間的敵人，以取得與渭北游擊戰爭的匯合，使渭北蘇區與陝甘邊新蘇區打成一片”。這説明，中共陝西省委關於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計劃中，邊區範圍以旬邑、淳化、耀縣、正寧為中心。紅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過程中，旬邑及馬欄鎮，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區域，即便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心轉移到照金、南梁，但馬欄處於兩個地區的樞紐地帶。在這個過程中，率先在關中擎舉蘇維埃旗幟的旬邑人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鬥爭，推動了西北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同時為陝甘邊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和壯大，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使之最終發展成為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1] 

（三）有力配合和支持了渭華起義，積累了開展大規模農民武裝鬥爭的寶貴經驗。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做出了在陝西發動農民暴動的決定。1928年1月初，中央連續發出兩封指示信，要求陝西省委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反動統治，建立革命政權。12日，中共陝西省委發出《第二十六號公告》，要求陝西各級黨部，努力鼓動和領導農民羣眾，“打倒豪紳、地主、官吏、一切反動派和軍閥，實行徹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過渡到全陝西的總暴動，實現全陝大騷動。在部署關中武裝暴動時，中共陝西省委將關中劃為省東、渭北、省西、中區、東府五個暴動區，每區設一暴動委員會指揮各區游擊戰爭，以此配合形成全陝暴動格局。旬邑劃歸渭北區，受中共三原縣委領導。1928年3月20日，中共陝西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陝西政治、黨務報告》中提出：“（1）陝西新軍閥統治之日漸削弱崩潰；（2）陝西民眾革命鬥爭之加緊與民眾情緒之高漲。”“我們亦可如廣東、兩湖、江西一樣，形成一鄉或數鄉或數縣的割據局面。”陝西“黨主要的任務：要信賴羣眾，勇敢堅決的組織和領導民眾所有自發鬥爭，並須開發民眾潛伏的積憤，使其發揚爆裂，一直到暴動，奪取武裝和政權，在陝西形成一割據局面，更進而奪取中心的城市，建立一省或數省聯合的蘇維埃政府。”這個報告還説：“全陝黨員數量約為2900人”，渭北“三原縣委，轄涇陽、高陵、富平、淳化、旬邑五區委，共有同志960餘人”。可見，旬邑是中共陝西省委計劃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重要縣之一。 ^[1]  渭華地區是陝西建立黨團組織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全省農民運動最活躍的地方之一，羣眾基礎深厚，農民武裝力量也具有一定規模。清澗起義失敗後，1928年5月1日，在渭南、華縣等地中共黨支部的組織領導下，渭南東原1000多農民首先暴動，之後渭南西部的陽郭鎮、三張鎮，華縣的高塘鎮等地的農民也舉行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大會，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創建陝東赤衞隊。在李虎臣部許權中旅起義的配合下，“到5月上旬，渭、華原上的農民暴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形成了東起華山，西至臨潼東、北至豫陝大道，南至秦嶺北麓，約200平方公里的紅色武裝割據區域。”旬邑起義正是在同一時期、在渭北旱塬上發動的，通過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起義涉及地區廣，影響範圍大，使渭北地區革命力量得到迅猛發展，有力配合和支持了渭華起義。 ^[5]  　

（四）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反動統治，鍛鍊了一批革命幹部。　　

旬邑起義沉重打擊了渭北地區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培養鍛鍊了一批革命志士，為紅26軍的創建積蓄了革命力量，大批起義的志士後來成長為優秀的革命戰士，開創了新的革命業績。 ^[1]  起義過程中改編建立了人民的武裝——渭北工農革命軍，並下設3個連，是渭北地區第一支由農民武裝發展而來的武裝力量。雖然起義軍在反動勢力的瘋狂圍攻下很快失敗，但革命火種仍得以保留，起義餘留下來的部分力量，轉入旬邑石門山區，成立了旬邑游擊隊，長期活躍於石門、馬欄和陝甘地區，是陝甘邊區最早的游擊隊之一，成為後來紅軍陝甘游擊隊的一部。 ^[5]  營救被捕的旬邑起義領導人失敗後，倖存的呂振邦、程百印、程雙印等共產黨員，“為了保存革命火種，率領燕久發、崔平原、崔佔奎、呂直剛、呂自成、程益萬等30餘人，轉入旬邑縣石門山區，成立了旬邑游擊隊，由呂振邦擔任隊長。旬邑游擊隊是陝甘邊地區最早的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程雙印犧牲後，習仲勳任特務隊指導員，帶領部隊撤離照金，轉入三原縣以武字區和心字區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據地。1933年11月，紅26軍42師成立，旬邑游擊隊被編入42師3團2營。”部分旬邑寶塔高小的學生在老師們犧牲後，接過老師點燃的革命火種，沿着老師指引的方向前進，為黨和人民的光輝事業持續奮鬥。 ^[5]  通過兩年多的獨立鬥爭，旬邑游擊隊積累了豐富了武裝和遊擊鬥爭的經驗。1932年2月，旬邑游擊隊與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紅軍陝甘游擊隊接上關係，編入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二大隊，成為陝甘游擊隊重要組成力量，加速了陝甘地區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進程。旬邑起義深刻教育和鍛鍊了黨的組織和廣大人民羣眾，播下了革命火種，為以後的革命鬥爭培育一大批革命英才，湧現了崔廷儒、崔維峻、蒙定軍、於佔彪、馬志超，甘肅革命先驅王孝錫、王曉時等一批革命骨幹和出類拔萃的領導人物。崔廷儒，寶塔高小學生，參加旬邑起義時年僅17歲，後曾任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中共寧夏工委書記，1941年4月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於銀川。蒙定軍，參加旬邑起義年僅15歲，後長期負責中共在十七路軍和三十八軍黨的工作，在西安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毛澤東稱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八軍的工作為“統一戰線的典範”。崔維峻，獲取了關乎紅軍命運的密電碼，為紅四方面軍粉碎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起了重要作用 ^[1]  。

為了紀念在暴動中壯烈犧牲的七位烈士及農民暴動事件，經陝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於1984年10月18日開始修建旬邑革命暴動紀念館，1987年5月竣工。紀念館位於縣城南端翠屏山麓，佔地面積5295平方米，建築面積453平方米，依山臨水，座南面北，青山綠水、景色幽雅。該館由紀念碑、展覽室組成。館內建築以仿古建築式樣，院內東西兩側為革命烈士事蹟展覽室，展有暴動及烈士圖片、事蹟簡介，部分暴動武器實物、烈士遺物等。

館內中央矗立旬邑暴動烈士紀念碑，石頭精砌，鑲漢白玉，高11米，寬5米，正面鐫刻書法家舒同題寫“旬邑革命暴動紀念碑”字樣，背面為碑文，兩側分別為習仲勳、汪鋒、白紀年等人題字。頂端為許才升等七烈士塑像，形態各異，栩栩如生。

旬邑革命暴動紀念館肩負着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重任，為展現旬邑革命歷史，教育廣大人民和青少年做出重要貢獻。1988年10月1日，該館被旬邑縣人民政府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咸陽市委、市政府公佈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