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夏

1898年8月方維夏進入湖南優級師範博物科，畢業後在中學任教。1905年8月，考入日本東京農業大學，專攻農業科學，1910年學成回國。1911年夏到1918年夏，應中路師範(1912年改為湖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聘請任農業、博物教員和學監主任，政治上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和賣國行為；教學上，用很大精力編寫出《中等學校農業教科書》上、中、下三冊，所編的《兒童訓育法詢》被教育界譽為"試辦小學之良法善本";對學生強調民主管理，培養自治能力。1936年犧牲於湖南桂東縣。

方維夏14歲輟學在家，一面自學，一面務農。他嚮往陶淵明的田園生活，一心想做不隨俗流，不入污泥的“雅士”，因屋場周圍有翠竹環繞，遂自號“竹雅”。族中一些長輩因他不應“歲考”，斥他為“不承父志”，他也毫不介意。只是母苦親勸要他隨當刑名師爺的堂伯方仁階到縣衙補個“學習文案”的差使時，他才勉強從命。 ^[1] 

方維夏在縣衙門學習文案期間，持自廉正，一塵不染，曾贏得“方聖人”的稱譽。有次，方仁階對縣城景福堂的老闆劉團福姦污佃户楊南山的兒媳致死，並將其兒子打成重傷的案件不作處理，反而串通縣太爺索賄枉法，他十分氣憤，把方仁階分給他的一份賄銀丟在桌上説：“我不能要這昧良心的黑錢!”捲起鋪蓋，就回家去了。

縣衙的黑暗，加上當時康、梁變法維新、救亡圖存思想對他的影響，使方維夏再也無法安心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他經過反覆考慮，決心獻身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為己任，走“教育救國”的道路。1906年2月，在母親的支持下，他到長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師範學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簡易科，同年7月畢業。從此，開始他新的生活的追求。

1907年，方維夏在家鄉長壽街創辦了長壽高等小學堂，併兼任校長。

1908年，湖南優級師範開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數學、地理四科，每科各取60名。為了深造，方維夏於是年投考這所學校，9月入學，在博物科(選科)學習。當時，按照清政府學部的規定：在優師選科畢業而成績最優的學生，進京複試及格，可獎給舉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許多學生大都埋頭讀書，希圖入京複試，而他卻關心國家安危和社會風雲。這年長沙發生饑民搶米風潮後，他得知家鄉河對岸鮫魚潭所存的幾百擔備荒積穀，被堂伯方仁階把持，要運往江西高價出售時，便立即趕回家鄉，發動幾百饑民，在一天夜裏挑着籮筐，擎着火把，把鮫魚潭的積穀全分了。

1910年12月，方維夏在優師畢業，即受聘到嶽郡四縣聯中任教。他在任教期間，曾撰寫《非親論》一文，否定“愚忠”、“愚孝”的倫理觀念，更反對有人以“盡忠”、“盡孝”為幌子來達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篇文章引得一些自稱“嶽州名士”的封建遺老遺少捶胸頓足，把它視為對中國傳統禮教的叛逆。

1911—1918年應留日好友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孔昭綬之邀，返回母校任教，在該校擔任學監主任兼教農業、博物等課，併到周南女校等校兼課。在一師工作的七年期間，他政治上堅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反對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後的賣國獨裁統治。特別是在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之後，他非常憤慨。他還聯絡徐特立、楊昌濟、王季範、袁仲謙等教師給一師一名反動分子寫信，揭露其甘當袁世凱鼓吹帝制走狗的醜惡面目和無恥行徑，聲言要與之鬥爭到底，迫使他不敢在一師公開活動。

在教學上，他注意教學聯繫實際。教博物課時，經常帶領學生去嶽麓山採集各種標本進行現場講授。任農業課主任教員時，除編寫有《中等學校農業教科書》外，還常帶領學生開闢實習園地，從事種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實踐操作，既激發了學生對博物、農業學科的學習積極性，又美化了學校的教學環境。在任學監期間，他為學校編制各科各年級的教學內容表，具體指導各科各年級的教學。他編的《兒童訓育法詢》，曾被教育界人士譽為“誠辦小學之良法善本”，並推廣使用。

