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讀書無用論

第一次出現在文革後期，以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為高潮，那些年“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語，不學ABC，照樣幹革命”，成為廣大青年的口頭禪，學校停課，學生停學，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成為批鬥的對象。以大老粗為時尚，越窮越光榮。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裏，知識成了一種罪惡，知識本身似乎的確無用，因為沒有使用的地方。但這種“讀書無用論”是一種至上而下所引發的思潮。在廣大的老百姓心中，知識依然是神聖的，不然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怎會有1160萬人湧進考場？在隨後的一些年內，高考和中考成為廣大社會底層百姓尤其是農村青年改變命運的唯一一條公平競爭之路，即使它是一根獨木橋。雖説如此，卻也不能掩飾其缺憾的一面。

第二次的“讀書無用論”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典型的口頭禪就是“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由於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許多沒有讀過多少書的，又沒有進入國營事業集體等等所謂單位的人，首先進入了個體户的行列，進而也成為大眾羨慕的先富起來的人，由於體制等原因，教授、醫生、教師、公務員、工程師等等，依然在單位拿着難得漲一下的固定工資。於是就泛起了“讀書無用論”，但這一次看起來依然是“知識無用”。但是，讀書至少可以充實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人的心靈，需知有人對精神享受的追求大於物質享受。因此其説法也不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第三次的“讀書無用論”即“新讀書無用論”，首先從農村出現，並且蔓延至全社會。過去靠高考改變命運的農村青年面臨無能為力的三大難題：一是高考的公平性已經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學費讓貧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樣的沉重；三是花費鉅額費用大學畢業後卻不能找到工作。這一次不再是知識無用，誰都明白知識有用，但在三大難題面前，雖然也明白考大學還是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最佳機會，但即使自己不願放棄，整年勞作于田間，收入微薄，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和保障的父母也要逼其放棄，在這種無奈之下，這些貧困的農村家庭就只有在改變命運的機會面前選擇投降。

新讀書無用論的出現對我國高等教育是一種極大的考驗。對我國的教育體制是一種諷刺，其社會影響程度十分深遠！

新讀書無用論的不是對知識本身的否定，而是對讀書所帶來的收益持否定態度，過高的高等教育支出與日益微弱的教育回報率矛盾十分突出。新讀書無用論的出現有社會、家庭、學校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導致的矛盾和問題

高等教育投入不足，一方面導致大學學費上漲幅度大大超過了大部分家庭的承受上限，另一方面導致教學資源緊張，影響大學人才培養質量。從而激發了兩對矛盾的產生，導致了大學無用論的抬頭。

1.高額的教育投資與大學生就業難之間的矛盾

2.大學培養的人才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

二、讀書的預期效益在降低

1.對知識改變命運的質疑

2.尋求改變命運的其他途徑的增多