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徨

原名袁金元。上海人士。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在上海讀書，後參加新四軍，在教導隊畢業後任老一團文工隊員，皖南事變後曾入上饒集中營。1943年後任鹽阜區宣傳部文工團副團長，山東省文協專業作家。1949年後任中央電影局編導，山東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珠江電影製片廠導演。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

著有長篇小説《菱荷豔》，長詩《紅日初升》，電影文學劇本《上饒集中營》(副導演)、《兩個巡邏兵》、《敢想敢做的人》、《逆風千里》等。科教片《水土保持》（撰稿）獲意大利威尼斯三等獎。

方徨1916 年生於蘇州。1925 年，剛剛十歲的方徨，隨着全家從蘇州到了上海。他的父親是個裱畫匠，整日裱糊字畫，有時也為面盆、鏡框等小用具畫點花鳥蟲魚，終日不停地辛勤勞動，才混個半飽。在這種境況下，方徨只在一個不收學費、書費的學堂裏讀了一年書。當時只有十三歲的方徨就不得不到一家做玻璃瓶的小作坊當學徒。學徒工只混得一天三頓飯，冬天連一件棉衣也沒有，還得成天把手浸在冰涼徹骨的水裏洗涮玻璃瓶，晚上則蜷縮在作坊的角落裏，裹着破被睡覺；到了夏天，常常在廣告牌下面的草地上露宿。三年滿了師，方徨先後在兩家玻璃廠做工。從每月五、六元工資，增加到九元，但仍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可他還想方設法省下一、兩毛錢，鑽進三、四等電影院去看一場電影。這是他唯一的文娛生活。就在這一段經歷中，他和電影結了緣。

抗日戰爭爆發了。“八·一三”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閘北區，方徨做工的玻璃廠也在炮火中燒燬了。一夜之間他變成了難民，流浪在上海租界的街頭。他每天到浦東同鄉會門口去領施捨給難民的麪包。最後，他只好進了八仙橋國恩寺難民收容所。所裏有一個職員將二十多個貧苦工農集中起來，成立了一個學習班。方徨也參加了。在這裏，方徨學習拉丁化拼音文字。開始讀的第一本小説是肖紅的《生死場》。有人給他們上課，講中國共產黨黨史，講二萬五千里長徵的故事，講唯物辯證法 ，還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上海方言話劇。方徨參加了話劇演出。他扮演的第一個角色是在“五卅”慘案中犧牲的烈士顧正紅。他們的話劇在各個難民收容所演出，喚起人們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識。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把原來的姓名袁全元改為方徨。

1926年在上海讀書，後參加新四軍，在教導隊畢業後任老一團文工隊員。“皖南事變”後曾入上饒集中營。

1943年後任鹽阜區宣傳部文工團副團長，山東省文協專業作家，1949年後歷任中央電影局編導，山東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珠江電影製片廠導演。

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

1949年，擔任影片《三毛流浪記》的劇務工作。10 月，被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從事編導工作，從此，正式進入電影行列。1952 年，參加故事片《上饒集中營》的攝製，擔任副導演。接着同張客合作拍攝影片《閩江桔子紅》。1953年，調到上海科教片廠，拍了三部片子，其中《水土保持》獲得文化部頒發的三等獎。

1955 年，被調入上海電影製片廠，獨立導演影片《誰是兇手》《兩個巡邏兵》《不老松》等。

1958 年底，調往山東電影製片廠任副廠長兼導演，拍攝影片《敢想敢做的人》。

1961 年，調到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

1964 年，完成了故事片《逆風千里》，因該片被“四人幫”打為“叛徒”。粉碎“四人幫”後，本人及其作品《逆風千里》才得到平反。

1938 年夏，各難民收容所的地下黨秘密動員一些貧苦工農和愛國青年去皖南參加新四軍。方徨滿懷着抗日的激情報名參加了。在上海各個難民收容所裏集中了四、五百名決心抗日的青年，以“慈善總會”出面，假借遣散難民的名義由上海地下黨負責帶領，從上海坐船經温州轉赴皖南，步行了一個多月到達新四軍軍部雲嶺。方徨找到了自己的隊伍。從此，他在革命的戰鬥行列中成長。

他在教導隊學習了三個月。1939 年初被分配到新四軍第一支隊老一團政工隊當代理隊長。除打仗外，政工隊還演出一些宣傳抗日的節目。方徨還學習了舞台美術的工作。兩年緊張的戰爭生活剛過去，“皖南事變”發生了，國民黨以十倍於我之兵力向我進攻，方徨所在的老一團警衞部隊和軍部被敵人打散。他和幾個戰友潛藏在山上，彈盡糧絕，被敵人搜捕到了。當時，敵人把在“皖南事變”中俘獲的新四軍排以上的幹部五百六十多人關在上饒集中營裏，周圍用兩個團的兵力防守着。在集中營裏，敵人對新四軍的殘酷刑訊是駭人聽聞的。面對着皮鞭、老虎凳、鐵籠、犧牲，共產黨員毫無畏懼，堅定頑強地進行着鬥爭！方徨感受到，不單要在愛國的民族戰場上英勇戰鬥，而且要在敵人監獄的嚴酷鬥爭中，以真正的共產黨員為榜樣，和敵人鬥爭！他所在的第三中隊的秘密黨支部和方徨建立了聯繫。因方徨當 時不是黨員，所以黨支部授意有些事情由他出頭露面。例如，他作為伙食代表，與特務頭子貪污伙食費的行為進行了鬥爭。