在對學生的管理上，他堅持民主管理方針，積極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他曾將毛澤東看做是自己“最好的一個學生”。1915年上學期，毛澤東寫了一份反對校長張乾的傳單，經他和徐特立、楊昌濟、王季範等再三力爭，才使毛澤東免被開除學籍。1917年10月，他以學監主任身份代理學友會會長時，曾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確定學友會各部部長由高年級學生擔任，教員只從旁輔導。同時確定原由一師和附小兩部教員試辦的夜校，也交學友會來辦，以鍛鍊學生的教學能力，並撥出400銀元作為辦學經費。他還和校長孔紹綬商定，在學校當局開行政會或教務會時，也吸收學友會代表參加，為湖南教育界首創學友會高度自治的良好風氣。

1918年暑假，一師孔昭綬校長因張敬堯部混成旅佔據學校，使學生無法安心聽課，學校經費亦無着落，憤而辭職。方維夏與孔校長私交甚篤，誓同進退，決定辭職赴日留學。

同年秋，方維夏東渡日本，考入東京農業大學。1920年4月，他學成回國到達上海，立即投入湖南代表團在這裏進行的驅逐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鬥爭，並擔任聯絡工作。

驅張鬥爭勝利後，方維夏應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的邀請，出任政務廳教育科(亦稱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長。與此同時，他又被省教育界人士推舉為省教育會會長。在他的主持下，湖南教育出現了新的生機，反映在“一為教育經費獨立，一為私立學校增加，一為學校內容革新”。有人説，湖南教育能有這些成果與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方維夏還十分重視新文化在城鄉的傳播。1920年8月，當毛澤東等在長沙發起籌辦文化書社時，他竭力支持，成為書社總社36名社員之一，曾兩次向書社投資。11月3日，他和李六如等還辦了平江文化書社。這是文化書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個分社。與此同時，他和毛澤東、彭璜、姜濟寰、易培基、何叔衡等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他十分強調對“俄國的國家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由於他積極參與倡導，使俄羅斯研究會成為湖南“公開研究社會主義之團體”。此外，他還提出大力發展平民教育，積極支持各工廠開辦工人夜校等。

方維夏在湖南教育界的聲望是很高的。早在1918年，他就被補選為省議員。到1922年3月，雖然趙恆惕已取代譚延闓掌握全省軍政大權，排擠他這個受譚延闓器重的人，但他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數之一者當選為新的省議員。7月，他代表湖南省教育會赴濟南參加籌備全國教育經費委員會會議。會議主要研究以充作教育經費的庚子賠款使用問題。他在會上不贊成多數人主張以賠款作為充實國立大學圖書館、派遣留學生和設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館、美術館等的經費的意見，認為重點應放在支持初、中兩級教育和義務教育、社會教育事業上。由於他的堅持，使會議最終作出俟辦法籌定後，將詳細理由再電各省教育會徵求同意的決定。

方維夏從濟南開會回到長沙後，積極支持湖南工人運動。他利用省議會的講台，一面公開表示對長沙織造、泥木、縫紉、理髮、筆業、鉛印活版等工人罷工鬥爭的支持，一面揭穿趙恆惕倡導所謂“聯省自治”的騙局。他用趙恆惕勾結北洋軍閥吳佩孚，販賣鴉片等罪惡事實，指出所謂“聯省自治”，不過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據、禍國殃民之實，使省議會中的“擁趙”議員目瞪口呆，狼狽不堪。趙恆惕曾幾次派人想收買他，威脅他，他始終不屈，毫不動搖，並對人説：趙恆惕想收買我，這是找錯了對象。

1923年譚(延闓)、趙(恆惕)戰爭結束後，趙恆惕對他這個所謂譚派人物下達了拘捕的密令。這時，他在湖南中共黨組織的關懷和幫助下，秘密出走廣州，開始了他新的革命鬥爭歷程。

