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學

傳入：儒學東渡

據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15年(公元284年)百濟博士王仁應邀到達日本，帶去10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記》也有類似的記載。 這是中國儒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此後，中國儒學在日本逐漸傳播，對其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宗教及藝術等產生廣泛 而深刻的影響，加速了日本的文明進程。

早期日本儒學（飛鳥 、奈良、平安時代）；

早期的日本儒學主要依附於佛教之下。從聖德太子進行推古朝改革後，到孝德天皇進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寶元年，制定《大寶律令》，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學治國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採用的標誌。

（鎌倉、室町時代）；

鎌倉時代（1192-1333）中期，中國儒學的新發展——宋學傳入日本。

從鎌倉時代起，大量中國宋儒的經典被中國禪僧和日本僧人帶來了日本。中國禪僧對儒學在日本的傳播也起了推動作用，這些禪僧，到日本後在傳播禪學的同時，主要還介紹朱熹、二程和楊雄的著作和思想，促進了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

南北朝和足利氏時代（室町時代）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關係，並不要求把儒學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而僅僅是把它同神道及老莊思想一起保存下來作為從屬於佛教的一種教養而已。雖然當時儒學成為了當時盛行的禪宗僧侶們的必須之一，但它還是包含在佛教當中，由此看出在這段時期，儒家思想只是佛教的一個從屬品。

但也正因為佛教傳播與政治掛鈎，因而也容易受到了政治動盪的影響，其中對佛教鼎盛的勢力產生較大影響的轉變來自於日本進入下克上的戰國時代。

14世紀室町時代初期，在日本的禪僧和貴族當中也出現了一些研究和講授儒學的日本先河。例如，研究朱子學的“五山僧侶”，他們幾乎佔據了當時的日本儒學。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研究儒學的上層公卿貴族學者，使這個階段的新的儒學慢慢地深入進了宮廷。

一直到16世紀時，禪僧獨佔儒學的局面才被逐步打破，在“五山僧侶”之後形成了“博士公卿派”“薩南學派”“海南學派”三個研究宋儒的學派。這表明儒學不再僅僅侷限於上層社會了，而是向着普及化的方向發展了。

到了室町時代末期，在關西、土佐等地方，儒學思想逐漸佔了主要地位，並且成為該地區統治的思想基礎。

三、儒學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户時代）；

江户時代（1603-1867）是日本社會的最後一個封建時代。經過戰國時代的混亂，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治體制——幕藩體制。進入江户時代以後，儒家思想上升到統治地位，儒學在此階段進入了它在日本的興盛時期。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學者推崇儒學，尤為推崇《論語》。然而由於日本不受科舉制度的束縛，對《論語》的解釋比中國要自由得多。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日本出現了研究儒學的不同派別。各學派之間的學術觀點各異，於是各派之間展開了學術爭鳴，猶如百花齊放，爭相鬥豔，使學術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發展。

一般把江户時代的儒學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朱子學的興盛時期；

第二時期是陽明學興起並與朱子學相對立時期；

第三時期是古學派的崛起與朱子學相抗衡時期。

四、資本主義時代的日本儒學 。

到明治時期，日本的儒學總體上已經同中國本土儒學產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學被改造為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們，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揚的是儒學和武運的結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結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與儒學糅合為一體。所謂“和魂漢才”，正如中國的“中體西用”一樣，骨子裏必須是“和魂”，儒學是用來支持“皇道”的。中國孔子的正宗傳人孟子，因為有較為明顯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願意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