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

全書分中下三部。上部寫在天津某工程局工作的青年工程師王鈞凱應聘於美國亞羅鎮工程局，臨行前因寒熱病而不得不推遲行程。在朋友默君的熱心幫助下，他來到了鄉下默君家裏休養，在養病期間與默君的妹妹藴青產生了感情，但因他們的家庭各自都給他們包辦了婚姻，遂中斷了這段情緣。中部寫王鈞凱來到美國後，得到了熱情好客、關注中美關係的美國同事克拉先生一家的善待。克拉先生的年輕貌美的女兒克拉小姐（安娜）對他一見鍾情，而鈞凱卻被加利福尼亞大學法蘭西文學科的瑪格萊沉靜中閃耀熱情的氣質所吸引。瑪格萊告訴鈞凱，她本來愛上一個貧窮的小説家，但父母卻讓她嫁給一個有錢人，她只有逃出家庭以尋求自己的愛情。在瑪格萊身上，鈞凱看到他所需要的那種反抗的力，那種“對於革命的共同的熱忱，對於相互的過去的共同的憐憫，對於未來的共同的奮鬥，把他們倆——鈞凱與瑪格萊——的運命連綰在一起了”。他決定回國革命。安娜不堪失戀的痛苦而投湖自殺。不料，瑪格萊臨行前突患重病去世，王鈞凱只好獨自回國。下部寫王鈞凱化悲痛為力量，加入大中華獨立黨，作為其中的一員主將積極組織武裝反抗舊制度的革命鬥爭，不幸在一次戰鬥中英雄獻身。 ^[1] 

這部小説是“北伐革命”激浪下的產物,也可看作五四青年要求擺脱“彷徨”、衝破“鐵屋子”的先聲。此年春天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在南方揭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即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震動，也給小説敍事帶來了新的動力。眾所周知，“十月革命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但是在1924年之後，馬列主義及無產階級等觀念，伴隨着共產國際及蘇俄的實際權力機制的進一步加入，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逐漸生根發芽，尤其對後來的“左派”作家產生持續的影響。他們竭力擺脱革命失敗的歷史夢魘，而訴諸“革命”的理想空間，這新一輪的國族想象，意味着在新的國際跨文化背景裏，馬克思主義以邊緣政治的方式對新文學的全面“整頓”。雖然在“革命加戀愛”小説中那些階級或民族的“革命”主體政治上先天不足，意識形態上含有新的外來文化強行切入的痕跡，在文學機體上再度人為地留下肉體和心靈的創傷。

《旅途》大致根據張聞天自己在美國的生活經驗，而鈞凱對於崇拜金錢物質的美國文化的詛咒，其實也是作者的聲音。因此當鈞凱從瑪格萊口中聽到“像美國現在這樣，決沒有什麼自由和光明”時，他即刻就產生共鳴。 ^[2] 

據記載，張聞天於1922年8月乘中國郵船公司的“南京號”郵船赴美留學，1924年1月乘美國“林肯號”郵船返回上海，在美期間共1年4個月。由於是自費留學，他在美的生活很拮据，也很不如意，常常感到孤獨和苦悶，心情也壞到了極點。生活的窘迫和環境的壓抑使張聞天在美國僅呆了一年四個月就急切地回國。回國後一個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動筆，5月6日便草就了他的長篇小説《旅途》，以浪漫的暢想顛覆了留學生題材中的“弱國子民”形象，完成了心理歷史化的審美書寫。 ^[1] 

1924年2月張聞天着手小説《旅途》的創作。5月6日，完成了《旅途》的創作。 ^[3] 

在現代文學史上是僅晚於張資平《沖積期化石》、王統照《一葉》（皆於1922年出版）的最早的長篇小説。 ^[4] 

張聞天的《旅途》之所以值得在“革命加戀愛”小説的語境里加以討論，在於它見證了被後來的革命正典化所抹去的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一環，即1924年孫中山的“北伐”及其所揭櫫的“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旗號激起了青年的熱烈反向，使他們掙脱絕望心態而“走向民間”。一大批知識精英如郭沫若、張資平、茅盾等紛紛奔赴北伐前線，如蔣光慈《少年飄泊者》、丁玲《韋護》等小説都以主人公去廣東投身於北伐作為結局，皆見證了這一歷史運動。但這一“五四”思想的環節後來被“五卅”的神話——正如茅盾的《虹》所建構的——所取代。如果説“革命加戀愛”小説的最初動力在於如何使革命通過戀愛而得到自然化，由是融入血脈而變得天經地義，當此過渡性任務一旦完成，即“歷史必然”的鐵律一旦建立，革命自身已具道德權威，於是戀愛在文學中的表現多半成為革命的點綴或商業上的效果。就現代中國更為深刻的文化變遷而言，“革命加戀愛”所起的作用，在於將小説話語從私人空間轉向公共空間，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及其權力的擴張相一致。 ^[2] 

這是早期革命家張聞天唯一的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説，小説出版不久，這位更重視實際工作的革命者就投身於革命運動了。 ^[1] 

作為葉紹鈞的《倪煥之》出現以前，《旅途》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説中最有分量、最值得人們注意的一部”，《旅途》的確是一部在某種意義上開風氣之先的作品：此後左翼文學“革命加戀愛”小説，及以徐、無名氏為代表的後期浪漫派小説，都可以看到《旅途》的印痕。同時應注意到，《旅途》開啓了現代小説中突出的政治化寫作維度，鈞凱由知識階層一躍而為革命者“，其人生命運軌跡改變的過於戲劇性，恰恰是與作家對劇烈動盪的政治現實的理解緊密相連的。”更重要的是，《旅途》不同於鴛蝴小説之處，在於增添了一種明顯的現代性質素，即通過對大自然的讚頌，強烈質疑了現代工業文明的弊病。 ^[4] 

藝術畢竟是生活的反映，儘管作家以浪漫主義的情調書寫了文學表現革命與愛情的新圖式，但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迫使他只能以安娜的殉情和瑪格萊的病逝來中斷這段充滿烏托邦色彩的愛情悲歌。可以設想：如果讓她們中間的任何一位活下來與鈞凱成婚，或與鈞凱一起東渡中國參加革命，既於史無徵，又於實無影，這對於文學研究會成員之一的張聞天來説，實在是一個棘手的難題。無論如何，理想畢竟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只有中止她們兩人的生命才能使革命的主題得以延續。從作家的經歷看，這也恰能一統革命家獻身革命的偉大實踐，但從創作的角度而言，這是藝術的敗筆，也是作家無可奈何的藝術選擇。不過，如果我們將這一問題放在新文學的發展史上看，《旅途》所充滿的強烈的精神自居感的理想主義品格，是“五四”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義精髓的承續，作家所書寫的愛情與革命的浪漫暢想，不僅開啓了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也創造了革命文學的新範式，為後來的革命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鑑的藍本，雖然作家在歷史心理化的書寫策略中呈現出過於個人化的傾向，也顯露出人物與結構的破綻，但作為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革命浪漫主義長篇小説而言，這不僅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旅途》的愛情與革命，有一種為文造情的不自然性，無論是人物抑或情節都有很濃重的公式化痕跡與主觀臆想成分。男主人公以革命犧牲來擺脱情感糾結，有一種一了百了的草率逃避性質。 ^[4] 

《旅途》初刊於1924年《小説月報》第15卷第5-7號、9-12號，1925年1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出版。 ^{[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