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教

太一道的創始人為蕭抱珍，河南汲縣人。《元史·釋老傳》稱："太一教者，始金元眷中(1138－1140)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名之曰太一教，蓋取元氣渾論，太極剖判，至理純一之義也！"。

太一教，以老子之學修身，以巫祝之術御世，因此，也以符籙濟人治病、祈禳呵禁，衞州的太一廣福萬壽宮內有"法水井"，人稱"太一泉"，據稱飲之可治病，太一教道士出家，嗣教需受法籙秘物，宮觀始稱庵。太一教師承較嚴，受籙的道士均須將姓改為蕭。太一教的祖師"素不為辭章，及升堂諭眾，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史載蕭士衝（三祖）卒後，送殯者數萬人。

金大定年間，太一教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於海，金貞祐元年、二年（1213、1214）元太祖二次攻打河北一帶，民謠稱："寒食節，絕人煙。"四祖蕭輔道見"城郭為墟，暴骨如莽，惻然哀之，"傾其所有，招斂"遺骸"，於城西北掘大坑三，堆埋成"丘"，"設醮祭，以妥厥靈"，人稱"堆金冢"，全城人均去祭奠，於是蕭輔道聲名大振，元世宗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入元后，太一道漸融入正一教派。

真大道教創始人劉德仁，滄州樂陵人，約於金皇統2年（1142）開始傳道，初名大道教，元憲宗時，賜名為"真大道教"。

《道園學古錄》稱"真大道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已"，劉德仁創立真大道教有"九戒"，“一曰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寧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 ，衣食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

由於"九戒"的規範，真大道教的許多人在動亂兇暴社會環境，都能“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使子孫不去做官，不巴結朝廷，高風亮節，為後世所稱頌，仍煉之術，不沿符籙，不化緣乞食，其宮觀始稱庵，墓稱塔，與佛教類似，真大道教起初流傳於河北，金盛時曾廣泛流傳於隴蜀、齊魯、江淮地區，元末逐漸衰落，可能融入全真教中。

全真教，也稱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創立。因創始人王重陽在山東寧海(今山東牟平)自題所居庵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稱全真道士而得名。該派汲取儒、釋部分思想，聲稱三教同流，主張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孝經》為主要經典，教人“孝謹純一”和“正心誠意﹐少思寡慾”。早期以個人隱居潛修為主，不尚符籙，不事黃白之術。

全真道認為清靜無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靜，才能返樸存真，識心見性。該派注重修煉“性命”，認為“性者神也，命者氣也”，“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主張修道者必須出家，並忍恥含垢，苦己利人，戒殺戒色，節飲食，少睡眠。

《金蓮正宗記》稱該教“以柔弱謙下為表，以清靜虛無為內，以九還七返為實，以千變萬化為權”。王重陽死後，其弟子馬鈺等七人分別在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繼續傳道，創遇仙、南無、隨山、龍門、嵛山、華山、清靜七派，但教旨和修煉方式，大致相似。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間，丘處機應詔赴西域大雪山謁見元太祖，受到禮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宮觀，全真道進入全盛時期。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宮來了一位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的道人，這便是全真教的丘處機。成吉思汗見到丘處機果真是仙風道骨，分外高興，特賜美食，設廬帳，優厚犒勞。

丘處機率18名弟子在萬里西行的過程中，向各族羣眾廣泛傳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國西部科布多時，丘處機將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觀，成立全真教的組織。丘處機不僅在精神層面宣揚全真之法，同時還身體力行的讓人們瞭解教義。他沿途廣施善事，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賜予自己的糧食熬粥施捨給饑民。丘處機所到之處，得到了各州縣和行省文武官員的迎送，受到了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

丘處機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帳內與他單獨長談，耶律楚材做記錄。耶律楚材的記錄，後被整理為《玄風慶會錄》一書。在談話的過程中，丘處機明知道成吉思汗急於瞭解長生之道，他卻沒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見蒙古軍西征造成的殘破景象，深感這與全真道的道旨極不相稱，丘處機答覆説：“修仙須修陰德，必須去暴止殺。您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後成功。”