1924年初，方維夏到達廣州，任湘軍第五軍秘書長，並在湘軍中的國民黨特別黨部籌備處負責。同年11月，經李六如介紹和中共廣東區委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方維夏在湘軍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工作。他除請孫中山向湘軍官兵作講演外，還印發了不少有關講述三民主義、國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冊子。他經常下到各營、連和士兵促膝談心，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並向廖仲凱寫信，籲請務必設法妥善解決湘軍的待遇問題。1925年1月，他被譚延闓任命為設在廣州的湘軍講武堂(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他為講武堂擬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計劃，嚴格組織實施，並親自給學員講課。他還請毛澤東等人到講武堂作報告，組織學員參加廣州工農兵的示威遊行，大大提高了湘軍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

1925年7月初，國民政府正式在廣州成立。8月，譚延闓所部湘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下轄第四、五、六師和一個教導師。方維夏被任命為五師黨代表。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第二軍第五師開始留守南雄，擔任廣東方面的警戒任務，隨後又奉命同二軍其他各師去江西作戰。方維夏隨師做政治工作。五師在參加攻克南昌的戰役後，1927年3月又參加攻打南京的戰役。經過激烈戰鬥，於24日攻下南京。

當晚，方維夏目睹美、英帝國主義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向南京開炮，滿街房屋被炸，老百姓血肉橫飛的慘狀，十分憤慨；同時他又對蔣介石密電説上海南京外國人多，要他們注意關係感到困惑。局勢的變化，使他不得不認真考慮革命的去向問題。

恰恰在這時，上海黨中央派彭述之來到南京，向他和蕭勁光(二軍六師黨代表)、李六如(二軍四師黨代表)、謝文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主要幹部談了帝國主義想從內部分化國共合作，估計蔣介石可能叛變，但沒有談軍隊和各地的黨組織應如何準備應變的問題。這仍然使他感到抓不到要領，內心十分苦悶。不幾天，五師奉令隨二軍從南京渡江進駐浦口、明光、蚌埠一帶後，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武漢方面來電要二軍開赴武漢。在二軍代軍長魯滌平召開的師以上幹部會上，方維夏和黨內同志堅決主張與武漢國民政府聯合討蔣，得到了魯滌平等人的贊同。當部隊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黃梅一帶時，他又和李六如、蕭勁光在二軍中開展“討蔣運動”，提出“反對獨裁”、“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部隊開到武漢擔任武昌的衞戍任務後，他又投入了武漢羣眾的反蔣鬥爭。

1927年七一五政變後，武漢處於白色恐怖之中。這時，周恩來通知他在7月底以前趕去南昌參加起義。28日，方維夏和徐特立、張國基等人從武漢乘船動身，於當天到達九江，然後換乘南潯路火車在德安下車，再乘汽車到達南昌。

方維夏到南昌後，在賀龍所率第二十軍第一師任黨代表，師長是賀錦齋。他們住在江西大旅社，門外掛着二十軍第一師司令部的牌子，實際上這裏是起義軍的總指揮部。為了保證起義的順利進行，他曾向賀龍建議將二十軍內不可靠的連長儘先撤換掉，並讓共產黨員擔任連指導員。賀龍採納了這一意見。8月1日凌晨，當起義戰鬥打響時，他和賀錦齋帶領一師向南昌駐軍第五路軍總指揮部進攻。他們冒着炮火，指揮部隊爬上鼓樓，把敵人壓縮到院子裏包圍起來，最後迫使敵人舉手投降。起義勝利後，他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

8月4日，方維夏隨第一師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這時，他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擻，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數百里，不以為苦。9月20日前後，部隊進入潮汕地區，他還應當地農民的要求，指揮部隊消滅了揭陽西南炮台市附近一股力量較大的地主武裝。

起義軍南下時，因賀錦齋代理賀龍指揮第二十軍，方維夏同副師長歐學海擔負着一師的指揮任務。不幸的是，部隊在潮汕被包圍，損失很大。當他和歐學海帶領一部分隊伍突出重圍後，又與總指揮部失去聯繫，便按前敵委員會原來的命令，向陸豐方向轉移。

在這關鍵時刻，副師長歐學海卻以“起義失敗”為辭，企圖瓦解軍心，帶隊叛變。方維夏立即挺身而出批駁歐學海的讕言，帶領隊伍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士兵向歐學海展開堅決的鬥爭。歐學海執迷不悟，臨陣逃跑後，他帶領部隊繼續前進，不料1927年10月10日上午將到陸豐時，又陷入敵東路軍兩個師的包圍。經過激戰，他帶領一部分人衝出重圍，來到廣州。接着，他又投入了1927年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雖先後均告失敗，但卻沒有動搖方維夏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他始終保持着旺盛的鬥志。

