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誌

東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漸強、野心日大，緣此中國的日本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而黃遵憲所撰《日本國誌》則是此期國人研究日本歷史，尤其是維新史的名作。曾任駐日參贊的黃遵憲有感於中國士大夫大多眼界狹隘、不悉外情，乃發奮撰寫了這部“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寄意深遠”的著作，以見聞之切、蒐羅之廣、才力之富，尚費時八年方告成功。但該書1887年刊行後更多地是受到日人的關注，至甲午戰敗，該書的價值才廣為國人所知，從而名滿海內。今天看來，《日本國誌》仍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而此次影印不僅選用目前最佳刻本為底本，且輔以綜述、索引等，使之成為內容完備、使用方便的全新版本。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國家無論大小在華均可攫取種種特權，這深深刺痛了黃遵憲的民族自尊心。門户被迫開放後，中外政府和民間的摩擦糾紛不斷產生，其結果總是以中方權利受損而結束。

黃遵憲逐漸認識到，正確地認識外國政治法律制度，妥善處理涉外事務乃是報效國家之正路。他通過實地考察“教案”，發現中國現有的法律制度與西方法律制度存在巨大的差異，正是這種差距成為西方列強迫使中國放棄“治外法權”的口實。於是，在黃遵憲獨立自由研究的思想體系中，增加了對法律問題的關注和思考，這是他憲政思想產生的又一契入點。

1871年，中國與日本締結了《中日修好條規》。黃遵憲受命出任第一任駐日參贊。在日期間（1877－1882）黃遵憲對原屬於中華法系的日本在法律制度方面發生的鉅變，認真進行實地調研並開始着手撰寫《日本國誌》，以期為中國擺脱困辱提供借鑑。黃遵憲清醒地認識到，日本脱亞入歐，走上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一個根本的標誌是結束了東方的人治傳統模式，走向西方式的法治社會。於是，黃遵憲在對日本全面的評介中留意其法律的進步，尤其是關注日本憲政制度的變化，從而逐漸形成他的憲政思想。

黃遵憲花費8年時間完成的《日本國誌》，共12志40卷50萬字。此書“是近代中國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黃遵憲在《日本國誌》對日本剛剛進行的西方式的憲政改革的介紹和他初步形成的憲政思想，對於處在與日本明治維新前同樣困境的清政府來説，是非常急需參照的理論和經驗。但遺憾的是，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書稿完成8年後（1895年）才得以正式刊行。隨着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法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尋求中國法律改革之路過程中，黃遵憲的《日本國誌》開始受到清末各個階層的重視，並逐漸融入進中國近代憲政理論和實踐之中。

引用古籍據薛福成序，黃遵憲編纂《日本國誌》時“採書至二百餘種”，這些書籍包括中日兩國的正史、野史、筆記、雜錄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國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國史紀事本末》，賴山陽的《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巖垣松苗的《國史略》，蒲生秀實的《山陵志》、《職官志》，以及《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懷風藻》、《扶桑集》、《扶桑略記》、《凌雲集》、《延喜式》、《類聚三代格》、《吾妻鏡》、《徂徠集》、《江户繁昌記》等。

另據研究，《禮俗志》中不少條目多采自江户時期漢學家村瀨栲亭的漢文著作《藝苑日涉》。而有關明治維新 後的資料，據黃遵憲介紹，“所據多佈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可知主要採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佈告以及各省官年報。據考證，《地理志》所據材料，多采自地理寮地誌課本、明毅等編撰的《日本地誌提要》。

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州（梅州）人，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觀日道人、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鷹紅館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拜鵑人等。黃遵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詩人、外交家、史學家和思想家。

他出生於一個衣食無憂的封建官僚家庭。但他所處的時代卻是內憂外患的亂世。“方今大勢，實為四千年之所未有，堯舜禹場之所未及料。執古人之方，以藥今日之疾，未見其可。”當黃遵憲循着傳統科舉之路實現其報國之志時，考試“三戰三敗”的挫折使其體悟到科舉舊制的弊端。他指出，這種考試的導致“袒漢誇考據，媚宋爭義理，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茫茫宇宙間，萬事等兒戲”風氣蔓延。他認為，處在危局中的國家，在用人上應是“拔擢盡豪傑，力能扶危顛”。為擺脱舊制束縛，他喊出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口號。

黃遵憲敢於進行自己獨立思考的勇氣，被譽為中國近代思想啓蒙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思想解放的人。這是他能夠超越同時代人，睜眼看世界，從國外找尋救國救民真理的思想原生點，也是他能夠接受外來憲法思想，並進行獨立思辨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思想條件。

作為清政府首任駐日參贊——黃遵憲在出使日本期間（1877－1882），自覺地承擔起“採風問俗”，為“朝廷諮諏詢謀”之責。

他先後撰寫了《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對剛剛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的社會變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日本國誌》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

在《日本國誌》中黃遵憲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制度進行全面地客觀介紹。其中，該書對日本憲政制度改革現狀的評介，為近代中國輸入了全新的憲政理論思想，同時也為清末的憲政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