成吉思汗又問治國之方，丘處機回答説：“要以敬天愛民為本。”丘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象，勸告成吉思汗應在蒙古汗國提倡孝道。丘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説：“只有統一中原地區並將之治理好，才能稱為大國。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須愛民，讓人民休養生息。”

丘處機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軍西征所過之地，屍橫遍野。所以，他曾作詩兩首，贈予成吉思汗。其一詩云：“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望太平。”他的詩意和情緒，為成吉思汗所察知，這對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決定班師，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為可知。

但丘處機坦率誠懇，循循善誘，對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觸動是可以肯定的。丘處機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高興地宣佈：“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的主張遍諭各地。特別是在後期，成吉思汗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對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裝反抗，成吉思汗改鎮壓為招安。這些變化與成吉思汗接受丘處機的勸告應當有一定關係。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處機辭行回國，指示文武百官，備齊美酒佳餚、珍奇鮮果，在城外數十里，夾道為之送行。誰知，兩人卻從此永別。但長春真人丘處機的逆耳忠言，卻時時迴盪在成吉思汗的耳邊。丘處機回到燕京，駐太極宮尊為“大宗師”，被人們稱之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門。

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3萬餘，並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針對宗教間的相互排斥爭鬥，丘處機主張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賜宮名為長春宮，且遣使慰問，詔書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這段淵源被後世的人們很是推崇，特別是對丘處機的評價，讚許極高。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鑑教授評價他説，“以宗教的社會安定功能而言，丘處機不僅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國宗教史上第一人”，體現了“仁愛無私、尊道貴德、包容通和、堅毅忠勇”的高尚品質。而在史學界是這樣對丘處機進行評價的：丘處機以超常的見識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動成吉思汗，止殺救民，積無量功德。

他不辭險阻，遠涉沙漠，追隨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線，歷時四年，經數十國，行萬有餘里，《元史》稱其：“蹀血戰場，避寇絕城，絕糧沙漠。”於公元一二二二年，到達邪迷思干城。再過鐵門關。才在雪山之陽，與成吉思汗見面。居住一年以後，他自北印度的邊境返國，成吉思汗派騎兵數千，護送他回燕京。改天長觀為長春宮。又敕修白雲觀，合而為一。並以萬歲山、太液池賜之，改名為萬安宮。

六朝時期，前秦苻堅為了迎接高僧鳩摩羅什東來，專為他發兵七萬征服龜茲國，才得到了羅什大師。後秦王姚興，而且又為了大師，於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滅了後涼，他才到了長安。在此以前，苻堅為了爭取道安法師，及習鑿齒等學者，也不惜用兵十萬，進攻襄陽，硬把他們俘去。歷史上為了一位學者大師，至於兵戎相劫，而且還因此攻城滅國，實在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為了爭取另一外國的學者大師到中國來傳法的舉動。至於唐代玄奘法師，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當時，單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險阻，遠到印度去留學十八年，聲名洋溢中外，功業長留人世，這也是一件永為世人崇拜的事實。

可是人們卻遺忘了當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時期，他遠自印度邊境，也為了一位學者道士，派兵東來中國，迎接丘長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長春的先見之明，他不辭艱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為得預先佈置，保持民族國家文化的傳統。這是多麼可歌可泣，而且含有無限悲憤的歷史往事!因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歷史學者們輕輕地一筆抹煞，無奈不可乎!

史書曾將蒙古軍隊的招安和丘處機“刀下救人”概括為“一言止殺”。“一言止殺”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統治者在人性化統治方面有了一些進步的認識，有助於恢復中原地區的經濟，緩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觀上為元朝統一中國做出了貢獻。

後來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期，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其餘的門人，分符領節，各據一方，執掌他的教化，也庇護了多少國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還加賜金印。當國家有難，受異族統治之下，一個新興的道教宗派，做了許多保存民族命脈的工作，追懷千古，實在應當稽首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