1928年6月中旬，方維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來到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這裏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結束後，他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當時同在這個班學習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共產黨人。在學習期間，他對王明等人藉機打擊與自己不同意見的同學一事向支部局提了意見，因而遭到了他們的圍攻，説他受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的利用，還攻擊他早年與譚延闓關係密切，社會關係複雜，在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開除了他的黨籍。面對這不正常的黨內生活，他自認為對黨問心無愧，決心據理力爭，把問題弄個明白。在徐特立、何叔衡等人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理直氣壯地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提出上訴。經過鬥爭，他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黨籍也恢復了。

1931年春，方維夏從蘇聯回到上海，被黨中央派往蘇區工作擔任閩西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11月調往瑞金任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他根據毛澤東指示，帶領全廳同志，採取有力措施，積極開展反封鎖鬥爭，較好地保證了中央機關的供給和需要；同時提倡節約，並以身作則，粗衣糲食，艱苦樸素。有次，他還把按規定分給他的一件棉衣送回倉庫，在幹部戰士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受到廣泛讚揚。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年夏，方維夏被派往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任教育部長。為了發展省蘇區的文化教育，他在全區大力開展羣眾性的辦學和識字運動。在短時間內，全區就辦起了700餘所列寧初級小學，800所工農夜校，三所女子職業學校，30餘所女子半日制學校，建立了30多個業餘劇團，創辦了《紅色湘贛》、《湘贛鬥爭》等13種小報和刊物。他還主持編印了一冊《識字課本》，內容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讀來琅琅上口，既能識字，又是政治教材。

方維夏在湘贛蘇區擔任教育部長時，還兼任司法部部長。在工作中，他對“左”傾錯誤的懲辦政策不滿，在11月召開的第三次省黨代會上，曾就此提了不同意見。他同時還寫過一篇關於蘇維埃選舉的文章，就建立強有力的蘇維埃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是，他這些中肯的意見卻被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士傑(後叛變)指責為有“託派思想”，開會鬥爭他，撤了他的部長職務。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湘贛蘇區幾乎全部被敵人佔領。在這異常艱苦的歲月裏，方維夏率100多人槍，執行湘贛省委開闢新的游擊區的指示，到以東邊山、西邊山為中心的湘粵贛三省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方維夏率這支小部隊到達桂東後，與在這裏堅持鬥爭的湘贛紅軍獨立第四團會合，在桂東、資興、酃縣、遂川、上猶一帶多次與敵交戰。由於敵眾我寡，戰鬥失利，損失較大，曾退至桂東普樂東水休整。殘酷的環境，使意志薄弱者發生了動搖。11月，紅四團團長和政委等給隊伍造成極大的混亂。

在這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方維夏挺身而出，獨撐危局，克服困難，重新收集紅四團約八九十人槍，轉戰於桂東東邊山的上下莊、青銅、泥塘一帶，繼續堅持遊擊鬥爭。不久，他率部與桂東遊擊隊會合，連續在新坊、龍溪、青石、麟潭等地打了一些勝仗，又在桂東東邊山建立了根據地，隊伍不斷髮展壯大起來，成為當地堅持游擊戰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1935年4月，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領贛南遊擊隊約300人槍，由油山經崇義、大餘邊境來到東邊山，與方維夏收集、整頓的紅四團餘部以及桂東遊擊隊會師。不久，項英、陳毅又命遊世雄率百餘人來到湘南，與蔡會文會合，正式組建了湘粵贛紅軍遊擊支隊(又稱湘南紅軍游擊隊)，同時成立中共湘贛特委，方維夏被任命為特委宣傳部長。 ^[1] 

從此，方維夏全力從事根據地的建設和游擊隊的發展工作，迅速打開了湘南遊擊戰爭的局面。游擊隊在艱苦的戰鬥中，發展到1000多人，形成了以桂東的東西兩邊山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東、汝城、資興、酃縣、郴縣，贛南的上猶、崇義、大餘、遂川，粵北的始興、南雄等縣的邊界，縱橫數百里的游擊隊活動區域。

