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比谷燒打事件

1905年9月5日，在日比谷公園舉行的羣眾集會引發了市內騷亂，故名日比谷 ^[1]  燒打事件。

1905年8月，日、俄兩國政府開始媾和談判。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團體利用羣眾對戰爭期間米價上漲、税收提高的不滿，煽動戰爭狂熱，反對媾和。9月5日在黑龍會、媾和問題同志會的發動下，3萬東京市民集會日比谷公園，要求廢止和約，繼續對俄作戰。會後，狂熱的市民搗毀親政府的《國民新聞》報社，放火焚燒內務大臣官邸以及許多派出所。混亂持續到次日，東京戒嚴，政府出動軍隊鎮壓。騷亂中，燒燬2所警察署，219個派出所或警察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輛電車。參加騷亂者被捕1700餘，起訴300餘，被判刑者87人。 ^[2] 

1904年2月日俄戰爭開始。日軍在接連苦戰後，推動戰局向有利方向發展，在奉天會戰以及日本海海戰中取得了勝利。但是，日本的作戰能力已經達到了極限，俄國也興起了革命運動等，兩國均陷入難以持續作戰狀態。因此，經美國介入，兩國於1905年9月締結《朴茨茅斯條約》，決定俄國（1）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勢，（2）將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長春以南的鐵路利權轉讓給日本，（3）割讓北緯50度以南的樺太（庫頁島），（4）承認日本在沿海州、勘察加沿岸的捕魚權。

由於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傷亡和損失都遠遠超過了甲午戰爭，而取得的利益卻又大大落後於甲午戰爭所取得的。並且日本還放棄了戰爭賠款的要求。因而在日本人心中造成了很大的落差，因而各界都強烈的攻擊政府。這種情緒在條約簽訂後達到了頂峯，終於在東京發展為伴隨着暴動的民眾運動，即日比谷燒打事件。 ^[3] 

1905年（明治38年）9月5日，在頭山滿、神鞭知常、佐佐友房和河野廣中等為代表的國權派團體主持下，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了反對媾和國民大會。與會羣眾和試圖阻撓大會的警察發生衝突。會後，羣眾襲擊國民新聞社、內務大臣府邸、基督教會、警察署和市內電車，燒燬十分之七的警察崗亭和派出所。暴動繼續到次日，政府發佈《戒嚴令》，出動軍隊。傷約五百人，死十七人。被捕者約達一千七百人，其中三百零八人被起訴，八十七人被判刑。參加者主要是不堪忍受物價飛漲和重税盤剝的工匠、職工、腳伕、車伕等城市各業勞動羣眾。他們因心懷不滿才釀成這次羣眾暴動。接着，暴動有蔓延到橫濱、神户一帶，全國各地都出現反對媾和運動，並通過反對媾和和追究內閣成員責任的決議。

透過這一事件，不難看出，對於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眾所關心的只是掠奪他國的財富，根本無視對別國的傷害。這種自私、狹隘、不論是非的民族主義，自然地縱容了當權者更加肆無忌憚地向他國伸出掠奪之手。

這一時期，大財閥們的資本進入了各產業，在金融、貿易、運輸等行業逐漸形成壟斷集團。政府繼續擴大軍需工廠的規模，大力保護民間重工業，使造船、煤炭、鋼鐵等工業生產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是，日本經濟實力仍然薄弱。為了籌措鉅額的軍費，日本政府已背上了英、美兩國的外債，財政壓力巨大。到1913年末，日本當年財政總收入為7.2億日元，而外債卻高達20.7億日元，與對外投資8.46億日元相抵後，外債淨額仍達12.24億日元。

此時的日本政界，軍部（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參謀本部的統稱）的政治地位獲得大幅度提高。1907年9月，軍部頒佈軍令，宣稱軍部是直屬天皇的軍令機關，獨立於國政之外，首相無權過問軍部事務。1908年又修改《參謀本部條令》，規定：“參謀本部掌管國防及用兵事項，參謀總長直屬天皇，運籌軍務於帷幄，掌管國防及用兵計劃。”將參謀本部的政治地位提高到政府和首相之上。

隨後，代表軍部勢力的桂太郎派，不顧日本國力狀況，一意主張擴大軍備，增設軍團。而以首相西園寺公望為代表的文官，則主張撤出遼東半島，鞏固對朝鮮和台灣的統治。兩派相互爭執，對立不斷加深。政府內閣也是你方下台我登場，拉鋸狀態三起三落。

日比谷(2張)

日比谷公園是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一個地區。同名的公園由東京都建設局所轄的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管理。公園面積161,636.66m²。

園內主要設施有市政會館、日比谷公會堂、大小的野外音樂堂、日比谷圖書館、網球場等。園內設有各種大小的花壇。 ^[4] 

至幕末時為佐賀鍋島家、萩毛利家的上屋敷位置，明治時代成為陸軍近衞師團的練兵場。其後，由本多靜六設計成“都市的公園”，1903年（明治36年）6月1日成為日本首個德國式洋風近代式公園。

是“全日本自動車Show”（現：東京Motor Show）的場地。亦是鐵道迷“鐵道之日”活動。著名的日比谷燒打事件就發生於此，所以使得它在日本的民權運動史上佔據着一個特殊地位。

日比谷燒打事件暴動收拾後輿論仍未平息，首相桂太郎和帶領立憲政友會的西園寺公望，私下舉行了會議。1906年1月桂內閣總職，第1次西園寺內閣成立了。事件過後，大正政變和西門子事件時發生民眾暴亂，讓掌權者體會到民眾力量，同時也成為“大正民主”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