1941 年7 月，特務為了向他們的上級請功領賞，表明他們“改造”共產黨員、新四軍有成績，別出心裁地在集中營成立了一個“更新劇團”。地下黨支部派方徨去參加劇團，擔任導演。要求他佔領劇團這個陣地，宣傳抗日，絕不演反共的戲。劇團演出的第一個戲是邵荃麟的《麒麟寨》，另一個戲是陽翰笙的《前夜》，都是宣傳抗日救國的。他們甚至改頭換面地把延安的一出秧歌劇《農村曲》，另換上一個劇名公開演出。這些戲給集中營中的同志們以很大鼓舞。當劇團到鉛山集中營去演出時，在秘密黨支部嚴密的佈置和掩護下，使賴少其和邵宇等同志逃出虎穴。之後，方徨與其他幾個同志在從排演場回住地的路上也逃出了集中營。在地下交通站的幫助下，他又回到新四軍。方徨輾轉到鹽阜地區，找到原來的軍部，並積極要求入黨。黨組織根據方徨在獄中的表現，吸收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3 年，方徨在部隊文工團擔任領導工作。1946 年初，新四軍北上到了山東，方徨為了搞文學創作，要求調離部隊，到了山東省文協。他上前方，下農村，寫出了一些報告文學、出版了一本詩集《紅日初升》。1948 年，濟南市解放，他到山東人民劇團任團長。1949 年10 月，他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並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搞編導工作，從此，進入了電影行列。1952 年，方徨參加了故事片《上饒集中營》的攝製，擔任副導演。在拍攝中，他傾注了全部心血，在銀幕上再現了當年“皖南事變”的情景和集中營裏革命者堅貞不屈的鬥爭。接着又同張客合作拍攝了《閩江桔子紅》。1953年，他被調到上海科教片廠，拍了三部片子，其中《水土保持》獲得文化部頒發的三等獎。1955 年，又被調入上海電影製片廠，獨立導演了《誰是兇手》、《兩個巡邏兵》、《不老松》等。1958 年底調往山東電影製片廠任副廠長兼導演，拍了《敢想敢幹的人》。1961 年調到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1964 年完成了故事片《逆風千里》。《逆風千里》

《逆風千里》劇照

是方徨與周萬誠聯合編劇，由方徨導演攝製的。影片以東北戰場為背景，反映我解放軍一支小分隊押解一批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俘虜在轉移到目的地的行程中，經歷了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天上有敵機搜索，地上有反動“地下軍”及國民黨軍隊的前堵、後追，特別是這批俘虜不甘失敗的命運，使出狡猾的伎倆——裝病、死賴、無理取鬧、逃跑、接應，千方百計地企圖脱逃，而我軍戰士由於年輕、沒有經驗，不免有些失誤。但這支年輕的小分隊靠着忠於黨、忠於人民的赤膽忠心，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複雜的鬥爭實踐中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終於使這批老奸巨猾的反動俘虜，在我人民戰士面前低頭認輸。這支小分隊迎着千里逆風，勝利地完成了任務。這部影片最大的特色是真實可信。沒有把敵人都寫成熊包，把我人民戰士寫成生來什麼都懂的神，而是在複雜艱苦的鬥爭中，揭露了敵人的狡猾及其不甘心失敗的反動本質；同時表現，了我人民戰士同敵鬥爭中的機智、勇敢。在人物塑造上，沒有臉譜化、概念化的感覺，正、反面人物形象都刻畫得較生動，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部影片的結構嚴謹，在藝術處理上也比較凝鍊、純熟，可以説是體現方徨導演藝術水平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沒有料到，正是這部影片，卻給方徨帶來了一場大災難。康生看了影片後，竟然説這部影片“動國民黨人之心，動共產黨人之憤 ”，並且還要追查編導人員的歷史等等。這樣，在全國立即展開了對這部影片的批判：“《逆風千里》是反革命影片”，“《逆風千里》為蔣匪復辟開道”，“《逆風千里》的片名是一個反動口號”，等等。批判文章鋪天蓋地而來。接着影片的編劇之一周萬誠被開除軍籍、黨籍，並遣送回鄉；方徨也以大毒草的炮製者被打進了“牛鬼蛇神”行列。以後又硬説方徨在上饒集中營叛變自首過，而被打為“叛徒”。粉碎“四人幫”後，方徨本人及其作品《逆風千里》才得到平反。為紀念那些在革命鬥爭中犧牲了的戰友，方徨根據自己經歷過的生活，以“皖南事變”上饒集中營為背景，又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説《菱荷豔》。現在，方徨雖已年過花甲，他還想再拍幾部影片，為電影事業作出貢獻。

《逆風千里》 （1963）(編劇/導演)

《敢想敢做的人》（1959）(導演)

《不老松》(1959)（導演）

《兩個巡邏兵》 (1958)（導演）《誰是兇手》 (1956)（導演）

《閩江桔子紅》（1955）(副導演/助理導演)

《上饒集中營》 (1951)（副導演）

《三毛流浪記》 (1949)（劇務）

科教片撰稿《水土保持》獲意大利威尼斯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