湘南遊擊隊和根據地的不斷髮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恐懼，湘粵贛三省敵人不斷增兵“進剿”，對根據地進行嚴密封鎖，叫嚷“不把共軍打死，也要燒山把他們燒死，燒不死就把他們餓死、困死。” ^[1] 

1935年夏季，游擊隊被迫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每一二十人編成一隊堅持鬥爭。10月初，方維夏在桂東上下莊一帶被敵人圍困，只帶了一個警衞員和一個通訊員隱蔽在仙背山，給養一天比一天困難。這時，曾給他送過糧食的游擊隊員黃猷斌、郭先古、黃光古被捕叛變。他們按照沙田鄉鄉長郭英汾的指使，又以送糧為名，來到他的住地，對他説：“這裏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別的地方打廠(搭棚)才行。”方維夏信以為真，即要警衞員與通迅員隨黃猷斌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廠”。當晚，他的警衞員和通訊員即被殺害。 ^[1] 

第二天清晨，黃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這時，方維夏正在煮飯，毫無防備，被郭先古一槍打死。遇害時55歲。 ^[1] 

方維夏的頭顱被黃等人殘忍地砍了下來，拿到桂東縣縣長張文晶處領賞，領到賞金300元。他的頭顱被掛在縣城下黃橋“示眾”。幾天後，又送往長沙，向何鍵領取賞金。 ^[1] 

方維夏犧牲時，他的學生方暨南等於1948年在他的家鄉建立一座衣冠眆，並刻碑紀念。殺害他的兇手之一黃猷斌，在新中國成立後被人民政府處決，以慰烈士在天之靈。 ^[1] 

1918年8月後，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時，一師校舍被軍隊佔駐，他和校長孔紹綬憤而辭職，積極投入驅逐張敬堯的鬥爭。譚延闓任湖南省督軍兼省長時，被聘為省長公署教育科長、湖南省教育會會長。1920年8月，與何叔衡、毛澤東等在長沙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並積極贊助毛澤東等創辦文化書社，還聯絡李六如等籌辦文化書社平江分社。 ^[2] 

1922年，任湖南省議員，利用省議會公開反對趙恆惕勾結吳佩孚和販賣鴉片等行徑。趙恆惕幾次派人收買和恐嚇，他都不屈服。翌年底，趙恆惕密令拘捕，才秘密出走廣州。開始在湘軍第五軍任秘書長，後被調到湘軍總司令部任國民黨特別黨部常務委員、湘軍講武堂(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1924年11月，經李六如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五師黨代表，參加北伐，撰寫《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過去和將來》一文，致力於加強第二軍的政治工作。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二十軍第一師黨代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後隨起義軍轉戰廣東潮汕地區，並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6月中旬，黨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春回國，到中央蘇區工作，任閩西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後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1933年調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兼司法部長。其間，創辦列寧初級小學700多所，工農夜校800所，並辦有《紅色湘贛》、《湘贛鬥爭》等小報刊13種，還主編《識字課本》一冊，為湘贛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北上後，被留在湘贛邊區堅持游擊戰爭。後與湘贛紅軍獨立第四團會合，在湘贛邊幾縣與敵作戰，損失較大。紅四團幾個主要幹部動搖叛變，在部隊處於存亡關頭，他挺身而出，重新收集紅四團餘部，在桂東東邊山建立遊擊根據地。1935年4月，率部與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所率游擊隊會師，組建湘粵贛紅軍遊擊支隊，同時建立湘粵贛特委，任特委宣傳部長，不久隊伍發展到100多人。此時，他雖年過半百，身染重病，仍然英勇頑強，堅持鬥爭。1936年4月23日，由於叛徒告密，在桂東沙田仙背山，與夫人一同英勇犧牲，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流盡最後一滴血。 ^[2] 

“志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驅為羣裂”。方維夏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他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中共桂東縣委，桂東縣人民政府根據羣眾的意願，將縣城中心的主要街道命名為維夏路，以志紀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